程广云: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规范理论还是境况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2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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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摘要:规范论和境况论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存在“纠缠”,马克思主要是沿着唯物史观路径创立政治哲学的,即从唯物史观路径去破解普遍性、必然性难题,最终在《资本论》中创立了自己的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特征的新型政治哲学体系。马克思政治哲学坚持从事实和事实总和中引出价值规范,反对以价值规范来框架生活和生活世界,即基于唯物史观,而非某种规范政治理论。这一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和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

  

   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个争论是:马克思有没有政治哲学?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由肯定马克思拥有政治哲学而理所当然地将其理解为规范理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由质疑规范理论属于马克思而理所当然地否定其政治哲学。然而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两种观点共享一种“前见”:凡政治哲学都属于规范理论。诚然,即使支持者也会采纳反对者所提供的某种“证据”:马克思注重“事实性”、“经验性”和“实证性”,然而,只要论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一切都会与“规范性”相链接。

   由此,我们试图把《资本论》从被误读为规范理论的逻辑还原为唯物史观的逻辑。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不是正义概念,而是分工概念。

   一、政治哲学:从规范理论、境况理论到唯物史观

   政治哲学主要是一种由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构造的知识体系,旨在评判政治事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定义显然预设了规范理论的学科属性。但是,无论追溯价值判断及其标准形成和发展的根源,还是寻找检验价值判断及其标准的根本标准,都为境况理论预留了地盘。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两对基本概念——规范和境况、规范理论和境况理论。在提到“规范”(norm)时,需要注意两点:其一,规范是行为的准则,是应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行为的惯例,具有价值取向、价值导向。其二,规范是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纽带,是人类共同体共享的价值判断及其标准,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库恩将“范式”(paradigm)等同于“科学共同体”,我们同样可以将“规范”等同于一般人类共同体。相反,“境况”(condition)刻画的是与人类共同体相关联的事实和事实总和,但其所刻画的主要不在构成事实和事实总和的要素(内容)方面,而在联结事实和事实总和的结构(形式)方面。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形式结构比内容要素更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它是构成人类共同体的条件,是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我们所谓规范理论和境况理论的划分并不等于通常所谓规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以及元伦理学)的划分,无论规范还是境况,既不是在理论研究的主题上,也不是在理论应用的功能上,而是在逻辑推导的前提和程序上划分:规范理论是以规范为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境况理论是以境况为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规范的逻辑就是“应然”的逻辑,规范理论往往是以直言律令(“……应如何”,“……不应如何”)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典型的规范理论具有先验主义的特征。相反,境况的逻辑就是“实然”的逻辑,境况理论往往是以直言判断(“……是如何”,“……不是如何”)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典型的境况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

   我们承认规范主义是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境况主义,在政治哲学历史进程中,它始终存在着。如果说康德指出了境况主义的最大困难,就是它无法阐明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那么我们可以说,休谟指出了规范主义的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它无法阐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

   上述提供了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包括法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一般思想背景。马克思早年作为青年黑格尔左派的代表,无疑熏染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精神。但是,他同样受到了当时整个欧陆哲学传统和英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在近代英国思想传统和欧陆思想传统的张力中,马克思既不是从规范论路径,也不是从境况论路径,而是通过唯物史观破解普遍性、必然性难题,最终在《资本论》中创立了自己的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特征的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这里,首先,唯物史观在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之外引入了第三种——物质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物质生活条件的物质生产方式,以此奠基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而真正将政治哲学奠定在政治科学基础之上,这在政治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其次,唯物史观之所以不是境况论,是因为它所刻画的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不是任何抽象的人类生存境况,而是具体历史的社会生活条件,其普遍性、必然性与其具体性、历史性相统一;最后,唯物史观之所以不是规范论,是因为它不是由抽象的规范去阐明具体历史的条件,而是由具体历史的条件来阐明抽象的规范。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取决于改变其生产的条件和生活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从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作为规范理论的《资本论》的“正义论”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正义”是许多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每一体系均需考虑规范、境况两个基本方面,但却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或者境况在先,从生成正义的境况推导出正义规范,即具有“实然”逻辑的境况论路径;或者规范在先,从正义规范推导出适用正义的境况,即具有“应然”逻辑的规范论路径。柏拉图政治哲学在总体上是典型的规范论,他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渊薮,但他的正义论却是遵循境况论路径推导出来的。柏拉图从分工的现实性境况中论述等级的合理性。他认为,正义包括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对于国家来说,统治者、卫国者、第三阶层的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对于个人来说,理性、激情、欲望各就其位就是“正义”。关于正义的这样一种定义是要求人们按照各自本分行为,亦即在各自境况中实现自身。相反,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蕴含了境况论,但他的正义论却是遵循规范论路径推导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有两种意义:守法与平等。守法是总体意义上的正义;平等是具体意义上的正义,可分为分配的正义和交易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是几何比例的平等;交易的正义又包括:矫正的正义和回报的正义,前者是算术比例的,后者是几何比例的。正义又分为政治的正义与家室的正义。政治的正义(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家室的正义是类比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正义划分为诸多类型,是为了用一种简单的、抽象的规范去适应诸多复杂的、现实的境况,但就其由正义规范来衡量各种境况,判定各种行为正义与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却是一种规范论路径。在《正义论》中,“原初状态”(包括“无知之幕”)是罗尔斯虚拟和假定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前提,表明罗尔斯正义论也是一种境况论路径,而非规范论路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是否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乃是作为规范论的“正义论”?

   乍一看来,《资本论》以“资本”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为主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无多少政治哲学蕴含。不仅如此,马克思一生几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被称为政治哲学著作(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中既没有以某一政治制度,如“国家”、“法律”、“政府”等为主题的研究,也没有以某一政治观念,如“正义”、“自由”、“平等”等为主题的研究。或许有这方面的研究计划(如研究国家等),但是,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纯粹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还有几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学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两个政治哲学问题。关于平等,恩格斯驳斥了抽象平等观念,强调了平等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提出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特权,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本身。资产阶级要求的法律上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消灭等级制度;无产阶级要求的经济上的平等才是事实上的平等,消灭阶级制度。关于自由,恩格斯提出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根据这一认识的实践。相较而言,恩格斯的平等观具有充分政治哲学意味,而其自由观则主要属于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但是,正是从恩格斯的平等观中,人们得出一个政治哲学教条,认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以一种规范去批判另一种规范,以经济上的与事实上的自由、平等、正义去批判法律上的与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正义,换句话说,以“高位阶”的正义去批判“低位阶”的正义。他们将此教条强加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样就把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颠倒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

   否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规范政治理论,而是具体历史科学。因此只有马克思政治科学,没有马克思政治哲学。因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何谓正当?”)。这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考虑的问题。所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化,就会落入空想社会主义窠臼。也许“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能说明这一风险。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力图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作者特别关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为它的倡导者旨在运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马克思的洞见予以再阐述”,“换句话讲,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理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却换来了作为一种规范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为一种新趋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我们应该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修正”,但这并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只说明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自身特征,绝不可以混淆于其他政治哲学,绝不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割裂。我们所谓“唯物史观政治哲学”包括两点:第一,马克思政治哲学坚持从事实和事实总和中引出价值规范,反对以价值规范来框架生活和生活世界;第二,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具体历史科学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某种规范政治理论。

   通常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习惯做法是将其混同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传统的规范主义研究,将其混同于诸如正当和正义之类的问题研究。20 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一场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的讨论,长达三十多年。这场学术论战由艾伦·伍德发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挑起,塔克、克洛西、胡萨米、科亨、杰拉斯、罗尔斯、布坎南等均有回应。伍德、塔克、克洛西等人认为,“正义何以实现”对于《资本论》而言并不构成真实的理论问题,“正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是马克思厌恶的“道德说教”。胡萨米、科亨、杰拉斯、罗尔斯等人认为,马克思确实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资本论》是对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双方观点似乎暴露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正义悖论”: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另一方面消解“正义”本身。为了消除这一悖论,一些学者试图用“高位阶”与“低位阶”两种正义予以厘清。这种方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正义”观,从而为我们把《资本论》还原为“正义论”奠定基础,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类似“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在《资本论》中都有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曾系统地阐释过诸如“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政治哲学问题。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等。这里仿佛有一个旋转舞台:前半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或商品交换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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