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02 次 更新时间:2023-11-01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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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传播较广,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却与日本输入的理论存在重大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带有进化论和机械论色彩,以致形成“革命尚早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迫切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掌握辩证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克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突破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缺陷。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日唯物史观的比较,探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何克服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复杂状况,对于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形成的艰难过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 日本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各国社会、思想状况以及语言和传递条件影响,出现不同的扩散渠道和多种解释。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质以运用于本国实践,是各国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有日本、欧洲和俄国三条渠道。日本渠道出现较早,理论研究水平深厚,但缺乏与革命实践的结合;第二国际后期发生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出现分歧;唯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通过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和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的鉴别,最终选择了俄国革命理论。这种接受渠道的转换,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结果,也是早期社会主义者积极探索的结晶。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状况以找到革命路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必要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多自日本传入,日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较大,但两国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却出现重大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注重理论研究,缺乏革命实践,片面理解唯物史观,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然性有充分论证,但对于革命发生的物质条件却带有进化论、机械论色彩,以致形成“革命尚早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迫切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找到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

以往有关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偏重于积极影响方面,多采用简单的“传入—反响”模式,将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预先认定为准确完整。学界比较重视对其传播路径与文本译介的追踪,但缺乏内容上的比较,未能深究中国方面如何选择性地接受,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自身缺陷及其在中国被改造与突破的探讨更是付之阙如。本文通过对当时日中唯物史观的比较分析,探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何克服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的缺陷,丰富并发展辩证唯物论,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的复杂状况,这对于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形成的艰难过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一、 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

关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已有共识。日本大正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其核心就是唯物史观。河上肇认为,要说明马克思的思想,首先必须说明他的唯物史观,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底就是唯物史观。堺利彦也说,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是唯物史观的说明与应用。山川均提出,马克思的所有著述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在同一时期,李大钊也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如果“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施存统则说道,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根底,“撇开唯物史观,就不成其为马克斯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日本唯物史观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如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马可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唯物史观研究》《唯物史观问答——唯物史观与俄国革命》《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还有高畠素之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以及由日文版转译的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著《新史观:历史之经济的说明》、郭泰(Herman Gorter)著《唯物史观解说》等。这类译作数量庞大,有些篇章则被多次翻译刊载。

日本传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是阐明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然性,这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启发和鼓舞。河上肇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据,一个是其历史观,一个是其经济论。他根据其历史观发现社会前进的根本原因,由此观察经济状态并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的崩坏和社会主义的实现都是不可避免的。李大钊说道,马克思根据他的史观揭示了社会组织变化的原因并解剖现代社会,“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李达在《唯物史观解说》的“译者附言”中说,这本书说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依唯物史观所说,资本制度发达至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

日本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先进分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产生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受近代资产阶级理论影响,具有进化论、机械论色彩。日本明六社思想家们以启蒙思想所固有的合理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论为特色形成自然科学性的唯物论。加藤弘之所提倡的“进化主义”唯物论就主张宇宙是唯一自然的道理,物质和精神都受自然法所支配,由宇宙自然法的真正本体所产生的一切现象都会绝对自然、绝对因果、绝对机械地发生。永田广志即认为,这一思想带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观点。中江兆民的自然科学唯物论也是如此。他认为世界大势有进无退,是事物常理;进化就是由无形变有形,由不纯变纯粹。

日本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代表观点是经济唯物论。竹越三叉认为,人生来就是经济动物,正是由于人们生活的物质需求才产生了制度、法律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第一原因是经济。他们也从这个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中泽临川就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的宿命论,认为从资本社会向共产社会的转化是必然的。藤井元一认为唯物史观就是机械观因果观,山路爱山则提出马克思的史观是将达尔文生存竞争原理直接应用到人类社会。

带有进化论、机械论色彩的唯物史观对日本社会主义者影响极大。堺利彦等没有从唯物史观立场对藤井元一的观点进行批判。安部矶雄曾提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忽视精神因素,但这却受到山川均反击。船山信一指出,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从大正中期的唯物史观书籍看,还没有达到哲学的唯物论即唯物辩证法水平。永田广志指出,1877年以后兴起的“进化论思想”是堺利彦“平民社”时代唯物论的源头之一。堺利彦深受日本资产阶级唯物论传统影响,在唯物论哲学方面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宇宙观和进化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观上则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但是在堺利彦的唯物史观基础中缺乏辩证法。堺利彦在道德论上受考茨基的影响,陷入若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向。他忘记了“动物的本能”不是社会的、历史的,而“社会的本能”例如阶级本能则属于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因而抹杀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别。他虽然承认“社会本能活动”的历史变化原因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但又认为“社会本能”的本质与食色本能相同,是不变的、一般的、自然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前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明显存在以下三方面缺陷。

(一)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史观

带有进化论的唯物史观就是片面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物质自然进化过程,否认或轻视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作用。日本理论家把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混同起来,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宿命的,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会自然崩坏。高畠素之主张近世一切思想的核心就是进化论,并提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将社会现象和人类现象的发展都从自然物质的变化上进行观察,支配物质世界的永远法则也支配着人类社会活动。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说,革命是天定的,不是由人的力量所决定的,即使反对也不可避免,只能期待其顺利、和平地成功。社会主义者田添铁二说到,现在的资本家制度是社会进化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自然活动相同,社会问题的根本是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进化。田添铁二没有看到阶级对立与革命,因而是一种无视革命主体的进化论,他把革命理解为“社会生活中所有势力的综合进化”。

河上肇曾提出,科学的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因果的世界和宿命的世界。虽然后来有变化,但他一直喜用鸡雏自然孵化来比喻社会变革过程。河上肇说,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内生产力逐步发展,出现社会变革,正如鸡雏在鸡蛋内不断成长一样,当成长到一定阶段后,蛋壳成为障碍时就破壳而出。当鸡雏在蛋壳内还有成长余地时,不会从内部破坏也不能以外力人为破壳。对于人的意志,河上肇也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发现了历史必然论就拱手等待,而是热心奔走于社会运动。但他又说,这种奔走就像母亲要生产时,不会因为婴儿要出生而束手等待,而应进行出产前的准备。河上肇虽然注意到人们行动的必要,但他以社会发展的自然成熟为绝对前提,在成熟之前只能等待,将社会革命活动仅仅理解为是“产前准备”。这就大大贬低了革命活动的关键作用。

日本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人否定宿命论,却仍将社会运动的作用限定在顺应必然的层次。堺利彦主张唯物史观论者要为理想努力,但又说这只是顺应必然趋势,即根据智力的进步对于自然而来的必然做出可能范围之内的事。堺利彦强调,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为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必定要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冲突带来的惨祸,尽早沐浴到真正的文明。他曾对唯物史观要领进行如下解说,即社会革命在某个时期是必然发生的。因为是必然发生的,无论出现怎样的英雄豪杰,他也不能任意发起革命。这种过于强调必然性而忽视人的能动作用的观点,永田广志指出,从堺利彦的唯物史观可以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素,其唯物史观中缺乏辩证法唯物论,他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看法只停留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翻译与介绍,对于在《资本论》中已经具体化的唯物史观几乎没有进行研究,这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停滞于低水准的一个标志。山川均在早年翻译的文章中说道,社会的进化是被动的、自然的,是在无意识间进行,人类历史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所支配。山川均曾应中国《新青年》杂志约稿发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虽然提到人类进化的枢纽是阶级斗争,但又强调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虽然说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自动的要素”,却没有对如何开展阶级斗争加以论述,依然把经济发展视为根本原因。

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强调历史发展的自然顺序,否认跳跃。福田德三把革命的意义理解为在社会固定发展顺序内只能决定时间的长短。他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人类一切事业的发达变迁,均以经济为原因,而经济之发达是有一定顺序的,不能一步跳跃。至于按顺序发展所经历的时间则不尽一致,所以顺序不能变而时间则可斟酌。山川均认为社会变革只是一种进化过程的“简化”。他指出,生物学认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是从单细胞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而来,但人类的胎儿只要10个月就出生,这就是进化过程的简化。社会进化的法则是普遍的,但是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相同。福田德三和山川均都否定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借鉴与阶段性跳跃,把革命限定在固定的顺序之内。由于他们固执于顺从社会自然发展并否定跳跃,因而对待革命运动都持一种被动等待的消极姿态。

(二)机械唯物主义史观

机械唯物主义史观就是看不到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只关注革命发生的物质条件,无视人的主观努力。日本社会主义者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作为唯一经典公式。他们片面强调生产力因素,无视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因素,把社会发展只视为物质的机械过程,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掌握。堺利彦所翻译的潘涅库克《社会主义和进化论》一书中说,马克思学说明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机械作用,由此证明历史绝不是不规则和无秩序的现象。社会主义绝不是正义和道德的要求。山川均曾引用河上肇的观点,认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法则就是全部以机械的个人为前提。由机械个人构成的社会与其他机械物质相同,其活动都有规律。机械的个人间关系,不论在什么种类以及在什么范围内相互影响,都能以数学的正确方式表达出来。山川均虽然批评宿命论无视人的作用,但他最终还是把人类能动性的产生归结于社会环境,要等待劳动阶级的壮大,认为日本无产阶级行动意志的出现还在将来,还需要社会的进化。限定了意志的能动作用。山川均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并不放弃社会进化要素中人的精神和意志活动,但人们的精神现象也被要求应与其他自然现象平等,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将精神作用视为物质现象,无视精神的反作用。山川均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强调资本主义“终必按着机械的历程崩坏”。认为这个“唯物的历程”首先仅有少数无产阶级感觉到,只有通过建立无产阶级独裁才能使大多数无产阶级在心理上得到解放。他把普及唯物史观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上,忽视其前提即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发动,因而其“行动的社会主义”依然缺乏主动性。

对于日本社会主义者机械唯物主义史观,还可以从佐野学转向之后的著作中看到。曾担任日共(第二次共产党)委员长的佐野学转向之后,撰写了《唯物史观批判》一书,显示出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佐野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将一切社会现象用经济来规定。马克思的必然论本质上包含有机械论,认为一切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决定历史的经济因素是盲目的、自我作用的,用自然物理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这虽然是一个背叛者的说法,但是也能看出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一般认识。

经济史观是机械唯物主义史观的核心内容。河上肇最早接触的唯物史观其实就是经济史观。1905年他翻译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著作,由此接受了以下观点,即社会组织的变动决定了社会阶级关系及其社会生活的所有状态,而社会组织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塞利格曼用经济现象解释一切,他将自古以来战争发生的原因都归于经济关系。河上肇深受塞利格曼的影响,他说到,经济上的欲望是人类欲望中最主要的之一,人们获取财物的手段就叫做经济行为。三田刚史指出,河上肇接受塞利格曼的新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实体左右伦理观念,他通过对东洋思想中的“衣食足则知荣辱”和“无恒产则无恒心”来理解唯物史观。其后他虽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他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把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将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于经济活动,这种脱离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导致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械因果论,完全否定人的精神作用,进而否定革命的突变性质。河上肇主张,人们只能解决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暴力和革命的实现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所谓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激烈的变革。革命也可能是缓慢实现。如果抵触革命两字,把革命叫做维新也可以。

机械唯物主义史观与朴素唯物主义相关。朴素唯物主义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看作是物质的一部分,把人的心理活动视为物质活动,无视精神的独立作用。山川均深受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影响。狄慈根认为物质是成为人类思维材料的所有存在物,人们的思维和想象也包含在其中,人类内心以外一切宇宙的事物都密切关联,人们的内心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山川均主张,人们精神上的产物都受到外界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的内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心与其之外的所有一切在宇宙之间都处于平等地位。1924年山川均翻译了狄慈根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一书,山川均在译著的前言中说,这部书是被资产阶级大学的哲学史抹杀的一个劳动者的成果,必定会对培养日本无产阶级的思想基础产生重大贡献。但是,山川均没有发现狄慈根在书中为了强调自然的普遍性,将人们的心也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书中认为观念、绝对、自然、物质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人们感官的作用,甚至人们的智力也不是神秘的存在物,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仅人们所接触的是“物”,甚至知觉也不例外,全部是“物”。这个唯一的绝对的东西就是“物”,所以“物就是其本身”。这就完全否定了意识的独立作用。山川均的这种认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接触到列宁的论述后才发生改变。堺利彦也引用狄慈根用脑髓性质来解释精神的观点。河上肇说到,悲哀并不是心的活动,实际上是眼睛、肌肉、神经组织和脑细胞的变化。内心的变化只是对物质变化的反映,如果说这是物质符号的话,内心活动是不存在的。他由此主张唯物史观也是如此,人类虽有意识,但要无视它,如果不将其视为物质我们就不能认识社会现象的变动法则,唯物史观只见物质,不看内心。

日本社会主义者机械唯物主义的史观导致了他们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忽视精神作用及政治斗争。三谷太一郎指出,明治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首先是经济组织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只是条件,不是内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幸德秋水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区别于“政治革命”的“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堺利彦则称之是“经济界的大改革”。由于将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区别开来导致了日本社会主义者轻视政治革命,缺乏斗争精神。

(三)“革命尚早论”

“革命尚早论”就是拘泥于革命发生的物质条件,认为在物质条件不成熟时如果急于革命就会导致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基于带有进化论机械论色彩的唯物史观而产生的消极理论。河上肇反复强调要避免早熟性革命,他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时机尚早的革命必然失败。由此他对于十月革命持观望态度,轻视其历史意义。他说到,我不知道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属于时机尚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重要而且困难的部分是经济革命,可是经济革命需要时间。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俄罗斯实现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河上肇主张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无视这种物质条件的精神主义是错误的。

不只是河上肇,日本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都表示怀疑甚至反对。堺利彦认为,在旧社会中如果产生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尚没有孵化好,新社会就绝对不会产生。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但革命最早发生。对此虽有各种批评和解释,这里暂时不论。但是,“人们一般应该只提出能解决的问题”。山川均因人民战线事件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手记”说,布尔什维克政权要维持十分困难,为了维持不是基于国民多数同意而靠奇袭方法夺取的政权是很困难的,他“痛感”为了勉强维持这个政权而带来的惨祸。山川均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曾一时激动予以赞扬,但后来却转为批评。

对于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日本许多人或是认为时机尚早,或是主张还要准备,缺乏紧迫感。福田德三主张革命为时尚早,资本主义仍需发展。堺利彦虽然提出在日本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但就一般原理来说,他也同意如下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不发达,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缺乏迫切性。山川均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尚有发展活力,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就是帮助资本主义发展使其顺利进入下一阶段。堺利彦和山川均在内心都认为日共成立还为时尚早,对发动革命缺乏信心。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才发生转变。1925年日共理论家福本和夫批评河上肇的唯物史观,指出河上肇以往的理论是非辩证法的,将革命与进化对立起来。河上肇由此开始清算自己的观点。1926年,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在日本翻译出版并产生影响。布哈林对于无视人的主观意志,单纯用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的观点进行批评。日本社会主义者受到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的影响后,其唯物史观才进入到辩证法唯物论阶段。河上肇晚年回顾说,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才真正弄懂了《资本论》,由此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加入到无产者运动实践。值得一提的是,河上肇虽然曾主张革命尚早论,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坚定不移。1934年,已经转向的佐野学到狱中力劝河上肇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但河上不为所动。他说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学问研究的结果,无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盛衰如何,但确信其百年后胜利。日本社会主义者信仰坚定却又缺乏行动,这就造成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虽出现很早却长期停滞不前。

带有进化论、机械论色彩的唯物史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革命实践。山川均承认,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出发,而是从社会理想和革命观念出发。极少数的社会主义者与一般市民相脱离。荒畑寒村也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与大众脱离。三木清则批评道,当时日本唯物论都是片面的,始终限于意识形态范围之内,没能掌握唯物主义的本质,也未能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二、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日本唯物史观的纠正与突破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日本唯物史观的重要纠正并不是直接针对日本社会主义者,双方几乎没有交锋,而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批判罗素和研究系的社会主义论战中辨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涵义,纠正了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从罗素来华演讲到其后张东荪、梁启超发表言论,他们都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主张首先应该发展实业、普及教育;防止阶级斗争激化,力主阶级调和,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受罗素和研究系错误观点影响,加上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造成当时人们对于中国该不该搞、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出现混乱。在对罗素和研究系观点批判时,日本的唯物史观中非但不能找出反驳的理论,其“革命尚早论”反而会为对方提供论据。经过这场论战,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他们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发挥能动作用,掌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主张革命越早越好。

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结局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两国社会主义者在唯物史观上的重大差异密不可分,这决定了两者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当时中国就有人对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消极被动姿态予以批评,认为堺利彦“无热力”。强调“主义家”能反抗社会,全要靠“热力”的作用。说堺利彦虽有正确的见解,但没有飞跃的精神、前进的勇气。郭沫若批评河上肇说,他因为生在日本的关系,对于剧烈的共产革命终取一种怀疑态度。

(一)否定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史观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根据中国当时阶级压迫沉重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现状,意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在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绝不能消极等待经济的自然进化,而是应努力行动,开展阶级斗争。这就纠正了日本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史观的缺陷。

李大钊在论证革命必然性的同时就特别强调了行动的必要性。他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力创造出来的,现在要赶快联合起来。在论证革命的必然性时,李大钊虽然引用了河上肇以雏鸡孵化比喻生产力作用的说法,但他却否定了给历史唯物论加上定命色彩的论调,批评欧洲社会党因为信了定命说,什么活动也没有。他强调:“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批评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据朱务善回忆,在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辩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时,李大钊在结论中引用了河上肇关于雏鸡孵化的例子,指出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但他同时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这与当时的日本唯物史观明显不同。

针对罗素和研究系等反对阶级斗争的说法,陈独秀等人强调人应该掌握历史法则改造社会,开展阶级斗争。陈独秀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他指出,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若把唯物史观看做是一种呆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陈独秀说到,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共产党宣言》的精髓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根本改变社会,这给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极大启示。蔡和森致信陈独秀说,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俄国革命的公式就是: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二)否定机械唯物主义史观

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关键。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对辩证法的认识,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部分参与者也主张只能等待经济发展,无视精神的作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则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落后、阶级势力薄弱的状况下要革命就离不开精神的力量,他们特别强调人的努力,主张阶级意志与决战勇气是爆发革命的必要条件。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辩证地认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李达认为,若说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精神的力量体现为革命者的努力,历史的必然与人的努力相辅相成,革命始能成功。李大钊指出,改造人们的恶习“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他在与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的提案中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作了辩证说明:受外国资本压迫,中国人精神与道德上缺乏振作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非物质的改善不可,而改善物质的唯一方法就是政治斗争,这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施存统也提到,社会革命一半是“经济的必然”,一半还靠着“人类的努力”,“所以马克斯一面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一面又极力主张革命”。李达则提出:“物质的条件与个人之努力二者皆社会变革之要件也。”

要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进行“人类的努力”,就是走俄国革命道路。施存统认为,要使劳动者有强固的团结,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使资本主义发达;一条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政府。前一条路是缓进的路,就是英国劳动者所走的路;后一条路是急进的路,就是俄国劳动者所走的路。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更落后的状况下就必须更加努力。现在的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类的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类的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

要革命就离不开阶级意志与决战勇气。李达认为,无产阶级要举行政治革命需要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但是生产力发展“余地”之有无,却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测量出的。这完全要看那社会的环境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战斗勇气怎样才能决定。俄国共产党借无产阶级巩固的组织和决战的勇气在战争混乱状态下建立起劳农专政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爆发的时机,完全由社会环境和阶级组织与决战勇气决定。

(三)否定“革命尚早论”

继社会主义论战之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孤军》杂志为阵地就中国经济状况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又开展了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较社会主义论战更加专业和深入,这既是社会主义论战的新发展,也是其后关于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的先声。在这场讨论中以河上肇理论为依据的“革命尚早论”受到直接批判,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彻底纠正了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

国内主张“革命尚早论”的孤军派人士中,许多人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有的就是河上肇的学生。他们认为中国产业幼稚,尚不能搞社会主义。如郭心崧引用河上肇的雏鸡孵化比喻,强调如果雏鸡还有发展余地时卵壳不会破裂也不可人为地从外面打破。他主张中国内则产业还未发达,外则在资本主义各国注视之下,欲蔑视环境,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非但成功之可能性很少,恐怕反会阻害产业上之发展。他还说,依河上肇的意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无产者政治革命,在于预察资本主义不久要崩坏,不能再有发展余地的时候,方得是认。照马克思进化论立场,社会主义革命目前在中国当属尚早。灵光也主张,社会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所要解决的只是我们所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孤军派的观点,郭沫若首先指出其“革命尚早论”来源于河上肇。在他看来,“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不见得一定要招致生产力之减退,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也不见得仅限于政治,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也不见得一定有甚么危险”。他明确认为,“我是相信在产业未进步,物质条件未具足的国度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政治革命愈早愈好”,俄罗斯是一个绝好的例子。郭沫若批评河上肇的观点论证太薄弱,结论又来得太仓卒。因为“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方策之完备与否。一种社会制度成为该社会中生产力桎梏的时候,即使听其自然(其实这完全是假定),也要产生出更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我们已经发见了这种社会因果律,我们人类难道真是自然的死物,不能采用何种手段来使旧社会早早发展到尽头,使新社会早早产生吗?河上肇把共产革命解释为定要以资本主义之行将破产为前提,恐怕有失马克斯的本意罢”?

孤军派除了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状况认识也有误。王学文虽然是河上肇的学生,但他在讨论中指出,现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误解,以为这个理论仅适用于经济组织,其实唯物史观为人类社会与历史之物质的说明非一部特殊历史而言。他批评一些学者把社会革命之基础“唯为物质的基础”,而社会组织之内,人与物二者之间,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今学者乃谓社会组织可不待人力,而自可崩坏,此实误会之至也。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非仅毫无矛盾,且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相辅,而后始成社会革命。王学文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旧封建经济移向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时代,既受到政治的武力势力压抑,也存在阶级对立,如不解决唯有招致民族之衰亡,提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恽代英则强调,革命需要激情,“革命固然有早熟的毛病,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那些主张首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恽代英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明了现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然而一些笨牛般的“学者”,永远不会了解这种意思。他们鼠眼寸光,单单看见中国,而且他们以为中国是与全世界没有一点关系的地方,看不见帝国主义在中国加于旧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河上肇按照其“革命尚早论”对俄国革命持慎重态度,因此在介绍俄国状况时多有保留。郭沫若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努力寻找其他资料以补充介绍俄国真实情况。他从何公敢处借到Soviet Russia杂志,发现河上肇在书中有意删节,便加以补充。郭沫若指出,有人以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由此“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他批评说,“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在落后国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可以更快地发展经济,十月革命和新经济政策对中国共产主义者是一个重大启示和鼓舞。郭沫若通过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在坚定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同时,也指出河上肇著作的缺陷,即河上肇“只强调着社会变革底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

其实“革命尚早论”来源于“经济决定论”。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曾将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把经济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德国一些青年理论家也曾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这些都受到恩格斯批评。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克服了第二国际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错误。

三、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丰富发展

罗素和研究系否定中国开展社会革命的必要。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革命道路的认识也存在错误,认为中国发展落后,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在遥远的将来。堺利彦在1915—1916年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破坏封建制度、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今后还要经过几次小革命、小骚乱,才能成为资本家制度的近代国家,然后才开始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所以革命党的任务不外是确立近代产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真正革命是在那以后的事情,目前这种状态将持续下去。他按照历史发展一般顺序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看得十分渺茫。三谷太一郎指出,堺利彦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为了近代产业制度的确立和资本化,这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因而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看没有与其接近的必要。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族运动几乎没有关心。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国际的“经济运动”才能成功,因而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及其相连的民族运动漠不关心。中国共产主义者则是以尽快解救中国危局为己任,在实践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找到中国革命道路,由此不但突破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局限,也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一)不必再走错路——历史发展的跳跃

不论是中国的研究系还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社会发展史上都固守一般顺序,否认跳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对各个国家、民族整体发展过程的抽象概括,具体到某个国家、民族的进程则各有其特殊之处。人们通过对社会发展整体经验的总结,趋利避害,自觉选择出合理道路,因而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可以出现跳跃式发展。当然这种跳跃并不是凭空出现,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面临世界资本的输入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发现这个事实,开始思考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他们发现中国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但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恶果在中国重演,还可以依靠新政权更好地发展经济。

由于看到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社会问题,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提出要吸取教训,主动加以避免。李汉俊认为,一切人类进化过程都是一条线,其经过的情形没有两样。如果外国是因这些问题得了幸福,我们就努力学习效仿,如果外国是因这些问题受过困苦,我们就要设法避免。人类进化不一定非正规的不可,人类意志不一定要身历其境才会发生,因一部分人的经验,也一样能够发生的。我们因先进各国人民的教训,也就应该晓得要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产业。

要根本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中国就应实行跳跃式发展,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周恩来提出,共产主义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我们不能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他们基于世界趋势和中国状况提出不再走资本主义错路,直接向社会主义跳跃,当然这种跳跃并不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而是指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再依靠这个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更快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当时早期社会主义者有一种乘资本主义尚未发达而可以更容易发动革命和尽量减少损害的想法。陈独秀提出,资本主义在欧美日本发达的同时却把其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幸而我们中国资本制度还未发达,“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李达提出,中国社会运动者要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现在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向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这时他们关于社会革命的想法是就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革命的一般经验而言,但在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更加野蛮,斗争更加残酷则是他们当时还没有料想到的。

列宁对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跳跃有过精辟论述。十月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认为在落后国家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原理,伯恩斯坦指责布尔什维克“冒险”。列宁则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认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也面临同样问题并给出正确答案,这就是他们选择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背景。

(二)用社会主义方法振兴实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罗素和研究系主张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实业,借用外国资本,采用资本主义方法。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后认为,要发展实业,资本主义方法行不通,只有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在新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更为合理也更加有效。

李大钊反对要实行社会主义就应先发展实业的观点。他指出,因为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中国一般平民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在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由于世界资本侵入中国,中国民族资本弱小,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再加上国家动乱,政府不能保护本国实业,资本主义亦行不通。李达指出,由于中国产业幼稚加上外国政治、经济压迫,“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周恩来则论述了用资本主义方法会带来的恶果:以今日中国的情势,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买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外国资本家。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明确主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具优越性,特别是鉴于俄国革命后发展经济的成就,他们愈加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李大钊指出,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他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世界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施存统指出,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底好处,共产主义生产方法中都包含有;所不同的,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着的种种矛盾、冲突除去罢了。他们十分关注俄国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恽代英认为,列宁本是认定了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能进于最低度的共产主义的。所以新经济政策为必要。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主张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他们掌握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先进生产关系也可以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以政治支配经济——上层建筑革命的必要

研究系主张建立绅商阶级政权以发展资本主义,否定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罗素来华大力宣讲改良主义的教育万能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要根本改变中国现状首先就要夺取政权,中国的问题无法在枝节上改良,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彻底改革教育、发展经济。

针对教育万能论,毛泽东反问,共产党非取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他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陈潭秋则断言,“在私有制度底经济组织之下,教育是决不能普及的,义务教育是决不能实施的”。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受俄国革命启发,意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施存统认为,要救现在中国,除了用“政治支配经济策”外,当然没有第二条办法。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的权力。在中国夺取政权后实行劳农政治,产业独裁,就非常重要。所以要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总非借助政治的权力用很快的速力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周恩来提出,“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所以要先实行共产革命。

实行用政治支配经济,就是辩证地认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施存统说,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比方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组织起了变化,社会组织也就要随之而起变化。我们因此就可以知道:要改变社会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组织。“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对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以发展经济组织。李达认为,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之前提,又为社会革命必经之途径,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苟不先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组织,社会革命必无由实现。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已经初步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李汉俊提到,我们所说要中国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是在制度上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意思。经过制度改造,使中国能够向社会主义急速进化。他认为,社会发展,有时可以等实质的基础进化了,自然促进表面制度的变革来与之适应(顺的变革);亦可以先把制度变更了,来促进经济条件底进化与之适应(逆的改革)。施存统说,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做资本主义所未了的事,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根据中国实情把夺取政权当作革命的首要任务,以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经济。当然他们那时所设想的夺取政权方法还是十月革命方式,尚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夺取政权需要经过长期艰难的武装斗争。

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离不开上层建筑的变革与保护。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的变革亦可为新经济基础的产生与发展开辟道路。这就掌握了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结 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虽然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大量传入,但是两国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却出现重大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者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物质自然进化过程,否认或轻视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关键作用;看不到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拘泥于革命发生的物质条件并无视人的主观努力;认为在物质条件不成熟时如果急于革命就会导致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他们虽然理论研究深厚,但却长期没有摆脱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影响,没有彻底区分出辩证唯物史观与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的不同。从其观点中也可以看出受到第二国际后期理论影响。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主张开展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重视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类的努力;认为应进行社会革命并且越早越好。他们提出历史阶段可以跳跃式发展、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只有经过上层建筑革命才能保证经济基础,掌握社会进化与阶级斗争、物质与精神、革命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打下科学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日中两国唯物史观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革命实践。日本社会主义者虽然有深厚理论基础但缺乏革命实践,虽然看到社会主义出现的必然性,但拘泥于客观条件并未积极行动。日本社会主义者把经济落后视为开展革命的不利因素,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却将其作为迫切发动革命的理由。他们面临的国家民族危局,即“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以急迫的心情将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投身革命实践,由此纠正了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陈独秀提出要学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精神与实际活动精神,主张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施存统则主张,在中国宣传社会革命比日本更难,主要不能用笔,而是要用“口”,要活动。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斗争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后来指出,机械唯物论等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就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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