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森:战争环境下的人与野生动物——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1-07-27 20:59:45

进入专题: 华北根据地   除兽害   生态危机   人与野生动物  

程森  

   摘要:

   1937—1949年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环境作用下,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表现之一即为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和庄稼,被民众视为一种天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除害兽运动。该运动在当时被认为不仅保护了人畜安全、减少了农业损失,还增加了农民收入,间接支持了战争,从而被持续性地执行下去,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化行为。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生态危机双重压力作用下,人们注重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和危害应对,而无法产生保护思想。华北根据地时期人对野生动物的这种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关键词:华北根据地;除兽害;生态危机;人与野生动物;

  

   华北地区除平原之外,在山东、河北、山西境内均有山地分布。尽管自明清以来,民众生产、生活导致植被大量减少,但是农耕区之外的边缘地带仍然分布着一些林地、草地,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不过,自全面抗战以来,在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等影响下,华北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境内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生命和农业生产,成为各大根据地的“天灾”。

   华北根据地时期是中共走向成熟、成功的关键时期,其多种政策、制度乃至思想形成甚至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而这些政策、制度、思想的形成大部分又是在各根据地自然—人文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以往根据地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层面,根据地时期的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明显不足,缺乏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生态要素与根据地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相互作用的书写内容1。本文从环境史角度考察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内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及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与应对,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共华北根据地史和环境史的研究2。

   一、兽害——生态危机下的野生动物活动

   华北根据地主要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根据地。四大根据地内东有鲁中山地、西有太行山脉、太岳山脉和吕梁山脉,北有燕山山脉,南有华北平原,气候上从湿润区伸展至半干旱区,跨越暖温带和温带。植被区划上属于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草原区,主要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和草原。森林有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天然森林残存于境内主要高山之中,余为次生植被为主。草原有森林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其余地带则为大范围的农田生境。农田与林地、草地相间分布形成多种生态交错带,从而为各类“边缘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3。

   在这一区域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山区主要有熊、豹、野猪、狼、豹猫、松鼠、鹿、麝、貂等山林兽类,平原地区有狐狸、獾、黄鼬、兔等,以及各种啮齿类动物,此外山地和平原都有各种飞禽。动物分布与各种自然要素——地貌、气候、植被、水文、土壤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尤以植被为重要。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条件,又是动物直接或间接的食料。华北根据地各大山地保存的植被为野生动物生存提供了条件,平原地区的河湖、堤坝也能为少数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环境,例如“獾、狐、狸等,爱在河堤上筑窝”4。当食物丰富,种群规模不大、生境较好的状态下,野生动物主要在其栖息地内自由活动,一般对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反之,则不断出入农耕区,影响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安全。遗憾的是,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灾荒不断,战争连年,在此背景下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又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些因素最终造成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啃食庄稼,咬死、咬伤人畜,成为各根据地民众需要面对的一种天灾。

   (一)华北根据地的灾荒与生态危机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除了应对战争危机外,还要面对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共同作用下的生态危机。一方面,生态环境退化,自然灾害频发且烈度大。李明珠认为,古代的华北地区由于有大量的河流、湖泊,灌溉水源十分丰富,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专项工程的建设,这个广阔地域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人类最早持续定居的地区之一,华北很可能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环境退化过程5。另一方面,为支持战争、维持生产,各大根据地通过开荒、生产,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同时也加剧了自然植被的破坏。

   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旱灾、水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再加日军蹂躏,可谓祸不单行。在晋冀鲁豫边区,1939年冀南发生大水灾,1942年秋至1943年又发生大旱灾。1944、1945年全边区又爆发大蝗灾。晋察冀边区,1939年遭遇大水灾,全区17万顷田亩被毁。1942年冀西大旱,受灾三十九个县,灾民18万。1943年完县、曲阳连旱。1944年滹沱河、永定河下游发生水灾,灾民140万,同时46个县发生蝗灾。1945年,晋察冀边区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并发,冀东100万亩土地没有收成,灾民50万,阜平全县10万人口,灾民达2.3万6。再看山东根据地。1942年入夏不久,鲁南区和泰山区因“天气亢旱,禾苗枯槁,几濒于死,且旱区广阔,救济困难,敌人抢粮又极凶残,因之粮价飞涨,人心不安。”71943年夏秋时,清河区也因没有降水而普遍歉收,1943年冬天和1944年春天延续的干旱,使得麦苗枯萎,麦收很不如意,敌占区的难民又蜂拥而来,到处蔓延着令人焦灼的荒情。1945年,山东根据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干热逼人。胶东地区的东海区入春以来连续半年滴雨未下,北海区的沿海地区几乎颗粒无收,其他地区的麦收也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8。所谓“八年抗战,四年灾荒”正是抗战期间华北各大根据地灾情的真实写照。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自然灾害仍然未曾远离华北根据地。1947—1948年春,晋绥边区发生了数十年未有的旱灾。旱荒等导致拥有190余万人口的晋绥边区普遍歉收,更造成数十年来未有的灾荒9。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由于1947年春“普遍天旱及一年中间在某些地区雹、水、虫、风、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再加上蒋、阎匪军对我豫北、白晋、正太沿线长期劫夺烧杀的敌灾”,1948年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灾荒。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其中最严重的达30万人。30余万之灾民普遍出卖衣、物、牲口、农具,他们吃草根树皮,甚至吃死猫肉、观音土充饥,逃荒乞讨。边(区)游(击)地区的土地荒芜,1947年约计在25%~50%以上10。1948年以来,华北解放区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瘟疫、兽害不断发生,全区秋收萎缩严重:“冀南六成,冀鲁豫六成,冀中六成至七成,北岳、太岳各七成,太行估计约在五成至六成,全年华北区平均六成半年景。”111949年春,华北解放区灾民达两百万以上12。

   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战争环境有关。

   华北根据地虽地处我国中东部季风区,但其全年降水集中在夏季且年际、月际变率大,受到来自极端干旱事件的影响更为剧烈。华北地区相对偏干的时期,北方地区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概率普遍偏高,反之则偏低。东亚夏季风偏弱的时期,极端干旱事件多发13。研究表明,1911—195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明显的少雨期。1915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发生了一次由多雨向少雨的突变。1916—1945年降水明显偏少14。因此,在这样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华北根据地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虫、雹各类灾害不断发生,尤以旱灾发生频率高,危害范围大。

   连年战争也给华北根据地的农耕区带来极大破坏,各地“兵灾”严重。全面抗战期间,晋冀鲁豫根据地一直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寇更是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到1942年间,敌人对根据地的大小扫荡达540多次。千人至万人的扫荡有132次,万人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15。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和1943年,日军对北岳区的两次秋季“扫荡”,即屠杀边区军民1.1万余人,抓走劳工2万余人,烧毁民房近30万间,庄稼5万余亩,抢走粮食10万石,棉花1.2万多斤,牲畜家畜20多万头,毁坏农具数十万件,使军民罹病者10万余人16。残酷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根据地的广大农村“从平原到山地,没有不被摧毁的村庄,没有不被抢掠的村庄”17。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几被摧毁殆尽,有生力量锐减,元气大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就使连年的灾荒越发严重,情况异常恶劣18。

   战争环境下的人为因素同样加剧、促成了灾害的发生。1942年大旱之后,冀南地区又复洪涝,“敌人乘机于大名、馆陶、临清、曲周等处决堤”,一时河水加剧泛滥19。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各地水灾的发生,首先是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畅”。其次,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最后,灾害发生后,为了生存,人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更加剧了生态危机。在山区,“为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秃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20。平原地区水灾除因夏季洪水影响外,其直接原因是“自然环境破坏,如森林砍伐、滥垦山地,蓄水湖泊的淤塞等”21。

   (二)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野兽活动

   自然灾害频发之下,华北根据地的生态危机对人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紧张。首先,自然灾害频发,野生动物食物链易于断裂,为获取食物,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造成人畜伤亡、庄稼减产。其次,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发展,开展的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必不可免地压缩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大规模的生产开荒也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日益碎片化和薄弱化,这使得自然生态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加大,人与动物接触的边界量增加,从而给狼、野猪等边际物种频繁出入农耕区以获取食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必不可免地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紧张。最后,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又在一定时期、不同地区造成了人的死亡、逃荒,引发田地荒芜,一些地区出现了“乱草比人高,野兽成群”的“人退兽进”局面22。

   华北根据地兽害频繁发生,以狼灾最为严重,其次是野猪、獾、松鼠等对庄稼的损害。1943年,豫北地区普遍遭受旱灾,狼灾肆虐。博爱山区土地荒芜,庄稼绝收,乡民以树叶、树皮、野果,甚至“观音土”充饥。因荒旱严重,山区十室九空,“一棵棵桑榆只剩下白光光的树干。坑上、地下、村边、路旁,处处都是死尸”23。博爱、沁阳北与晋城东组成的三角区域因荒旱、瘟疫和日伪军的战祸成了敌人占领的“无人区”,民众死亡遍地,野兽横行。当年十月,太行军区第三军区第七团挺进当地后,一面组织群众大搞生产自救,抢种冬小麦,力争使灾民摆脱来年的饥荒。另一方面,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军民共同组织了“打狼队”,挖陷阱、造土枪,开展大规模的打狼运动,一直持续至1944年春24。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豫北狼灾更重。1947年夏,济源县全县被狼吃掉、咬伤的群众达2000余人。1948年夏收开始,济源县仅二区就被狼吃掉24人,咬伤47人。狼害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影响了农业生产。6月2日,济源县委号召铲除狼害,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打死“驴头虫”(狼的一种)一只,奖小麦一石;打死大狼一只,奖麦五斗;打死小狼一只,奖麦一斗。此后,各区先后组织起打狼小组。经过捕杀,逐渐解除了狼的威胁。济源狼害频发的原因是自抗日战争以来“人民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田园荒芜,致使狼害发展严重”25。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冀南区涉县,1947年6月以来全县各地狼患日益增多。“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出现在山坡田野之间,严重危及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狼吃儿童事件时有发生”26。1948年夏,安阳解放区不少地方出现了狼咬伤人和吃人的事件。“马家乡岭头村村民、自卫军队员连续遭到狼的袭击。瓦缸沟两个小女孩在瓜地干活,被饿狼将其中一个扑倒在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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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史.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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