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明:技术、生态与人的需求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6-03-09 22: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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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明  

   对于生态危机趋势的研究是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简要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论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他考察了该社会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对自然的奴役的状况,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理论主题来加以讨论。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异化、受奴役以及人类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而人的自由解放以自然的解放作为前提条件。在现存压抑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将发展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避免生态危机。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先导。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对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他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著作中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等人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1)a]“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2)a]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3)a]马尔库塞不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而且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即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他说:“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4)a]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5)a]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1)b]

   马尔库塞探索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途径,考察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2)b]他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和经济基础的人的本能和感觉)的解放和外部自然(人的存在环境)的解放两个方面。但这种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技术前状态,而是把它向前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中解放出来。[(3)b]马尔库塞甚至主张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科学技术。[(4)b]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成了反对剥削社会斗争的同盟者。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产生的向上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他认为有两种对待自然的方式,它们分属于两种社会形式:一种是用那种作为损害手段的科学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种“保留物”加以保护而让其独立发展,这只是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料、物质;这属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这属于一种自由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还认为,这种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思想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说马克思把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和“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马尔库塞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A·施密特的论点相比较。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乌托邦”一章中,施密特集中讨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理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自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一生不断地批判乌托邦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部自然关系的理论”和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化”的梦想则是乌托邦的,马克思甚至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5)b]显然,施密特与马尔库塞不同,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的解放与自然所造成的损害这一点上的看法则与马尔库塞相同,他断言,当今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已数倍于以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但反过来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它不是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和解,而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6)b]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也讨论了生态危机趋势问题,但是他并不把生态危机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将它看作当代整个人类世界所遇到的共同难题。他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体系把它的势力范围远远扩展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前者导致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则导致了人类学平衡及人格系统的破坏。关于生态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它迫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和生产都不断增长,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人口增长对自然的不断开发这两个方面的经济需求,面临着两大物质局限性:一是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和食物以及非再生性原料等有限资源的供应;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某些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终有一天会达到生物学的环境能力的极限。哈贝马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克服生态平衡的破坏,即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他说,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遵循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界限的规律。要把无计划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增长转变为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根据使用价值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在不违背系统规则的前提下,脱离交换价值的生产的。与外部自然或生态平衡破坏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人在生产过程中占用外部自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则占用内部自然。随着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内部自然的一体化也加强了,内部自然一体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的直接后果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而人类学平衡的破坏就意味着人格系统的异化,人性的丧失。由于一体化,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变成彻底的消费者。[(1)c]

   70年代产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传统,直接将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作为中心研究主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有时人们也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斯列入其中)。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并列的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两种不同的,又相互补充的趋势。这种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从感性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2)c]

   莱易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c]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与霍克海默一样,莱易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遭到自然的反抗,即来自外部的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莱易斯则着重论述了生态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这就是非人自然的需要。因此必须把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和不是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把受人控制的和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区分开来,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正是通过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自己的历史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过去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强调控制、征服自然,这种倾向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因素,而无产阶级则无力阻止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导致了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自动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为了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要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的日益相互依存,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在莱易斯看来,组织社会必要劳动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病态的消费方式,并以消费活动来确定是否幸福,这正是人的异化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总之,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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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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