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5 次 更新时间:2007-01-10 0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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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一,关于“长江读书奖”

    

  一段时期以来,围绕“长江读书奖”的公布发生了许多议论。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在获悉得奖的消息之后,曾经先后三次给评审委员会致信,感谢推荐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对我的研究工作的肯定,但考虑到目前知识界的复杂状况和围绕《读书》杂志发生的风波,我在信中表示辞谢,目的是避免因为我的获奖而给《读书》杂志带来任何无谓的损害,与评审委员会的工作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曾有朋友出于善意,劝我以辞奖的方式平息争议,我感谢他们的好意。然而,“长江读书奖”消息公布以后产生的正常的议论和不正常的攻击诽谤,超出了对我个人的议论的范围,也超出了我个人能够澄清的范围。从一开始,这些议论就被有些人有目的地引向了对整个评奖过程,对《读书》杂志和我个人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辞奖不但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猜测,更多的攻击和中伤,无助于澄清问题。我一直等待着有关方面的正式说明,现在,评奖过程的工作日志终于公布。在这一前提下,我认为有必要公开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评奖工作与我个人的关系。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评奖过程和评奖结果,我个人没有任何参与,也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是推荐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奖章程进行评选的结果。我自1996年起兼职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但并不是三联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不参与任何与《读书》杂志编辑工作无关的三联书店的内部事务。对于“长江读书奖”的设立,我本人表达过一些担忧,但尊重三联书店的决定。鉴于我个人对评奖的态度,有关工作人员没有找我商量有关评奖的任何事宜。我原定于1999年9月离京赴美,后因签证拖延至10月中旬启程,从那时至今,我一直在国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没有参与过任何三联书店的活动。我本人既没有参加包括评审章程的制定,推荐委员和评审委员人选的产生及其它有关评奖的一切工作,也没有参与包括推荐过程在内的一切事务。我对评奖事宜毫不知情,更不是本届评奖委员会的召集人或主任委员。我也不知道我个人的著作经推委推荐进入复选的过程。事实上,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在媒体和朋友的贺信中得知获奖的消息的。

  第二,我对评奖的态度。首先,我要向获得首届“长江读书奖”的各位学者表示真诚的祝贺。这几位获奖者都是我素所尊敬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严肃的和创造性的工作为当代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贡献。我曾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过许多教益。他们的获奖对我是一种激励。为此,我对推荐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的认真工作表示敬意和感谢。其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对于学术成果进行评奖活动是非常正常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对研究的状况进行总结,同时也对具有创造性的成果进行鼓励。以这次评奖结果为例,排除掉针对我个人而产生的争论外,我觉得评出的作品是能够反映较高的学术水准的。对于评奖结果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有些落选的作品很可能水平也很好,这是任何评奖都难以避免的情况。

  第三,对于各种议论的态度。评奖结果引起某些争议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应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对于结果公布以后的一些误解,评审委员会可以加以澄清。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不仅对我本人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而且也将矛头指向评审委员和其他获奖者。在这次有关评奖的议论中,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他们甚至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

  我认为围绕评奖活动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值得知识界同仁的反思。攻击和诬陷的方式不但毁坏了知识界的正常讨论,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毒化。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认为知识界只有通过具体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坦诚的争鸣改变目前的氛围,为创造性的工作提供思想的空间。

  

  二,关于《读书》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把一件集体的学术评奖工作变成了对我个人的道德攻击,又把这种攻击与对我的学术和思想的批评混为一谈,进而将这些全部用为攻击《读书》杂志的武器。所有这一切,对《读书》杂志和知识界的讨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本人在担任《读书》杂志编辑之后,从未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任何文章,我对有人将对我的思想观点的批评和对获奖一事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并将之强加到《读书》杂志的身上感到极为不满。我愿意借此机会一并说明我的看法。正如任何一个有着自己的传统和风格的刊物一样,《读书》杂志有自己的取向、有自己的风格,但这个取向、这个风格的根据是社会现实的变化,知识界的变化,以及文章的质量和问题的价值。我们不会理睬蓄意的中伤和无理的攻击,但是欢迎一切正常的批评和建议。正由于此,我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对这些善意批评和建议作出回应。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时期。面对新的情境和挑战,许多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视野纷杂,理论各异,为改革以来所仅见。我们的讨论本身扩展着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捍卫这样的空间,是因为没有这个空间也就不存在将各种社会问题展现出来的方式。正如《读书》杂志今年第六期《编辑手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时刻,一个旧的问题未去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的时刻,一个绝不能用问题的一方面去掩盖另一方面的时刻。”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这次获得文章奖的四篇文章,它们都是《读书》发表的重要文章,但我们能否按照“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对它们进行归类?我认为这样的二分法在学术界非但没有增加创造性的探讨的机会,反而制造了破坏性的思想分歧,窒息了新的多元的可能性,对于澄清问题或深化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毫无助益。如果《读书》杂志发表的有些文章不合某些人的胃口,他们完全可以公开地就文章的观点和内容进行讨论和商榷,《读书》杂志愿意提供这样的空间。《读书》杂志不能为了适应某些人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取向而拒绝发表有质量的文章。

  从一九九六年以来,《读书》杂志在发表大量的文化、文学和历史等方面的文章的同时,组织了各种专题的讨论,目的是反映知识界思考的进展和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例如,我们邀请相关学者讨论过考古学、历史写作、人文地理、伦理学和科学史等问题,也组织过有关乡村社会和三农问题、金融危机和下岗、战争与革命、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等问题的讨论,我们还发表了有关生态、发展、社会公正、媒体与当代社会、婚姻法和性别问题的讨论,……等等,参与讨论者来自各不相同的背景,观点各异,完全不可能用贴标签的方法将他们纳入诸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这样的笼统说法之中。那种将《读书》杂志说成是一家一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那种将所有问题和所有讨论都归入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方式掩盖的只能是思想的贫乏,也是对《读书》的众多作者的不公正。为了澄清问题,《读书》杂志编辑部已经将一九九六年至今的目录编辑出来,供读者明鉴。

  《读书》杂志是一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和文化评论刊物,而不是专业性的学术杂志。从创刊以来,它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唯一坚持的宗旨就是“读书无禁区”(亦即思想自由)的原则。我应邀担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以后,一方面继承原先的某些风格,另一方面也确实汲取了知识界的意见,适应社会的变化,调整我们的工作。一九九六年,我刚参与《读书》杂志工作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召开作者座谈会,请他们提供意见和建议。当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读书》杂志文人气重了一些,没有能够反映知识界的思想和学术的最新进展。为此,我们组织了若干相关学科的讨论,希望以这种形式把学术界的思考传达给广大的读者。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发生,暴露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若干危机。《读书》杂志适应社会的需要,发表了相关的讨论文章,就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争鸣。在这一条件下,一批原先很少给《读书》撰文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卷入了讨论。这些讨论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澄清了许多问题,呈现了更多的困惑、矛盾。从刊物风格的角度说,这类讨论的出现的确使《读书》的的编辑思路更为多元,但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是努力照顾到不同文章的平衡、照顾到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平衡的。我个人深知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也深知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缺陷,我们还需要下很大力气改进我们的工作,但为了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努力开拓一点公共讨论的空间,我认为这一尝试是值得的。事实上,许多读者和作者在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读书》杂志在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达到了它有史以来订户最多的时期,即使在最近几年图书市场持续滑坡的状态中,《读书》杂志的订数一直保持在它创刊以来的最高阶段之中,这表明普通读者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我由衷地感谢读者对于《读书》杂志的一如既往的支持。

  鉴于目前知识界的学术争论和思想分歧,《读书》杂志今年第六期的《编辑手记》重申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同时指出正常的学术讨论“是在不妥协的论辩之中的相互的尊重、严肃的分析和学者在论辩中的自律。”任何将思想和学术的分歧与对个人进行攻击和中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都是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是对中国学术和文化事业的摧残。“学术自由需要制度性的保障,也需要参与者对于论敌的尊重,否则有意义的讨论将消失于这个世纪初的夏季,消失于我们的越来越激越但却越来越浮躁的喧哗之中,消失于喧哗背后的沉默之中。”这是《读书》的诚恳的呼吁,也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挑战。《读书》杂志始终热诚地欢迎各位读者和作者参与目前的各种讨论,并就重要的分歧进行坦诚的、公开的和无成见的对话。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时期。这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一个严肃的工作与荒谬无耻并存的时代,一个迫切地要求人们认真严肃地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时代。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我将以自己的持续不断的研究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与一切与我观点相近和观点不同的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话和交流;作为一个《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者,我将以自己有限的能力努力开拓讨论的空间,汲取各种各样的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化事业奉献微薄的力量。

  那些想用污水和中伤来阻止我们的思想探索的人是不会得逞的。

  

  7月2日改定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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