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二十五年后再论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7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18: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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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进入专栏)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芬奇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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