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理解人类历史:两种权利秩序与制度演进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0 次 更新时间:2020-03-09 12: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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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  

  

   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诸种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绩效特征,包括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在人类福利上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生发出这种绩效差异的政治组织形式、信念和社会架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于距今约 5 000 至 10 000 年前的第一次社会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或称第一次经济革命),和第一个大型的、永久性的个人群体出现。第二次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现代的或称第二次经济革命)始于 200 年前,并且绵延至今。在这一次革命中,群体组织形式的变迁同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 Coleman 所描述的:“是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s),是组织机构(organization),将个人的能量调动了出来,并将这种能量用于实现法人团体的目的,他们在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主要角色”(1974,p. 49)。这两次社会革命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厘清社会组织的这两种新模式的内在逻辑,我们称为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同时,我们还将解释社会是如何从一种社会秩序转型成为另外一种社会秩序的。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些显著特征,比如经济发展和民主等,为什么与第二次社会革命联系得如此紧密?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感兴趣于社会秩序模式中到底暗含着哪些基本作用力(basic forces)。社会秩序的特征表现在:社会是如何设计制度以保证各种特定类型的人类组织的存在的。社会限制或开放创建这些组织的权利的方式,以及,组织模式到底能产生些什么样的激励。社会秩序特征还与一个社会对暴力的限制和控制有着密切关系。不同的社会秩序会滋生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下,人们对周围人群的行为举止的信念(beliefs)也是不同的。暴力、组织、制度以及信念,是本概念框架的基本要素。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过三种社会秩序。第一种是觅食秩序(foraging order),即以狩猎者——采集者为特征的小型社会群体。本书要关注的,是在近 1 万年内出现的另两种社会秩序。权利限制秩序(the limit access order)或称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的社会,产生于第一次社会革命期间。在这个社会里,人际关系(认识的、了解的),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构成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个人互动的平台。自然国家对个人创建组织进行限制。而产生于第二次社会革命的权利开放秩序(open access order)中,人际关系仍然是重要的,但没有人际联系的各式人等——通常称之为公民(citizens)——在广阔的社会行为领域里互动,而无需确切地知道各自的身份。在自然国家中,必然是人际关系化的“身份”,在权利开放秩序中则被定义为是一系列的非人际关系化(impersonal)的特征。只要满足某些最低的、非人际关系化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为大型社会所支持的组织。在这两种社会秩序中,都存在着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但在自然国家,组织的创建是最受限的,在权利开放的社会中则不会。

  

   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就是第二次社会革命,是现代性的崛起。虽然第二次革命的许多元素,特别是技术,早已四下传播开来,但当今许多社会却还停留在自然国家中。转型使政体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扩大公民的参与权、保障非人际关系化的政治权利、决策过程更为透明,能够为大量的组织——包括政党和经济组织——提供法律支持等。转型也使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包括:人们被允许自由地进入更多的市场并参与竞争,物品和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流动,允许创建组织以追逐经济机会,产权的保护,禁止使用暴力来获取资源和物品,禁止强迫他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显见是紧密联系着的,虽然若仅从最近这几十年来看,这一点也许还不甚明晰。

  

  

   表1给出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的简单证据。根据 2000 年人均收入指标,表 1 列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30个国家(地区),以及这些国家(地区)在Polity IV 民主测算中的排名。民主测算综合了有关政治制度质量的信息,如政治通路(access)、政治竞争,以及对行政分支机构的限制。在 30 个最富裕国家中,有 4 个国家(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石油,它们得到了最差的民主评分。另有 5 个国家(地区)由于太小而未被包含进 Polity 的数据系统。剩下的 21 个国家(地区),除法国和新加坡外,都并列获得了政治制度方面的最高评分。表 1 中数据显示:高收入和良好的政治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对经济绩效进行更细致的考量,结论也是一样的。Lipset(1959)考虑了一组因素——他们称之为“发展复合因素”(development complex),而我们称之为开放的模式——收入、教育、城市化、轿车拥有量、电话、收音机以及报纸订阅数(他的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他发现,所有这些指标都与民主有很强的相关性。

  

   在讨论社会秩序的不同模式时,一个未受充分重视的专题是与“穷国为何始终贫穷”有关的。经济成长,以人均收入增长为衡量依据,是指国家能长期地保持人均收入的正增长率。然而在 1800 年以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有证据证实,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非常接近于零。当然,长期零增长并不意味着在过去的社会中从未有过物质财富的增长。零增长率只是暗含:每一个人均收入的增长时期,必然伴随着一个相应的收入的降低时期。而现在社会由于完成了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因而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富有,其原因是:负增长时期大大减少了。正增长与负增长相互抵消的历史图景在现今世界也很容易看得到,相当多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表2采用了与表1相同的 2000 年人均实际收入数据,来源于 Penn World 的一系列表格。该数据包含了184个国家 1950 – 2004 年的数据,从中可计算出年增长率。表2 按照从富裕到贫穷对国家进行了分类,在每个收入层次,我们都计算了所有年份的人均收入正增长的比例以及人均收入正增长与负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表格的前三行根据人均收入是否达到 2 万美元这个标准对所有国家进行了分类。由于位居高收入国家的4 各产油国(科威特、文莱、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收入会因为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发生剧烈变化,所以我们将收入高于 2 万美元的国家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列示出来:第 2 行包含产油国,第 3 行不包含产油国。收入在 2 万美元以下的国家的正增长年份比例只是66%(根据可获得数据的年份计算),而不包含产油国的富裕国家的正增长年份比例则达到了 84%。样本中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即年收入在 300 – 2 000 美元的(表中 11 行),正增长年份的比例只有 56%。

  

   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富裕国家的增长并没有表现为显著高的正增长率。实际上,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正增长率不仅最低,还比其他那些国家低了不少。不包含石油国家的、人均收入在 20 000 美元以上的国家,在收入增加的年份的平均增长率为 3.83%,在收入缩减年份的平均回落率为 2.33%。反之,收入低于 20 000 美元的国家在收入增加的年份的平均增长率为 5.33%,在收入缩减年份的平均回落率为 4.88%。在增长的年份,穷国比富国增长得更快。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更多的收入缩减时期,并且这些时期他们的负增长率又更高的缘故。在收入低于 20 000 美元的国家中,收入与正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联系,而收入与负增长率之间的联系倒是很强。如表 2 最后一行所显示的,当收入下降时,穷过下降得要快得多。最贫穷的那些国家不仅收入负增长的年份更多,而且这些年份里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

  

   社会秩序的第三种常见差别,是关于组织的。在权利开放的社会,创建组织的权利被认定为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拥有的非人际关系化的权利。反之,自然国家则对创建组织的权利和第三方实施进行限制,组织的创建不仅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受到限制,社会精英创建组织也会受到限制。故而在自然国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展极其有限。某种意义上说,组织是一种工具,个人利用这个工具去提升他们的生产能力,去寻求和建立与他人的互动和联系,去协调群体与个体的行动,去支配和强迫他人。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工具的范围大小以及可用程度也是不同的。

  

   福山(Fukuyama,1995,p.10)在定义“社会资本”时特别强调了组织:“人们在群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目的而协同工作的一种能力”。他认为,创建组织的能力反映了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概念让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为何是紧密联系的,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指:在这个经济中,基本的社会阶层能有充足的社会资本去从事商业,开办公司,建立网络,以及诸如此类的自我组织……对于持久性商务活动来说至关重要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倾向,在整合有效的政治组织时也同样不可或缺。”(1995,pp. 356 - 7)

  

   群体和组织对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转的重要性,在当今已经成为研究公民社会的大量文献的支柱。一个丰富的、多样化的群体与组织网络,不仅有助于人们检视政府的活动,还能提供一个使容忍、参与以及公民道德等个人价值得到滋养的环境。公民社会的这两个特质,是我们的基础。至于那些强调所有社会中的大部分组织都是因为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才得以运行的论调,只会是我们走上歧路。我们认为:大部分组织,甚至是最简单的那种,都无不依赖于第三方实施,或者是组织成员间的协议(agreement)或关系的第三方实施,或者是组织与外部行动者的协议的第三方实施。国家只是经常提供第三方实施罢了。创建组织的权利,是自然国家与权利开放秩序之间最大的但仍未引起充分重视的差别所在。创建组织的非人际关系化权利,是权利开放秩序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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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暴力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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