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扩大消费:从转变认识和体制改革入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 次 更新时间:2021-05-16 17: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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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进入专栏)  

  

   我们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消费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60%到现在48%,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是用于社会最终消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觉得对消费的问题要反思。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尤其要扩大消费。而且那个时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国家战略。从1998年提出来,到2008年再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之后我们内需是不是扩大了呢?消费是不是扩大了呢?实际没有扩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降低。为什么过了十年,现在来说又过了好几年,我们最终消费率不断在下滑?国家从政策上也提出来了,也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主张要扩大消费的口号声中,我们现实消费率在不断下滑,消费在相对萎缩,这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

   从认识的角度讲,我们现在对消费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来自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有关系。大家都熟悉三驾马车的说法,消费、投资、外需。在三驾马车里消费是什么呢?消费是工具、是手段。只有当经济增长需要它的时候,才会重视它。当经济增长不需要它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扔到一边。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刚开始我们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出口出不去,外需不行了,所以要内需,要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搞了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尤其加入WTO之后,外需又起来了,2002年、2003年、2004年经济增长非常快,外需非常旺盛,出口是以井喷来形容,强劲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想起消费这驾马车呢?忘了。所以当消费一旦变成一个工具,变成经济增长的工具或者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时候,那就是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再次出现危机,这才意识到我们的内需不足,而且越来越不足,我们消费更加不足。

   没有危机想不起来,我们是两次危机刺激了我们,才想起消费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中就是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消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生产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消费吗?消费本来是目的,但是在这种主流的分析框架里头,把它变为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手段。目的变成了手段,那就异化了。一旦在这么一种思维下,消费就变成工具箱里头像扳手、钳子之类的东西,想起来用一下,想不起来就扔一边。那扩大消费当然就很难持久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消费是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这与整个经济学体系是密切相关的,整个经济学是生产本位,而不是消费本位。整个经济学一上来的定义就是配置稀缺的资源,干吗呢?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整个经济学是为了生产服务的,是怎样做大蛋糕的,效率就是讲做大蛋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效率。至于消费那是其次的。所以到凯恩斯这儿,他把消费由目的变成工具,这就是导致我们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的认识上面的原因。

   其实消费既是一个工具,又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是干吗的?消费不是消耗掉,消费实际就是一种转换,转换成什么?跟能量守恒是一个道理。物质财富消耗了,但转化成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靠消耗实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里头,讲两种生产,一种是物的生产,一种是人的生产,实际就是靠消费实现的,没有消费实现不了人的生产。实际现在消费在不断下降,就证明了我们只重视了物的生产,而没有重视人的生产,更没有重视人力资本。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为你消费不足,你动力也不足。消费不足,人力积累不足,发展后劲就肯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也不可持续。因为最终经济发展都是靠人来推动的。马克思讲到生产力的三要素里头,人是最关键的,这些道理过去都知道,现在都忘了,把人忽略了。因为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氛围下,把人本身忘掉了,只是把人当成物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异化。

   所以,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如果认识问题不解决,要扩大消费是很难的,很可能还要下降。

   再一个,就是体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性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不是某一个方面体制的问题,现在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排斥性的体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排斥是参与资源的使用、增值、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说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机会是不均的,这个从就业里能够看得出来。在分配制度里也能看出来,同工不同酬,这也是一种排斥。按照户籍来考虑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就业,这就是一种排斥。这种排斥导致参与机会的不均等。第二种排斥是成果分享机会不均等,这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什么呢?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实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平等的财政待遇,三六九等,这就导致了这些人不能享受相应的公共消费,实际上也导致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受到抑制,比如教育消费、健康消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消费的范围。

   财政所花的钱除了投资,剩下的都是消费,在消费里头,一部分是政府自身消费掉,一部分就是社会消费。政府自身消费那块要最小化,社会消费这一块毫无疑问要扩大,但我们公共消费平等吗?不平等。不平等就产生排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就很明显,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不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所以不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他的回报就很低,只能拿低工资。小学毕业看大门能够拿到高收入吗?不能。资本的规则是创造高的价值才能有高的回报。现在农民工群体很大,两亿多人,他们处于流动状态,他们的后代呢?你说农民工有补贴,但他的孩子上学要交赞助,他不能得到平等的公共消费,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起点不公平。经济是循环的,消费的不平等,导致了参与市场机会起点上的不公平,分配差距就越来越大。

   所以消费要联系分配的角度来说,实际它是一个起点性的作用。我们现在讨论分配问题就是从收入来看,那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如果不摆脱这一点,收入分配是无解的。就这么一个蛋糕,你怎么分呢?在创造蛋糕的过程中就分,那就是从起点开始,起点是上一轮循环的终点,是下一轮循环的起点。人力的鸿沟越来越大,那参与的机会就越来越不均等。再加上在公共消费方面的不平等,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排斥。那怎么能够做到发展成果共享呢?消费怎么能够扩大呢?自然在经济循环中要不断下滑。消费率下降是一个结果,我们直接要提升、要改变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那只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

   这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共消费怎样平等化。促进公共消费的平等化是缩小人力鸿沟、实现公平的重要措施。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前提,我们说现在的消费问题就是私人问题,这个是错误的。公共消费是可以带动私人消费的,也可以促进私人消费的平等,通过几个循环以后,可以缩小私人消费的差距。私人消费的差距缩小,分配收入的差距也可以缩小。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排斥性的体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排斥性体质不可能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如果不能实现,那我们现在所提的问题都实现不了。要促进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政府转型,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2月27日《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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