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秩序观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国家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9 次 更新时间:2021-05-08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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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本文围绕“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两个观念展开,考察在英国帝国史叙述内部殖民帝国神话的自我建构,并特别呈现殖民帝国主义的自我美化,以及这种自我塑造的神话在霸权的政治扩张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我们发现,在这种帝国者的自我叙述中,帝国主义的正当性始终建立在“帝国”作为一种“现代”的“进步”力量,带领全人类走向“共荣”这一神话之上。本文用这条线索,串联了19世纪末英国“帝国”与“合作共荣”(commonwealth)观,以及这种帝国主义世界观在20世纪末期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之间的联系。本文还希望展现冷战之后西方左翼在国家理论建设方面的缺失,并试图用无政府主义来回应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全球化”。这一现状导致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左翼在解释现实时的无力状态。本文认为,对帝国主义者帝国论述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背后的基本逻辑。更重要的是,它能作为反例,提醒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世界图景,以及在这种图景中,构建一个符合非西方世界现代发展历史与诉求的国家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   导言

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语知识界左右翼都重新开始对“帝国”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承载这场讨论的基本历史背景是苏联的解体与美国霸权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理论现象。首先,与过去对“帝国”问题的讨论不同,今天并没有太多对与之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论与历史的阐述。在公共媒体中,“帝国主义”甚至有倾向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无须被理论化的词语。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帝国主义”也作为一种内涵不言自明的污名,以及暴力干涉、傲慢自大与经济剥削的代名词,被用来形容对手一切可能对自身利益形成挑战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政策。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系统性的对19世纪以来全球反帝运动历史经验的遗忘。

这种对“帝国”的学术兴趣也伴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深度发展,以及来自历史、政治哲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对后殖民批判的广泛运用。在这大量讨论的带动下,“帝国”的殖民世界秩序,其霸权的政治与文化多重内涵得到了更为细致与深刻的分析。这类讨论注意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类变化被总结为“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其特点,是那种源于欧洲历史进程中,对个人“自治”(autonomy)的发现。这种康德式的理性自主意识的形成,被视为经由启蒙带来的个体的“成熟”。这种对个人主体性的发现进而也影响了包括知识、文化、道德、政治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全面变迁。“理性”而非传统与经验,成为这种“现代性”世界观的认识基础。而“殖民现代性”则更为强调这种欧洲中心的认识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影响以及这种随着欧洲殖民帝国主义政治霸权扩张的认识论,在殖民地出现的复杂变化。这种变化,用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的话来说,便是对“(传统)不可逆转的告别”。

早在萨义德的讨论中,我们便认识到了“东方”作为19世纪英帝国“知识和强力的辉煌的战利品”这一双重属性。这种由帝国暴力扩张而形成的全球秩序现实,又反过来哺育了帝国中心人们的世界想象。这种“视野”(vision)如实地反映了欧洲在现实政治权力关系中相对于“东方”的强力地位。并进而“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在随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更突出描述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帝国秩序观,其对维护帝国全球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帝国治下特别是帝国中心人们生活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期,这种对“殖民现代性”的讨论更进一步扩展,被用于分析半殖民地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也正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展,殖民作为一种全球秩序的特点才真正得到体现。在这之后,“殖民”也不仅限于欧洲/西方对其有限殖民地的统治关系,也逐渐被用于理解“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通过贸易扩张而对全世界,特别是那些并未遭到直接殖民的地区的宰制。同时,特别是一批亚洲学者,更采用“殖民现代性”的范畴,分析亚洲内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半殖民地”的亚洲与欧洲殖民资本主义帝国的关系。

然而,到21世纪初期,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对“殖民现代性”讨论中出现。在后殖民研究的影响下,旧的帝国史研究其合法性越发脆弱。在殖民史研究内部,大约30年前,研究对象便从原先对英帝国制度与道德合法性的研究,转变为对“不列颠世界”(British world)的讨论。在这类殖民史书写下,帝国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网络,蜕变为一种隐藏在“全球化”图景背后、不能被言明乃至需要被彻底抛弃的底色。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帝国史研究彻底走向了帝国史初生时期的反面。成为反对帝国的历史书写,并由此悄然地完成了对帝国问题的去政治化。“帝国”与“帝国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羞于提及的恶名。当今对“英语世界”(Anglophone world)、“法语世界”(Francophone World)的研究,便是这类回避帝国霸权而专心阐述“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有趣的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华文世界”(Sinophone world)研究旨趣则呈现了“去殖民”研究的另一个面向。通过对全球化历史的书写,一方面消解了“中国”作为历史主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对历史的中国进行了“有罪推定”,暗示中国与欧洲殖民国家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扩张历史。

除了将“殖民资本主义”的帝国掩藏在“全球化”图景的现象之外,另一个现象是,来自西方政治光谱右端的讨论者们不约而同地通过重新书写“帝国”历史建构起了一个新时期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而相反,在政治光谱左端的学者却纷纷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并将世界未来寄希望于面目模糊的诸众反抗。本文的讨论希望表明,两种倾向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化与反帝反殖民经验的淡漠。事实上,诸如阿拉伯政治动荡连带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国经济崛起与扶贫工作大规模深入推进、反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民粹主义回潮乃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绝大多数能寻找到其在非西方世界中的起源。这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便被逐渐遗忘,甚至被宣判了死刑的“第三世界”,直至今天仍旧对全球的政治变迁产生着巨大影响。

本文强调,重新理解过去20年间左翼与右翼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观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及其全球化叙述的逻辑及其困境。本文希望将西方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事放在一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长时段中理解,尝试展现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述与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史叙述之间,在问题意识与历史观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英语世界中“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话语背后的深层秩序观。


二   左翼的帝国

20世纪末,欧美学术界对“帝国”问题的兴趣,其问题意识来源于如何认识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特别是美国全球地位的迫切需求。在这类讨论中,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言,“帝国”在哈特与奈格里的叙述中,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秩序”,该秩序表现为一种“司法构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特与奈格里所处理的“帝国”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主权形式。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全球化帝国与曾经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差异。前者不依靠固定疆域,其权力可以不存在绝对的中心,更无须有边界。而后者,以欧洲殖民帝国为代表,则更基于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统治模式。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着重处理了全球化时代那种“不受地域限制”的帝国机器。哈特和奈格里极力强调,他们所讨论的帝国并不是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简单复制。在对萨义德和霍米巴巴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批评中,哈特和奈格里表示,他们所讨论的帝国,“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一声微弱回响”,而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在他们看来,帝国表现出的是全球化世界市场条件下,对于一切固定分界与二元划分的彻底打击。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消解是“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接纳了20世纪末全球化资本主义创造的神话。他们援引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的话,认为“既然生产的每一要素——资金、技术、工厂和设备——现在都可毫不费力地穿越国界,那么国家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已无任何意义。……我们所理解的国家经济将不复存在”。因此,帝国作为吸引他们的“新的主权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帝国在他们看来,就是资本根据其意志,为自身的流动创造的一个无法规化的、流动的、富有弹性且能够持续不断自我调节、趋向于均质化的“平滑的空间”。这一意志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为“资本主义的主权”。

哈特和奈格里表示,帝国通过三种专制手段对全球实施控制:炸弹、金钱和无线电。而三者之中,无线电则显得极为独特。他们认为当代“通信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彻底打破了炸弹与金钱所垄断的空间——无疑,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指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欧洲殖民霸权所创造的全球政治空间。虽然冷战后的美国似乎控制了产生这三种帝国专制手段的“脉络”,但是,由于通信本质上无法像炸弹与金钱那样,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其绝对的流动性创造了一个新的、无边界的空间。它的出现,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引导着资本主义发展,也转变着各种生产力”,同时创造出一种当代帝国秩序“极度开放的形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像齐泽克(Slavoj ?i?ek)那样,将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视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不如将之视为对20世纪最后十年中,高歌猛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神话的批判。在那本2005年出版,畅销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系统性地勾勒了他对冷战后全球化秩序及其未来的想象。也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弗里德曼对“信息技术”赋予了极大的热情。在弗里德曼描绘的全球化2.0时代里,互联网、开源代码、外包经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与产业分配,都是构建这一伟大全球秩序的核心推动力。

哈特和奈格里将这样一个“平”的世界表述为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现代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主权摆脱了民族国家的空间,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的“帝国”。当然,他们与弗里德曼的相似性也就此结束。哈特和奈格里希望打破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宰制的状态。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他们将反抗这一帝国霸权,寻求解放的历史重任交付给了一个面目不清的集合名词——“斗士”。哈特和奈格里所想象的“斗士”没有“任何类似第三世界的悲伤和苦行者的代表”,而是像“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被迫害和流放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和欧洲抵抗运动的共和主义者,以及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自由斗士”。哈特和奈格里在后来的作品——特别是《诸众》(Multitude,2004)与《集会》(Assembly,2017)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全球化时代反抗的主体性问题。特别是在2017年出版的《集会》一书中,他们更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运动得到了充分的“民主化”,那么运动便不但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其诉求,甚至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创造新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民主的主体。“新君主”即可在“革命的进程”中,从“现有的社会主体”中间诞生。

然而,恰是这种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出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批判,反映出哈特和奈格里对民主化主体与解放的想象实际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神话的沙堡上。他们对帝国问题及一系列对于反抗问题的讨论,都表达出了一种对于国家主权问题的轻视甚至敌意。而这也使得他们在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似乎同新自由主义神话的拥趸站在了同一的假设基础上——资本已彻底消解了国家的历史主体性意义。因此,在2015年一则访谈中,哈特明确表示,“反美”已经不再是“左翼的政治基础”,美国“已无力塑造今天的全球局势”了。因此,“左派的目标不再是主权。我们想要一种反主权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哈特进一步消解了影响整个20世纪反帝反殖民运动的民族解放目标。


三  自由主义的国家帝国

在自由主义者的全球叙述中,国家从未真正退场。相反,其国家叙述始终通过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张力关系得到体现。决定二者关系的则是历史与政治环境等现实主义因素。冷战的终结不单终结了苏联,更终结了西方知识分子对左翼国家理论的探索。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英语世界共产党就开始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党员。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秘密讲话,以及之后苏联针对波兰波兹南事件及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在诸如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等后来学者的讨论中,这次分裂的知识史意义非凡。它标志了在西方战后政治场域中,以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为理论核心的“反传统文化的多元政治转向”。相反,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者们却越发不加掩饰地将他们的全球秩序想象建立在明确的国家中心基础之上。

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帝国叙事便始终围绕着构建市场万能的普遍性展开。在这种叙事里,占据19世纪文明等级论核心的种族血统差异逐渐转化为一种看似更为“普适”的线性发展观。用以证明白人优越性的原因不再是其天然的种族特性,而是得到了现实印证的白人国家经济、武装与科技的发达程度等“客观”条件。与19世纪约翰·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将帝国扩张的合理性归因于白人由于其人种优势而向全世界的散播相比,这种以“发展”为核心的叙事将帝国的扩张表达为一种白人国家对全人类的启蒙与引导。是一种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去替别人谋福利、去为别人争利益”的神圣伟大的“白人的负担”。这一逻辑,在今天美国和英国的自我国家叙述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类似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类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帝国历史进行的再辩护。

与其前辈不同的是,尼尔·弗格森没有将其帝国的霸权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是将帝国的暴力直接包装成了保障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与20世纪末美国国际关系领域内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态度密切呼应。在2003年出版的畅销书《帝国》中,弗格森通过书写具有明确国家主权形态的英帝国历史,为21世纪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神话叙事。书中,弗格森将19世纪的英帝国描述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克服各种障碍推广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力量。在他的笔下,帝国与多边合作模式一样,都是推动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力量。甚至,相比后者,帝国用武力和枪炮推动全球变革,更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它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是“人类的福音”。虽然弗格森承认,“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其历史也并非“毫无污点”,但是,它“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同时,大英帝国的自由商业力量还为全球通信网络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其电报网络与蒸汽船航线网络一起,将“世界缩小了”。他强调,“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便放弃了其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会提高,或者英法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总之,弗格森不遗余力地塑造了一个这样的英国形象,即通过海外扩张,为全世界,特别是“欠发达世界”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通过扫清自由贸易在全球流动的障碍,更给那个“世界”送去了最能保护投资者的“英美法系制度”,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现代世界中只有美国才能继续“扮演帝国的角色”。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弗格森看来,是美国能否像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那样,从非正式帝国转变为一个正式帝国,迈出“政治全球化”的一步,承担起原先由英国承担的“统治海外”并塑造现代世界的责任。

正像早期的帝国史学家们一样,弗格森试图为这种全球秩序的“成功”找到一个必然性的根基。在他笔下,“经济自由主义”便是这样的根基。而国家的意义取决于它能否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我实现。弗格森强调,如果一个霸权国家能够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完全可以使用暴力,将这种自由推广至全世界。实际上,《帝国》一书的通篇都流露出这种庸俗化了的马基雅维利式表示,即帝国的战争是保障帝国权威以及自由贸易全球流动的基本前提和决定因素。这个简单粗暴的逻辑成为弗格森这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者国家观念的核心。同时,他援引吉普林的诗篇,将这种“帝国的责任”视为白人的天然负担。他对大英帝国历史的叙述,无疑在建构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英美之间接续的历史。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因而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随着自由贸易引领,在全世界的散播历史。弗格森在《帝国》一书的序言中,便从他个人家族故事中传递出了整个神话叙事合法性的根基,即这种白人中心的全球帝国秩序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活境遇,为每个人带来物质上的富足。

然而,无论是弗格森还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及其逻辑并不新奇。早在1839年,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在就任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时开设了一门名为“殖民与殖民地”的课程。他认为,全球“贸易”才是理解殖民与殖民秩序的核心。来自英国的贸易先锋们与早年那些西班牙美洲殖民者截然不同。这些英国白人贸易先锋是“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贯穿梅里维尔课程的是一个商业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历史主题。他描绘了从北美洲到西印度群岛再到亚洲菲律宾群岛“繁荣与富强”的殖民地景象。在他看来,这些由欧洲强国所持有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发展,全在于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开放的商业”,其次是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由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对奴隶制度的废除。通过这类叙事,一个联通过去与未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被新旧保守主义者们共同塑造成了整个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主体。


四  自由贸易帝国的“共荣联邦”神话

弗格森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一个实证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时,他还特意避免使用“帝国主义”及其“霸权”这类充满政治负担的字眼,而改用“全球化”来指称英帝国创造的“全球秩序”。同样,老布什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小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海斯(Richard N.Haass)也对帝国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在海斯眼里,“帝国主义”也包含了“通过占领领土而实现的商业剥削”,是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世界”里的历史产物,是“少数欧洲殖民主义霸权”的专有物。有趣的是,海斯似乎并不将19世纪的英国归纳为这类“帝国主义”霸权。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先锋,因此,今天的美国应当继承19世纪英国的角色。海斯格外提及约翰·加莱戈(John Gallagher)和雷纳德·罗宾森(Ronald Robinson)的“非正式帝国”观念,强调应当尽可能地采用经济这种“非正式”的手段来实践其帝国秩序设想。只有到了必要时刻,才采用军事这种“正式”帝国的力量来维护全球秩序。这一观点几乎完全来自加莱戈和罗宾森对19世纪英帝国的辩护。他们认为,英帝国19世纪中期海外战略的主要手段是“非正式”的。因此他们将英帝国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以区别于以往以殖民领土扩张为目标的帝国形式。但是,一旦迫不得已,英帝国也会用“直接统治”的方式,保障自由贸易秩序。也是在这一逻辑上,他们将英国对非洲的殖民扩张视为“外国势力迫使”的结果。这种用发展来掩盖殖民扩张霸权的叙述,也可以从英帝国史的理论发展中找到其根源。

加莱戈与罗宾森的“非正式帝国”观念正式发表于1953年。此时,英帝国正处于一个急剧衰落的时代。除了受到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兴起的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之外,英帝国还不得不处理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挑战。这种将帝国的全球秩序区分为关注直接殖民与领土扩张的“正式”模式与专心商业繁荣与创造财富的“非正式”模式,为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秩序话语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假定了经济活动的“非政府”与“自由”属性,并从话语上将“国家”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与来自“私人”的商业活动隔离开来。而从“非正式”向“正式”模式的转变,特别是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帝国在全球的暴力统治与军事活动,都被淡化为出于保护经济繁荣的“被迫”行为。在这种以“发展”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话语逻辑下,无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是否使用暴力,都能被合理化为保障全球繁荣与和平秩序的需要。

作为冷战时期的帝国史学者,加莱戈和罗宾森的问题意识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他们需要面对殖民地独立的巨大浪潮;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发展一套能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角度阐释帝国行动的叙述,并用以对抗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判断。因此,在他们的论述中,帝国主义并非帝国有意为之的对外扩张政策。通过描述帝国意识在19世纪后半叶的退潮,以及殖民地各类白人社会群体与英国本土政府之间的博弈,两人勾勒出了一个“自然生长”起的帝国全球秩序。这实际上也延续了20世纪初英帝国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对全球从“帝国”转向“联邦”的理论发明。

从20世纪初开始,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们就在不断回应诸如基督教人道主义、民族独立运动、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来自内部与外部、理论与现实的挑战。其中,来自霍布森(J.A.Hobson)这类自由主义左翼的理论挑战将平等问题摆在了英帝国面前。他认为,帝国的海外经济扩张,特别是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无法为普通英国人提供任何好处。相反,却会令英国工人阶级与社会中下层承担不必要的经济负担。霍布森明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破产了的“商业政策”。因为这个“坏生意”调动了大量财力,却仅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微小、不良甚至不安全的增长。其代价是少部分人以整个国家的财富为代价,为本阶级牟私利。同时,这也助长了整个国家的仇外民族主义情绪。然而,恰是在帝国主义的教条下,许多人相信资本向海外的扩张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由这类海外贸易带来的收益则是英国必要的生命线。对此,霍布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大规模缩减富有工业国家向海外的投资,减小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资源全部转向国内,实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平等。

霍布森提出的挑战也迫使帝国史研究者们开始认真思考帝国与帝国史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威尔逊“十四条”中对“民族自治”问题的提倡,以及帝国内部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英帝国的精英们更强烈地认识到,需要重新发明一种更为适应时代潮流的自我叙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自由主义解释下的“共荣联邦”(common wealth)又被重新发现,替代“帝国”,成为英国对其自身及其世界秩序观的表述标签。劳合·乔治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前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米纳子爵(Lord Milner)在1919年便表示,“承认联合王国与其属地之间彻底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唯一确保“英帝国延续”的办法。而战时内阁的另一名成员,战后担任南非总理的杨·史末慈元帅(General Jan Smuts)则更为直接,他表示,法律理论需要尽快完成自我修正,以便能够追赶上政治现实的进程。作为成立英联邦的坚定推动者,史末慈元帅最早提出应当建立“英国的国家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这不但呼应了当时流行的威尔逊的世界秩序设想,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然法则。1929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剑桥英帝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便体现了这种问题意识。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便直言,这部帝国史的“未言明的目的”就是希望“展示正义、仁慈与人道主义等英格兰价值观,是如何通过法治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在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中传播,并最终成为普遍道德精神的过程”。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则被用来作为合理化这一全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证据。

在这场英国从“帝国”转向“共荣联邦”的重述中,一批来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内的英国殖民地,并在英国本土接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学者成为中坚力量。1910年,来自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讨论小组,旨在研究英帝国的公民身份以及帝国治下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问题。随后,英国本土、印度以及纽芬兰这些英帝国通过殖民而直接统治的地区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组成类似的研究组。这些小组的成员多在一本从1910年开始出版、名为《圆桌》(The Round Table Journal)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随后这批人也被统一称为“圆桌小组”。这一团体的成员包括了国际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以及劳合·乔治的核心智囊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即后来的洛锡安侯爵(Lord Lothian)]。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也是这一运动的成员之一。也正是他最早开始用“共荣联邦”来表述英国世界帝国秩序。

20世纪初,柯蒂斯作为米纳子爵的秘书参加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其间柯蒂斯便开始构想一个南非自治政府,并以此进一步构想多种族共荣联邦的世界秩序模式。在1915年出版的《一个共荣联邦计划》一书中,柯蒂斯跳出了先前帝国史研究者们的传统框架,将视野直接放在了东西方帝国的比较,特别是西方与东方的差异上。在开篇,柯蒂斯将中华帝国与英帝国相比较。他表示,两个庞大的帝国各统治了世界1/4的人口。但是,两者的相似点“仅限于此”。前者“人口结构单一”而后者更为复杂,其所辖族群发展程度也各有差异。因此,后者更能代表人类社会整体的多样特性。中华帝国的崩溃会对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而英帝国的解体则会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带来深刻的震荡”。

柯蒂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英帝国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震荡”?他将答案基本归结为各自社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柯蒂斯看来,英帝国的组织形式,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向。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出身的学者,柯蒂斯将法与习俗视为社会的基础结构。这也是他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出发点。相比上一辈的帝国史学者,柯蒂斯并未采用本质主义的人种分类法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动态的观念,将世界的多样性视为一个人类趋同演化的中间物。他的本质主义体现在以地理空间为边界,勾勒出了世界“亚洲的东方文明”与“欧洲的西方文明”之间的两个分野,进而勾勒出专制的东方法与自由的西方法之间本质性的对立。他对中华帝国与英帝国差异的认识便基于此。他承认,东方早于西方许多世纪便发展出了庞大国家组织这一文明的重要标尺。但是,一方面,东方文明的组织模式建立在“神权”专制统治前提下,而西方则更为强调独立个人及个人之间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东方停滞不前,而西方则突飞猛进,这是因为“亚细亚社会”在神权政治的组织模式下假定“人都是为法而生”,而欧洲则将“法视为服务于人”的造物。在人的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法必须“能够随时被改良”以期“适应变化万千的现实”。正是在“西法基于自由”且“法可随时改变”的前提下,柯蒂斯一方面延续了之前英国史辉格史学派的脉络,强调英国传统中“法之至高无上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建立在“自由”精神下的英国世界秩序是人类发展的共同未来,且这种世界秩序必然需要从“帝国”模式转为“共荣联邦”模式。

柯蒂斯开创的对“英联邦计划”的探索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深入发展。同时,随着越来越强的民族独立运动进程,这一用“共荣联邦”来延续帝国全球秩序的方案也似乎显得更为必要。到了1937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威廉·凯斯·汉考克(Sir William Keith Hancock)所著的三卷本《英联邦事务考》开始出版,系统地梳理了一战后英联邦各个组成部分在“通往自治”进程中的法律与政治发展情况。在书中,汉考克表示,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功用”本质上是为了“推动人类政府自治”。因此,“帝国”这一自我表述根本是一个“误称”。汉考克强调,自己的任务是在“撒克逊语言中寻找一个好词”来表述“我认同的这一国家”,而这个词就是“共荣联邦”。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为深远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1951年,剑桥大学正式成立史末慈英联邦史讲席教授(Smuts Chair in Commonwealth History),由尼古拉斯·麦森阁(Nicholas Mansergh)担任首任讲席。在此时研究者们的笔下,英帝国也不再是原先那个具有明确政治中心的统一政体,而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上分散,却具有内在深刻联系、“合作共荣”的联邦共同体。维系这一共同体的基础便是从大英第一与第二帝国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法治精神。而在例如文森特·哈罗(Vincent Harlow)对“长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历史描述中,作为一个“联邦”存在的英帝国甚至在18世纪便已出现,且是商人与工厂主等商业先锋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繁荣与富足的结果。而“对于亚洲与非洲等异族人的统治”,则通常都是为了更好地达成他们经济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这一逻辑也在之后“非正式帝国”的表述中得到重现,并在约翰·加莱戈、雷纳德·罗宾森与爱丽丝·单宁(Alice Denny)合著的名作《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批主张将帝国史书写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故事的历史学家也被称为“自由英国国教学派”(liberal Anglican school),从包括尼尔·弗格森等当代新保守主义者的全球秩序论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一批20世纪中期帝国史学家们的影子。


五  宣传“帝国”

除了需要处理来自左翼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挑战外,帝国的政治精英与帝国史研究者们还需要面对在南非与印度等地不断出现的独立运动的现实政治压力。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的两场世界大战,也令英帝国迫切地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联通国内与国际秩序建设的政治叙事。这种叙事还同一战之后推动经济复苏的诉求密切结合。在政治精英中,自由主义左翼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对国家在复苏经济进程中作用的讨论也随之纷纷出现。此时,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旨在调动民众并塑造英帝国海内外形象的工作,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而从事该项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这些群体,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雇员,在邮政部门、殖民地事务部与情报部门从事“公共关系”与信息收集部门的官员,以及帝国史研究者。

在战时1917年便成立的海外贸易部(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将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与外交部(Foreign Office)下属的两个商业情报部门合并且进一步扩大。其目的便是希望通过政府的工作,整合庞大帝国辖下的资本、生产商与潜在顾客,促进信息交流,向海外推广英国产品,进而达成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1926年,在贸易委员会与海外贸易部的共同倡议下,一个新的机构“帝国市场委员会”(Empire Marketing Board)成立。依照当时首相斯坦利·巴德文(Stanley Baldwin)的想法,该机构的核心任务除了整合信息资源之外,就是“推广帝国产品”,并“向公众宣传帝国的重要性”。这一任务实际上与“自由贸易”政策相去甚远。如果说“海外贸易部”的成立是战时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那么“帝国市场委员会”则显出战后英国政府将计划经济与政府集中管理市场的模式带入和平时期的主动意图。

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帝国市场委员会”的秘书长史蒂夫·塔伦慈(Stephen Tallents)就英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即便是很小的资产,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靠任何计划对其进行成功管理”。而当时英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在塔伦慈看来,就是“缺少具有效力的、旨在促进帝国经济资源有组织发展的计划”。随着塔伦慈“帝国市场委员会”的出现,英帝国也开始走上了一条具有计划性质的且有政府直接参与并管理的发展道路。这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英美知识界和政治界中,泰勒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思潮强调应当采用“科学”与“理性化”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塔伦慈认为,应当以“理性化”的思路,有效合并与管理各部门的资源;同时,还需要战略性地运用现代媒体手段,创造、保护并开拓市场。这一思路实际上也回应了当时英国商业界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减少无效信息轰炸并缓解经济萧条的诉求。相比19世纪帝国精英们来说,“帝国市场委员会”向英国公众宣传了一个更为世俗的“帝国”形象。此时的帝国不再仅仅是由律法、荣典、贵族与军人构成的神圣叙事,而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实用的、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全球性贸易秩序。同时,这个“全球”性的秩序内外分明。这个被称为“帝国”的全球秩序内部包含了所有隶属于“共荣联邦”的成员,其外部则是那些不在英国贸易霸权控制之下的,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海外”(overseas)竞争者。

这种发挥国家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障英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思路,不仅影响了英国半个多世纪的“自由贸易”观念的终结,更进一步延伸至二战后,并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内,左右了英国政府的内政及其全球秩序观。而着力推动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帝国主义者,在其工作中也发现,将帝国宏大全球秩序叙事与普通人生活联系在一起,不但有助于在多民族多阶级之间建设帝国的普遍认同,也能够动员个体,有效地使之参与到同帝国建设密切相关的战争与经济活动中去。1932年,史蒂夫·塔伦慈出版了一本名为《英格兰的投影》的小册子,其开篇就用优美的语言,叙述了四个居住在英国乡村的家庭妇女,每天通过《圣詹姆士记事》这份报纸,与英帝国的边疆乃至海外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动。他描述,这几位家庭妇女的福祉与遥远的世界相互联系,她们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是“相互依赖”的这一现实。他进而强调,非但现今英国人的生活与遥远世界相互联系,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英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图,解释自身在全世界的行动。因此,他提出,英国迫切地需要成立一个“国家投影学派”(School of National Projection),对内对外叙述并解释自身行动的价值与意义。塔伦慈的工作也成为1939年英国在对德宣战后正式成立宣传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对于文森特·哈罗以及后来的约翰·加莱戈和雷纳德·罗宾森等这一代英帝国史研究者而言,叙述帝国合法性的根本动力在于回答为何为帝国而战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随着1939年被迫放弃绥靖政策并向德国宣战,此时的英国除了急切地需要说服美国参战之外,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便是如何能够将英联邦各地充分调动起来,扩充兵源、提供战备物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公众媒体还是官方议会讨论中,“帝国”都被作为调动身份认同、促进英国海外殖民地联合的有效观念,在电影、广播等节目中广泛使用。也正是在战时调动的背景下,英国于1939年9月4日正式成立了宣传部,其第二局下设帝国宣传处(Empire Publicity),专事设计、管理、出版面向大众的帝国宣传品。旨在塑造并阐释帝国道德任务和仁慈形象的通俗帝国史著作便是这类宣传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时的帝国形象呈现了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合作共荣”松散自治联邦仍旧是这一时期帝国自我形象塑造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帝国在战争的需要面前,又被描述为一个团结一致,超越种族、性别、阶层乃至国籍界限的紧密整体。对英帝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一条件下,被塑造成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这种有趣的特殊与普遍性联系在文森特·哈罗为宣传部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在这本小册子中,文森特延续了先前对“合作共荣”秩序的推崇。他强调,作为英联邦的“合作共荣”是一种统一的政治身份认同。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依然有明确的差序结构,是一个由“自治领”组成的“英国的国家联盟”(a British league of nations)。经济方面,这个联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共荣圈”,而更像是一个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引擎。当然,在这个联盟中,诸如肯尼亚、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地位较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国家要低,这是由于它们无论从经济还是制度上都处于欠发达阶段,还属于这个联盟中的“初级伙伴”(junior partnership)。而随着英国对这些地区的精英教化以及对这些地区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建设,总有一天,这些落后地区会成长为联盟中的“平等伙伴”。

一战之后开始大规模兴起的“自由英国国教学派”将英帝国的霸权面目掩藏在一个现代经济秩序的说辞与全球共同发展的神话中。同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叙述还从霸权者的角度出发,尝试调和欧洲内部战后民族主义情绪,重塑欧洲/西方文明形象。1923年,英国一家专门出版图画杂志的公司——混合出版社(Amalgamated Press)——出版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其中一本《世界各民族的人》(The Peoples of All Nations)的画刊颇能说明战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观及其对人种与国族观念的整合。该刊每两周出一本,每一本介绍一个民族,最后结集成七卷本。刊物第一期的头篇文章为《国家生活的黎明》。该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以人种学为基础的“国家/民族”的故事。人类的起源从非洲所谓的“黑色人类”开始,逐步进化为蒙古人进而不断演化出人种多样性。这一叙事延续了典型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探索了一个人种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生物”差异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后来对社会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讨论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通过作者的描述与杂志的配图,文章传递的信息是:早先人的动物性是最明显的,就像大猩猩一样,具有野蛮的动物性;随着生物演化,人种内部形成了组织更复杂的群体——“国家”;在人类历史早期形成的国家仍是暴力的、野蛮的、充满生物性的群体。今天看来,这套知识似乎非常可笑,但是不可否认,即便是在一战结束之后,这种知识仍旧是他们想象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这种世界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一时代人们互动的形式。这便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必然关系。

这一期杂志的第二篇文章围绕着同样的主题进一步展开。帕特森(William Romaine Paterson)这篇文章勾勒了一个人类的文明史,并就此讨论了世界秩序的未来。作者描述,虽然现今所有人类都被组织成各种各样的国家,但比“部落化”的国家更具包容性的组织形式是文明。作者认为,由于人类进化的限制,古典文明共同体中,暴力性无从克服,战争不可避免。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到了19世纪,英帝国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由于贸易这股“激进力量”的出现,那些部落的、分散的国家被统合到了一起,并最终会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因此,贸易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力量,更是一种能够帮助整个人类克服落后动物性的道德力量,是文明发展的新高峰。作者格外强调,德国也受到这种进步的贸易力量的影响,并一度创造了诸如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人类文明的高峰。而其“衰落”绝非因为这种文明“衰落”,而是它对自身文明力量的纵用。

反观20世纪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思考,我们发现对“帝国主义”及其知识普遍性的质疑绝非个案。从“少数”及“弱小民族”角度出发,讨论全球现代化发展在帝国主义秩序下出现的不平衡状况,思考自身命运在这种全球秩序下的未来,这类知识在帝国秩序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区则更为普遍。在1923年瞿秋白对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他认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因此,如果希望理解世界未来的发展,基本的方法论是:“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它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瞿秋白格外强调,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东方经济的独立发展本身便是对帝国主义全球秩序强有力的挑战。而这种自主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就是“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西方两文化熔铸为一”。这种全球性的融合同样也会酝酿其自身的毁灭者。因为:“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在这种东西方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秩序的行动中,被压迫者的阶级主体性便得以建立,世界革命方能成为可能。因此,只有在这种反抗的行动中,才能造就“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六  结语

20世纪帝国主义者与帝国神话辩护人的帝国观及其变迁可以让我们发现,帝国叙事的变化与这个世界的历史变迁密切联系。对帝国主义者帝国论述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背后的基本逻辑。更重要的,它能作为反例,提醒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世界图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这种不同的世界想象,则必须从“霸权边缘”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出发。有趣的是,这种对“霸权边缘”的发现,其出发点同样来自对帝国主义者本身历史叙事的反思。1982年,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在其就任“维尔·哈姆斯沃斯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今天的帝国史研究已经与二战之前的帝国史研究大不一样。因为帝国本身早已不复存在。他指出,今天的帝国史研究者已不再像希里那样,享有一个能真正被称为帝国的政治主体。菲尔德豪斯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政治的变迁使今天的帝国史研究者的忠心(loyalty)无处安放。帝国本身的衰退使得帝国史作为原先人类历史的终结,退居为对人类一种“中介物”(intermediate)形式的学理性阐述。随着帝国的政治消亡,帝国的普遍性意义及其世界观也随之消亡。在菲尔德豪斯对帝国的叙述中,新一代的帝国史研究者不得不将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对象化,将其缩小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组织模式。在菲尔德豪斯看来,研究帝国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我们尝试理解世界多样性的一种方式。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再也无法想象一个宏大的整体史叙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经验性整理。换句话说,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似乎变成了希里笔下那些研究“荷兰与瑞典”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世界的兴趣,是局限的,是“纯学术性”的。

菲尔德豪斯的演讲既是对过去将近100年的帝国史学术传统的梳理,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诸多对“帝国”问题的挑战的回应。前殖民地与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民族史书写、文学与文化理论领域内的去殖民问题,以及来自政治经济史研究领域对第三世界依附性问题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热烈讨论,从各个方面对帝国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及发展问题提出了尖锐挑战。这类挑战的核心,都指向了旧有发展理论与现代历史叙事中表露出的浓重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如何回应这类挑战?对菲尔德豪斯来说,探索人类的“普遍”历史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在菲尔德豪斯看来,帝国本身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产物,仅仅是人类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因此,帝国史学者的历史责任就变成了将帝国重新历史化、语境化,并以此探索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一部分的意义。菲尔德豪斯还在其名著《西方与第三世界》(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一书中吸纳了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讨论,承认在“中心”与“边缘”之外,更应当审视“半边缘”(semi-periphery)中所出现的历史动态。由此,菲尔德豪斯尝试打破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史叙事,取而代之地用帝国与其殖民地/保护领之间的动态关系来描述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在他看来,今天的帝国史研究应该去看第三世界,因为这里是帝国与其他世界的“互动区域”(area of interaction)。

时至今日,全球历史的变迁已经将帝国、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叙述在日益变化的现实局势面前日渐显得力不从心。德国前外长约瑟夫·费舍尔(Joschka Fischer)2019年6月3日在“辛迪加计划”(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的《我们所知的世界的终结》中,更是明确地表示,在今天的中美冲突中,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而是整个美国霸权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未来我们很可能将会迎来真正的多极化时代。而就在不久前,全球化神话的“先知”弗里德曼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一反之前对“开源”的鼓吹,积极呼应特朗普政府的打压举措。虽然在其他的文章中,弗里德曼毫不掩饰他对特朗普的厌恶,然而恰恰在打压中国问题上,“先知”弗里德曼便不惜抛掉他“全球化2.0”的福音,拿起了保护主义的长枪,刺向所有那些敢于尝试改变自己命运,不甘永远被压制于底端的人们。

而由于主要的西方左翼在过去30年间放弃了对于国家理论的建设,他们在解释21世纪头十年中诸多重大事件时也显得苍白无力,更在2020年的这场全球大疫情中彻底失语。如何完成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国民经济能力、消除贫困、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以及在这次全球疫情中显现的最基本的问题——保障生命权等一系列现代性任务至今还远未完成。这些地区历史主体性意识的发端也深深建立在19世纪开始的反帝反殖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恰是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化经验中,我们发现民族国家的主权既未能在20世纪完整建立,也未曾简单地由全球化的资本消解。因此,我们更应当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审视在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以及所有被霸权压迫的人们所伸张的诸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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