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7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4:23

进入专题: 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政治极化  

牛霞飞  

摘 要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发展自文化多元主义,它要求主流社会承认民族及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支持“政治正确”,确保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同主流文化的平等地位,进而主张对他们进行倾斜性照顾,并鼓励其以群体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扩张,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反击,双方在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同时,民主党出于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原因,与多元文化主义结成了联盟,同样由于理念和利益,共和党则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强烈反对,两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冲击、消解了美国的政治共识,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三重理路,多元文化主义引发并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制及民主党的反击使美国的政治极化更加严重。从短期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治极化如能化解,也将经历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政治极化 政治共识 政党斗争 社会撕裂


克里斯托弗·黑尔与基思·普尔等美国学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治就日益呈现出极化的现象。他们指出,所谓的政治极化,就是指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提高,民主党中的右派和共和党中的左派比例下降,同时在国会投票中,跨党投票现象越来越罕见,而按照党派路线投票的议员比例越来越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日益严重,不少学者认为,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处在1879年美国重建时期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党及其支持者互相视对方为敌人,美国政治已经“超极化”。还有学者认为,政治极化连同身份政治以及国民认同危机等已经在美国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为何美国会出现政治极化?对于这一问题,当前国内外学界除了从经济方面如贫富差距,制度方面如美国国会制度的改革、选区划分、政党重组及否决制,以及社交媒体及其传播特点等方面来解释极化产生的原因外,也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在引起美国政治极化方面的作用。不过,在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文化战争”即传统价值观与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对立是否导致了政治极化的探讨上,在国内,学者们则主要围绕美国核心共识的破坏、后物质主义与传统价值观的争斗等角度来探讨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


本文在梳理总结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具体理路,并分析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多元文化主义如何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最后,对2020年美国大选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与政治极化的未来进程进行评析与展望。


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


美国犹太裔学者霍拉斯·卡伦(Horace Kallen)1915年发表的《民主与熔炉》一文最早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e Pluralism)这个概念。


1924年,他又出版了《文化与民主》一书,从人种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了“文化多元论”,对“同化”及“美国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群体划分的根本标准,人种及血统是不可改变的,其潜在的意思是,多种族、多民族移民的到来使美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联邦”“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一方面,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移民应当为他们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美国也应当尊重和认同文化差异,使自身保持永久的活力。


其实,从霍拉斯·卡伦认为美国是“多民族”国家的说法中就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差不多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因此,学者们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时,基本上都将其追溯到霍拉斯·卡伦的“文化多元論”。1916年,美国学者兰道夫·伯恩发表了《跨种族的美国》一文。同卡伦一样,伯恩批判了“美国化”,认为美国应当成为一个跨民族的“世界主义国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约翰·杜威对上述看法表示了赞同。他指出,在面对其他种族的文明时,美国应当接受它们,博采其他种族的文明之长,汇聚不同文明的智慧和经验,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民族精神。


因此,总的来说,“文化多元主义”首先确认种族及其文化是相互捆绑的,其次主张美国应当承认文化差异并尊重其他种族和民族的文化,认为各种族及民族的文化应当和谐共处,但前提是要维持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框架内容忍少数民族及种族的文化。


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关注基本上都集中在理论界,美国普通民众对其知之甚少。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成为美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公众所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不同的思想流派都开始对文化多元主义进行理论探讨。其中,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虽然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但它们基本上都认为应当尊重并且支持少数群体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因此为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相应的哲学基础。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外,也出现了一种比较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观点,它特别强调文化的平等,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去中心化”,它还极力主张“差异政治”,认为应在基本权利之外赋予少数群体以差异的公民身份。


可见,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使文化多元主义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与早期的“文化多元论”相比,20世纪6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主义更加强调不同种族民族及其文化的差异性,更加强调它们之间的平等地位,同时也更加强调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传统的承认乃至优先对待。


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社会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深入讨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开始日益频繁地使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并用它来替代“文化多元主义”(Culture Pluralism)。显然,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继承自文化多元主义特别是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而且,它们的内涵有着相当多的重叠之处,因此,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可以互换的、意义相同的词,而不少当代学者在探讨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架构和文化态势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的。


相关的论文及著作包括:不过,近二十年来,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与文化多元主义相比,多元文化主义有了更丰富也更复杂的涵义,学者们因此也开始有所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本文在探讨多元文化主义时,也将其追溯到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两者有区别,但也承认前者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并在特定时候,将两者等同使用。


从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中,以及当前学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中,可以归结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几点核心内容:(1)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是群体身份或族群身份,它认为不同的群体或族群拥有不同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和独特性;(2)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所有族群的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少数族群的文化具有同多数族群的文化相同的地位,不应该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分,因此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都是错误的;(3)既然文化之间是平等的,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价值都不存在本质上的是非高低,因此也就应当倡导价值中立,对所有的文化及价值观一视同仁,甚至一些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会将非西方文化神圣化,几乎不容许对非西方文化或少数族群文化的批评;(4)在具体的公共政策上,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同化”政策,主张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少数族裔、妇女、LGBT群体进行倾斜性照顾,鼓励这些少数族群以群体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反抗文化非正义,同时,倡导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规范以确保上述群体不会被随意冒犯。


不可否认,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有着重要价值和进步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朝野有了大批的支持者,不过,多元文化主义也激起了相当多人的反对,甚至,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推手。


二、多元文化主义引发美国政治极化的三重理路


多元文化主义从三个层面导致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一是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与支持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及学者的争论构成了美国政治极化的思想基础;二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及利益诉求引发并加剧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矛盾与冲突;三是多元文化主义消解了美国的政治共识,冲击了美国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由此而引发了政治极化。


(一)多元文化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思想根源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及其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高歌猛进,逐渐引起了美国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和学者,如内森·格莱泽、阿尔文·施密特、艾伦·布卢姆、阿瑟·施莱辛格、塞缪尔·亨廷顿等,纷纷著书立说,对多元文化主义展开回击,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一场“文化冷战”。


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及其主张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多元文化主义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并加深美国种族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美国的分裂。由于受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受到压迫和歧视的少数群体的群体意识被唤醒,他们主张以集体为单位获得经济利益补偿,但同时也导致了少数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而且,当某一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时,其群体意识就会更加强烈,并进一步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社会动员,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严重的分裂力量,危害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格莱泽、施密特和施莱辛格等认为美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在少数族裔之间引起了诸多争议和矛盾,而且多元文化主义者要求在编写美国历史书时更加强调和突出少数群体的贡献,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强调流血和冲突,因而会更加显现出美国白人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进而引发少数群体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危机,并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分离的情感.;(2)多元文化主义要求美国在中小学校中实行双语教育,以体现对少数群体文化的尊重,但格莱泽及亨廷顿则认为,由于语言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双语教育会阻碍美国对新移民的同化,也会延缓新移民对美国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接受和忠诚感的形成;(3)多元文化主义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弊端,却忽视了其他文化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许多消极的甚至是野蛮的风俗习惯;(4)多元文化主义看似主张民主,但它特别强调群体的权利,而民主则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因此,它实质上是反民主的;(5)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政治正确”虽然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过分强调“政治正确”也会产生许多负面后果,施密特就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破坏了美国的灵魂”;(6)多元文化主义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移民可以保留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拉美裔移民居住集中,还统一使用西班牙语,这正使美国逐渐变成一个双语言、双文化的社会,也日益破坏美国的国家特性。


总之,在上述保守思想家和学者的眼中,多元文化主义是潜入美国政治社会内部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它最终会导致美国社会的严重冲突和分裂,消解美国的国家特性,使美国国将不国。


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者与保守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文化冷战”是美国政治极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突出表现,两者之间的观点论争对政界及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各自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思想根源。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利益诉求造成了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与对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诉求与利益要求,民主、共和两党不断发生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和利益都接近于民主党,因此,下文以多元文化主义和民主党的理念和利益结盟关系的分析为主,以共和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的分析为次,来阐释多元文化主义引发两党矛盾与对立进而导致政治极化的机理。


1.民主、共和两党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契合与理念分歧


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一直存在时而和缓时而激烈的理念之争。如果两党内部在理念问题上发生了党派的分裂,也就是说,两党党内都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在不同的议题上,两党内部持相同意见的派别就有可能相互聯合,形成议题联盟,从而为政党合作开辟空间,两党就不易发生剧烈的政治斗争,政治极化也就难以产生。然而,如果某一理念问题尤其重要,而且两党内部针对该问题的分歧过大以至于使党派分裂发展成了政党重组,进而消除了党内分裂,使两党之间的理念区别加大,那么,政党斗争和政治极化就容易随之出现。


在南北战争前夕,围绕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民主党和辉格党内部都各自分为南北两派。1854年,两党内部的废奴主义者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而两党内部主张继续保持奴隶制的势力也相互联合,成立了民主党。这样,两党内部同质化加强,但两党之间的分歧却更加明显。1861年,两党在废奴问题上的势不两立引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一直到民权运动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黑人民权问题上又产生了矛盾,但这种矛盾没有激化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从总体上说,北方共和党和北方民主党支持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而南方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则坚持种族隔离政策,这样,两党在黑人民权问题上日益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扭曲状态,因而,有学者将20世纪40~60年代的美国政党体制称作“四党制”。在“四党制”下,美国的政治极化水平较低。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民主共和两党都无法再回避其内部对于种族问题的分歧,两党再次发生分化和重组。南方民主党人和南方共和党人站在一起,而北方共和党人则与北方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在新的基础上重构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内部在种族问题上的理念趋于一致,但两党之间的差异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的政治极化水平开始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民权运动开启了政党重组,而政党重组则推动了两党内部政治理念的同质化和两党之间的异质化,进而导致了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


不过,如果对上述结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则可以发现,通过黑人民权运动,两党不仅明确区分了各自的政治理念,而且日益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准来界定自身的政治理念。换句话说,民主党开始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自身的核心意识形态,而共和党则把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主义看作是自己的意识形态。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及政治正确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部分民主党人在参与甚至是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多元文化主义与本党价值理念的契合之处。具体来说,作为美国最主要也是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黑人通过民权运动赢得了选举权,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和政策,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而且,黑人民权运动还开创了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争取权利的范例,他们认为,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人机会平等”的观念貌似公平,却掩盖了“人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种族等原因而集体受到歧视的现实,因此,黑人民权运动主张以群体或集体而非以个人为基础来争取权利,它还将种族或身份之类的整体的概念引入到美国宪政理念中,主张将原来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权利的概念改造成一种关于集体权利的概念,并要求政府对这些权利予以承认和保护。


黑人的政治抗争激发了美国社会其他少数族裔及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他们也开始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和不幸。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各个群体的“权利革命”风起云涌,包括奇卡诺人、印第安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都发起了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而且,少数民族和女性等常常发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语言和相似的立场,因此,这些运动之间也互相影响、互相支撑,同时,它们也基本上都借用了同黑人民权运动相似的集体动员的形式和对抗性的战术。以黑人为首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政治抗争推动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政治正确”的产生和“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出台。“政治正确”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压迫,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而“肯定性行动”政策则规定,凡是以前在美国历史上曾因种族、族裔和性别等原因遭受过集体性和体制性歧视的群体包括印第安人、黑人、拉美裔人、亚裔、女性等,在相同的条件下拥有优先享受包括就业、入学和获得政府商业性合同等在内的社会福利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正确”还是“肯定性行动”,都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诉求。更重要的是,当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以集体斗争的方式来争取权利,以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特别强调自身的基于族裔、性别等的群体权利的时候,就与同样也关注群体身份或族群身份的多元文化主义站在了一起,并为后者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因此,从产生根源上看,多元文化主义成长和发展于美国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抗争中,从思想倾向上说,多元文化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对于民主党来说,其理念与多元文化主义有着较高的契合度,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民主党就是左翼政党,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党更加左倾,更加同情并支持少数族裔、移民、女性、同性恋群体等要求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诉求,同时,由于部分民主党人直接参与并支持了民权运动,因此他们也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中贡献了力量,这就使得民主党人在面对多元文化主義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然而,对共和党来说,多元文化主义与其政治理念的契合度要低得多。共和党当前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自由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它在文化上持保守态度,尤其坚持基督新教的价值理念,更加强调个人主义,强调机会平等。因此,对于LGBT群体要求美国主流社会承认其身份认同的诉求,共和党人出于基督教信仰,始终无法欣然同意。民主党及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存在一种“体制性歧视”,这使他们在竞争中无法和主流群体处于同一起点,且前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特殊照顾,而共和党并非不同情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美国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为这些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民权运动后,虽然共和党不得不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政治正确”和“肯定性行动”政策,但其一直寻求机会对之进行扭转或“纠偏”。早在1970年代,共和党人就提出了“反向歧视”的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共和党人还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紧密,他们极力推崇并努力想要保持白人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理念上,共和党与民主党及主张各种族地位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综上所述,从民权运动开始,民主党与共和党内部的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化,民主党大力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主张,而共和党则秉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及政策理念上的冲突与斗争无疑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及加剧的重要原因。


2.民主共和两党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利益耦合与利益冲突


其实,民主党支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取政治权利以及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除了在理念上有相通之处,它们在利益上也有相互支持和相互结盟的关系。


很明显,对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来说,宣扬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使自己在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中掌握“优质”话语权,毕竟,同共和党支持的保守主义所带有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内容相比,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宽容、平等和扶持弱者等更具有“道德高尚”的意味。另外,他们全力支持更加同情自身权益的民主党,也相当于在美国竞争性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牢固的靠山,以此为凭借,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对于民主党来说,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结盟,可以扩充自己的选民基础,赢得稳固的选票来源,而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本党的核心理念,则可以加固上述结盟关系,使自身在选举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民主党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利益耦合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民主党对美国移民和同化政策的态度上。


从殖民地时期到建国初再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一直对移民持开放态度。这一时期,无论是从人种、民族属性还是宗教来看,美国都是一个高度均质的社会。对于不断到来的移民,当时占绝对主流地位的同化理论即“盎格鲁一致论”认为,美国的定居者及其后代需要用“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制、秩序以及民众政府观念”去同化移民,而移民也必须适应盎格鲁-新教的社会和文化。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具有异质文化的来自德国、爱尔兰以及东南欧的移民变成了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华人也开始进入美国,美国逐渐成为了一个种族、族裔、信仰以及语言多元化的国家。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华人进行限制,也比以往更加强调对移民进行同化,“熔炉论”也成为美国人在同化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因此,尽管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变得多元化,但“多元文化主义”的抬头及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遏制。


然而,也正是在美国加强对移民的同化以及限制移民的时候,民主党开始显示出其对同化与移民政策的异议。首先,一些持进步主义观点的或倾向于民主党的学者对“熔炉论”提出了异议,这就是文首所提及的霍拉斯·卡伦、约翰·杜威等人的“文化多元论”。其次,对于共和党主政时期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不少民主党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表示反对,他在1905年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主张公正地对待华人。到二战期间,在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导下,排华法案最终被废除。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出现的大规模的移民潮最终促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而这次移民潮的出现,与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主导下的取消按国籍规定移民限额和禁止对移民进行种族、民族歧视的“移民和国籍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末,美国通过的最重要的移民法就是旨在增加移民配额和民族多样性的1990年移民法,当时,虽然共和党总统老布什主政,但民主党却同时控制着参众两院。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加紧了移民控制,而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的移民政策都相对宽松。在这种情况下,拉美裔成为新移民的主力军,其人数持续高速增长,从2002年起,美国的拉美裔正式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2012年,美国拉美裔移民人数增至5300万,是1970年的6倍。


此外,1960年代后,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到2017年,美国共有约1050万非法移民,占这一年美国总人口的3.2%,在非法移民中,有一半左右都是墨西哥人。


因此,纵观1960年代后特别是1990年以来的移民政策,可以发现,在对待移民乃至非法移民的态度上,共和党政府相对比较严厉,而民主党政府则相对宽松。此外,在同化移民的问题上,民主党也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强调要尊重移民原先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这样,美国降低了对拉美裔移民的同化力度,同时,又迫于拉美裔移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开始在一些地区实施双语政策,使其得以与美国主流文化保持相应的距离。对于主要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来说,由于他们与母国距离近,同时先进的通信技术使他们与母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更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他们得以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在某种程度上隔离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民主党人之所以欢迎移民,不反感非法移民,同时,他们还选择尊重移民及非法移民的原文化认同,部分是因为最初来到美国的移民特别是拉美裔移民都从事着最艰苦的底层工作。


民主党从自身的理念出发,视其为弱势群体,进而予以同情及照顾,但其更多地是出自本党利益的考量,尤其是在大众民主及选举政治的逻辑下,“人多就是力量”,这从2012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赢得71%而罗姆尼仅赢得27%的拉丁美裔选票这一事实中就可以得到明证。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有人口数量可观的非法移民,将来如果他们获得选举资格,那么对民主党来说,将是一支左右选举结果的支持力量。而对大量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来说,民主党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并为其积极发声,所以全力支持民主党也是他們得以在美国生存下去乃至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享受美国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


因此,总的来说,利益因素特别是选举利益的因素使民主党支持移民的到来,使他们倾向于放松同化政策,也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多元文化主义。


对共和党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利益考虑。一直以来,美国社会都以白人为主体,虽然白人同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来源,但同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白人选民的依赖度更高。对于部分白人选民要求降低对少数族裔等的照顾力度以及限制移民的诉求,共和党不得不对之进行回应。从另一方面来看,共和党并非没有认识到少数族裔、女性、LGBT群体以及移民在选举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也在做出调整,如有限度地支持“政治正确”与“肯定性行动”等。在移民问题上,部分共和党也努力在移民与反对移民的白人选民中寻求一种平衡,但常因为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使这一努力归于失败。例如,2006年,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同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合作,推出了肯尼迪-麦凯恩法案,旨在使符合一定条件的非法移民能够留在美国,但共和党保守势力却强烈反对。2007年初,在布什总统推动下,美国国会推出一项移民改革法案,其中包括建立“Z签证”和“移民积分制度”等,使某些非法移民能有机会申请绿卡,这既能满足民主党给非法移民居留权的愿望,也符合共和党所能接受的高质量移民的要求,然而,同样是由于共和党强硬派的阻挠,该法案胎死腹中。


可见,出于选举利益考量,共和党有时不得不对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支持者做出一些让步,但更多时候,共和党只能选择站在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支持者的对立面上。


总而言之,民主党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是一种利益耦合关系,而共和党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则是利益冲突关系,围绕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利益诉求,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避免矛盾和冲突,并逐渐走向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极化。


(三)多元文化主义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的政治共识和传统政治秩序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它日益冲击着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也解构、冲击着美国的政治共识,甚至对美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这是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美国政治极化乃至其愈演愈烈的最为深层的原因。


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会消解美国的政治共识,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要求不同的文化之间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这确有一定的進步意义。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是由那些第一批来到北美大陆的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信仰新教的且持有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等在内的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的定居者所建立的国家,“美国信念”对美国的文化、体制、历史发展以及国家特性起了定型的作用


尽管美国人一直宣称美利坚民族是包容性的民族,美国文化是包容性的文化,但实际上,这种包容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对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的坚持,如果少数族裔及其文化挑战了它们的主体地位,那么,多数对少数的包容度就会降低。而且,由于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核心来构建其政治共识的,如果使少数族裔的文化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平起平坐,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解构美国的政治共识。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在对各种文化进行评判时,要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而价值中立很容易走过头,变成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中立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尽头就是无价值,也就是所有价值一律平等,这就会使人们丧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进一步破坏以自由、平等、民主等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和美国共识。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群体或集体的权利,但它确实与美国信念中的个人主义相背离,冲击了以个人为基础而享有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美国宪政制度。


第四,美国的政治共识和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即平等、自由之间存在一种内恰与平衡的关系,但多元文化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背离和对集体权利的强调恰恰破坏了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欧洲,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张力,但在美国,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却由于个人主义的存在而大大化解,原因在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从新教理念中孕育出来的,它认为个人要对自己的成败负责,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个人自由地发挥其才智,如果出现了结果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不是特别严重,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当多元文化主义过于强调集体的权利时,就会产生集体的结果平等的要求,从而减弱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张力的平衡作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存在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同美国的新教文化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共识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最为深刻的来源是美国宗教宽容的理念与实践,宗教宽容意味着没有什么组织可以强迫信徒遵守所谓的正统教义,这样,宽容的思想慢慢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多元主义最终被各教派所认可,而在美国这样大多数人都信教的、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中,人们接受了宗教的多元化,也就更能够接受文化多元化,虽然这种多元化是建立在基督新教为主的基础之上。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虽生于美国的宗教宽容,但却叛离了宗教特别是美国的基督新教。它的世俗化和“非基督教化”主要表现为反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反对过于强调美国用以基督新教为基础的主流价值观对移民进行同化,它主张承认、认可而不仅仅是尊重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和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甚至是无神论者等,它还强烈主张使学校远离宗教。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本身的世俗化在加强。有数据显示,1970年代初,世俗主义者占美国人口比例为5%,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15%~17%,


到2019年,虽然基督教徒占人口比例还有65%,但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占比达到26%,可以肯定地说,多元文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基督新教文化是美国政治共识的核心,而多元文化主义本身的世俗性以及它对美国社会世俗化的推动,也必然导致其对基督新教文化以及立基于其上的美国政治共识的破坏。


可以说,政治共识是一个国家保持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也是那些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及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实现妥协的基础,政治共识减弱或受到损害,妥协就难以达成,冲突也就难以平息。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政治共识的消解无疑会增加解决矛盾和冲突的难度,从而促进政治极化的产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多元主义的扩张会对美国公共文化的稳定性形成挑战,造成冲突、暴力与灾难。


复杂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确实对美国的政治共识有消解作用,但吊诡的一面是,它也坚定地支持着美国的政治共识,只不过,它所理解的美国政治共识与反多元文化主义者眼里的美国政治共识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如何实现美国政治共识上,双方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随着这种“一种共识各自认识,如何实施各有措施”的局面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反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导致了美国的政治极化。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共发生过三次政治极化,其中,对峙双方都是一方面极力坚持美国的政治共识,但另一方面,在共识如何实现以及共识的实现范围上,双方又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是严重的分歧:第一次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南方人和北方人都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核心理念,但对这些理念的实现范围存在严重分歧,北方人认为,黑奴也是人,同样应当享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南方人则认为黑奴是私人财产,他们不应该至少在当时不应该享有同白人一样的权利,而且,北方强行解放黑奴是对南方人财产权的侵犯。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被工业托拉斯打压而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主以及失业工人认为自己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受到了侵害,而当时的垄断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法律保障下行使其自由竞争的权利、通过个人努力而增加私人财产而已,而把企业做大做强,则是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事,何错之有?第三次政治极化出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严重的失业,民众生活极度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共和党人仍然坚持自由竞争的理念,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会破坏自由,而以罗斯福为首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连“免于匮乏的自由”即生存权都无法维持,那么自由、平等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同历史上发生的三次政治极化相比,美国当今正在发生的政治极化同样是由于对立双方之间的强烈的共识与明显的分歧。上文提到过,多元文化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有着激烈的观点之争,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既有巨大的分歧,也有强烈的共识。共识体现在,他们都承认美国政治共识的价值和重要性,也基本上认同美国政治共识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分歧不仅表现在观点之争,还体现在他们对美国政治共识的内涵、实现方式及实现范围上的极为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多元文化主义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理念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要求在政治实践中彻底实现这些核心理念的广泛行动,引起了那些同样坚守并珍视美国政治共识的保守主义者的对抗。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们坚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美国并没有真正落实上述核心理念,例如,在平等问题上,美国没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一直没有真正获得和占人口多数的白人同样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及其语言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以及英语之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平等过。但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理念的真正实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它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基本的实现,欲速则不达,如果操之过急,例如让那些并不认同美国政治共识的非法移民大量地进入美国,会破坏美国的政治共识,危及美国的宪政制度,最终使美国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实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得而复失。


三、多元文化主义与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多元文化主义就成为加剧民主共和两党斗争以及美国社会左右撕裂的重要议题,从特朗普当选为总统并执政至今,多元文化主义也一直起到了加深美国两党及其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作用。


(一)反政治正确与政治极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美国,同多元文化主义一样,政治正确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也是在民权运动时期,政治正确同多元文化主义密切相关。特朗普在竞选中及其执政后的一系列反政治正确的言行在美国赢得了大量称赞,也招致了相当多的骂声,并由此而激化了美国两党及其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2015年的美国总统初选辩论中,特朗普就语出惊人,表示“政治正确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我根本没有时间政治正确,这个国家也没有时间”。


此后,他又发表演讲,明确其“拒绝政治正确”。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反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更是在多个涉及政治正确的领域开启了其反政治正确之路。在少数族裔问题上,特朗普多次发表关于墨西哥裔移民的不当言论,如“墨西哥移民大多是罪犯”等;在女性问题上,特朗普对希拉里等女性频频发表涉嫌侮辱的言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特朗普称“有必要关闭美国的清真寺,并增强对穆斯林的监视”。


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也不改其反政治正确的言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对民主党少数族裔女性议员的诘难。當前,民主党在国会中有不少少数族裔议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个女性议员,即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奥马尔(Ilhan Omar)、纽约众议员科特兹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密歇根州众议院拉希达·特莱布 (RashidaTlaib)、马萨诸塞州众议院阿亚娜·普莱斯利 (Ayanna Pressley),其中,奥马尔和特莱布还是美国国会中仅有的两名穆斯林议员。这四个少数族裔女性议员经常一起活动,被特朗普称为“四人组”“进步小组”等。


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做法在政党和民众层面造成了对立,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首先,在政党层面,自特朗普打破政治正确的“禁忌”之后,共和党人就开展了对政治正确的全面批判,例如,泰德·科鲁兹、本·卡森认为政治正确正在扼杀、破坏美国,后者还以政治正确为武器攻击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和医改法案。对于民主党来说,由于少数族裔、女性、LGBT群体、移民等政治正确的坚定支持者是其重要选票来源,因此,民主党必须与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坚守政治正确。2020年美国纽约州众议院第14、15、16、17选区选举中获胜的都是身份更加“正确”的选举人,如少数族裔女候选人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黑人男候选人伯曼(Jamaal Bowman)、托雷斯(Ritchie Torres)和琼斯(Mondaire Jones),后两位候选人是同性恋。另外,曾角逐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DNA测试结果显示,其只有非常少的与哥伦比亚人、秘鲁人、墨西哥人相似的血统,但其一直声称自己是印第安人后裔。


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沃伦时常与特朗普针锋相对,双方在社交媒体上骂战不断,尽显极化政治的恶果。


其次,在民众层面,对于支持特朗普的民众来说,其“苦政治正确久矣”,在他们看来,政治正确在“种族歧视、非法移民、同性恋、非主流宗教等话题”


徐海娜.特朗普的“政治正确”:美国利益就是一切[J].当代世界,2017(5):3436.上设置重重限制,阻碍对上述问题的正常讨论,甚至形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许多美国人不敢表明自己的共和党身份,怕被冠之以“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之名。


甚至,很多人讨厌特朗普,但仅仅因为其反政治正确,就选择对其进行支持。此外,根据菲尔勒迪金森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超过半数的人既支持特朗普又痛恨政治正确。


然而,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同样激起了相当多的民众特别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反对,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是十足的种族主义者,他歧视女性,无视政治正确的进步意义,2016年,基于特朗普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本土主义”,《时代周刊》将特朗普评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


总而言之,美国两党及其选民已经在政治正确及言论自由等相关问题上发生持续而激烈的对抗,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分裂。


(二)限制移民与政治极化的进一步深化


特朗普自竞选及上台以来,做出了种种限制移民的举措,纵观这些举措所引起的美国朝野的反应,不难发现,美国政治极化程度正在急剧加深。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对其选民承诺,一旦上台,将实施严厉的移民政策。果真,特朗普一上台,就推出了针对6个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虽然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防止恐怖主义袭击,但其明显有遏制多元文化主义的考量。“禁穆令”一经颁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主党人对此强烈反对,倾向于民主党的联邦地区法院不断阻击,迫使特朗普再二再三修改禁令,并不断上诉,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最终选择了支持特朗普,但总统及其领导下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司法攻防战却使两党斗争白热化。同时,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美国民众的左右撕裂也进一步加深,根据路透社和益索普对美国民众进行的调查,有49%的受访民众表示支持特朗普的“禁穆令”,41%的受访者则表示反对。


特朗普还承诺要构筑美墨边境墙,以阻挡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这显然也是为了阻止多元文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甚至将这一举措提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然而,从特朗普提出这一设想开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众就对此予以坚定支持,而赞同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民众则表示强烈反对,并对之进行讥讽。围绕这一问题,美国社会的分裂趋势加强。据加州伯克利分校在2018年所做的研究,有半数以上的加州人支持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提议。


在筑墙费用问题上,特朗普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也产生了激烈的对立,这种对立先是导致了美国政府最长时间的关门,后又导致特朗普颁布紧急状态令,国会对此进行否决,而总统又对国会进行否决,进而,特朗普及共和党则被迫绕过国会,动用军费筑墙,民主党接着又控告特朗普,最终,联邦法院判决特朗普挪用军费的行为违法。在民众当中,反对特朗普的人认为其违反了美国的宪政体制,而支持特朗普的人则赞其“努力履行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及为國家安全而奋斗”。


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之所以反对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其实质都是为了限制多元文化主义,而之所以限制多元文化主义,又源于共和党及其选民的现实利益及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特别是白人草根选民对民主党所支持的移民及同化政策极度不满。他们认为,民主党及共和党建制派拥抱全球化,而民主党尤其欢迎移民这种流动的劳动力,但移民特别是低技术移民会降低美国本土工人的平均工资,


甚至使他们失去工作。而且,大量移民特别是拉美裔移民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本土白人,成为人口多数。


民主党所秉持的多元文化主义还主张放松对移民进行同化,这样的局面在白人草根选民眼里就是,移民既抢了他们的饭碗,又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因此,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围困心态”。


而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共和党限制移民的主张显然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何况,后者还誓言要保卫他们的工作、工资和安全。


对于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来说,为了捍卫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利益及理念,他们必须同特朗普及共和党斗争。


(三)反对由少数族群发起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极化的严重化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爆发了“我也是”(Me Too)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两场由少数族群主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特朗普及其领导的共和党对这两场运动都颇有意见,甚至予以公开反对;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则全力支持。双方的对决将这两场运动推向高潮,也导致美国政治极化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首先,女性群体发起的“我也是”运动最初以反性侵为主要诉求,后又将其反对目标拓展到女性歧视及男权社会压迫上。显然,这符合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念,因此也得到了民主党的大力支持。然而,随着“我也是”运动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许多美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被指控性侵,特朗普本人也不断面临这一指控,以至于他声称“‘我也是运动非常危险,不公平地威胁了整个有权势的男性阶层”。


“我也是”运动还将两党及其民众斗争的战火引到了最高法院。2018年,在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过程中,性侵指控始终缠绕着卡瓦诺,在卡瓦诺的提名确认被参议院通过后,抗议浪潮仍然不止,对立双方的斗争甚至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其次,2020年5月底,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下死亡的事件引爆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先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及政治抗议活动,其后,民主党精英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以及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等,都表示坚定支持这场运动,佩洛西、拜登等还同多位民主党人单膝下跪以表示对弗洛伊德乃至整个黑人群体的歉意。虽然有部分白人及黑人相互单膝下跪,以示和解,但运动还是向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参与其中的民众多次出现“打、砸、抢”的行为,甚至数次冲击白宫,迫使特朗普紧急转移到白宫地堡中。特朗普及共和党虽然也对这场运动表示理解,但对上述局面,他们还是予以强硬谴责,特朗普将参与这场运动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称作恐怖组织,还威胁要派军队维持秩序,但他的反应引起了民主党及运动支持者的更加激烈的反对。部分抗议者占领了西雅图市的国会山区,宣布成立自治区。另外,还有一大批抗议者开始了推倒美国历史上与奴隶制有关的人物雕像的运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总司令罗伯特·李、南方邦联政府“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和美国国父们包括华盛顿、杰斐逊的雕像先后被拆,而老罗斯福总统的雕像因有种族歧视之嫌,也被拆除。面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运动的支持者的行为,共和党及其支持者也进行了回击,极右翼的持白人至上主义立场的组织一开始就参与到运动中来,另外,反对这场运动的民众也拆除了一些废奴主义者如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的雕像。可以说,美国的精英和大众都深度参与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中,将政治极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无论是反政治正确,还是限制移民,抑或是反对由少数族群发起的政治运动,特朗普的主要行动目标其实就是遏制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而民主党的殊死斗争特别是在特朗普及共和党主导下的最高法院的保守化问题上的激烈反抗,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是为了保卫多元文化主义,因为他们担心保守化的最高法院会在移民、平权等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司法问题上做出不利于他们的判决,而这种判决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共和党及民主党之间的缠斗无疑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左右撕裂,因此,学者艾伦·阿布拉莫维茨指出,美国正日益分裂成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国家,它们互相反对,很难再和谐共处,者福山也指出,共和党正在变成白人党,民主党则正在变成少数族群党,当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结果将是非常不利的。


四、结论与展望


当代美国发生政治极化的主要诱因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支持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要求主流社会尊重并平等对待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文化,扩大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鼓励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以集体方式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扩张引发了保守主义的反击,激发了美国的政党斗争,冲击了美国的政治共识和传统的政治秩序,从而引发了美国的政治极化。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其在反政治正确、限制移民以及反对由弱势群体发动的政治运动上的举措都是为了限制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但这引起了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主党及民众的激烈反对,两党斗争和左右撕裂的程度迅速加深,政治极化也明显严重了。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一次决定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选举。当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仍未平息,可以预见,在大选中,关于该运动的话题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而民主党与共和党也会将其战火主要集中在与多元文化主义紧密相关的诸如移民、少数族裔、女性、LGBT群体的权利和身份认同的议题上,两党之间的斗争会更加激烈,也会进一步提高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


如果特朗普顺利连任,其很可能会同共和黨一起继续实施打压多元文化主义的举措,将当前美国反政治正确、反身份政治的潮流推向更高潮,进而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拉回到保守主义思想家及民众所强烈期盼的传统轨道上。但这势必会激起民主党及多元文化者的反抗,导致进一步的政治极化。如果拜登赢得总统选举,鉴于当前政界、学界及普通民众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正确及身份政治有所批评和反思,其领导下的民主党有可能会考虑到这种趋向,适当放缓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人口不断增多的少数族群正日益成为民主党的核心支持力量,其更可能采取的做法是继续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上都不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势力很可能会殊死抵抗,以保卫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社会秩序,从而进一步加剧政党斗争与社会撕裂。简而言之,至少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执政,美国的政治极化都会不可避免地向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美国历史上的三次政治极化,我们会发现,虽然三次政治极化基本上都被化解了,但化解的过程都极为艰难且漫长。第一次政治极化导致了南北战争,使美国不得不将惨烈的内战当作了解决分歧的手段,但战争结束后,美国也只是从宪法上废除了奴隶制,在名义上保障了黑人的平等地位,但在实践中,随后确立的种族隔离制度却严重地伤害了黑人群体的权利和尊严,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引发第二次和第三次政治极化的社会问题直到二战后才得以缓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使美国人放下其在社会问题上的分歧,团结起来,从而消除了政治极化。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当前所发生的这次政治极化,其化解的过程恐怕也将是长期而痛苦的,或许在将来,政治极化带来的政党恶斗、社会撕裂的痛苦会促使对立的双方各让一步,走向妥协与和解,但如果政治极化的严重后果没有引起美国社会的深刻反思,其社会撕裂的程度则会进一步加深,那么,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开启走向分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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