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2021:香港政经新秩序的四重亮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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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一国两制」在港澳台三地,花开三朵,风情别异,各有制度细节与进程差异,其中香港故事最为惊心动魄。2021,BNO法律争端最终破局。BNO法律定位,本为港英殖民遗产与中国主权框架的一个「妥协」,以外交备忘录方式「附随」《中英联合声明》,成为界定香港人身份与认同的一个重要尺度。BNO法律变质从英国始,以中国反制而终,香港人终於在身份上可以完整地以「中国公民」框限与认同。尽管其中包含着旅行与身份权利的一定减损,但「爱国」终究是有界限和义务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2021香港社会身份与意义的「新生」。

   BNO只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与细节,是与英国进行漫长「斗争」的又一个回合。香港回归,就其法理本质,是主权恢复与治权完全回归,与英国的政治和法律联系在回归时刻严格「归零」。至於来自双方尊重历史与实际的妥协安排,不能从本质与规范上改变香港属於中国一部分的法权事实,更不能用来干预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国安法》是中国主权事项,是中央对香港的保护性立法,英国依据既往声明及妥协性安排进行干预和法律变质,是一种外交和国际法上的挑衅行为。

   回归,土地是载体,但更重要的是人口与人民。英国变质後的BNO及之前更为激进的「居英权」计划,本质上是抗拒回归的法律制度安排,是所谓「殖民遗产」、「殖民情分」与帝国撤退安排的外在表现。这些背信与自以为是的法律操作,在私人利益上或许增进了部分香港人的权益,但在主权尊严与国家法理上则始终是一个隐患与漏洞,对香港人政治身份的清晰化与国家认同建构也始终是一种拖累性因素。人性是脆弱的,对来自多方的利益具有敏感性和追逐性,不愿意主动进行政治判断与选择,而「一国两制」所需要的爱国者身份及认同是一种超越个体选择的集体理性,恰恰以决定性选择做「中国公民」为前提,由此在香港社会的身份认同上造成结构性、持续性的冲突和张力。这些冲突与张力,在规模较小、冲击有限的条件下尚可安然无事,但在触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根本利益关头则无法继续「模糊」下去,国安法是一例,BNO也是一例。

   於是,2019/2020我们见证了「一国两制」妥协性的历史後果。妥协在谈判、过渡期与回归後治理中具有历史合理性,对平衡与稳定香港平台多方利益关系是一种富有智慧的理性选择。但关键性妥协在政治哲学上是一种「延迟决断」,是主权者的政治犹豫和利益权衡,是「原则」向「情势」的让步,长远来看必然造成香港之「旧」与「新」的观念与制度交锋。近十年里这种交锋日益激进化及具有颠覆性,从2014年占中到2019年反修例,妥协之弊日益呈现,被延迟的「决断」倒逼出炉。

   「一国两制」下半场在2020年决定性开启,并给2021年的香港带来四重亮光,使得香港在新的全球化与国家治理条件下快速适应和调整发展,催生香港的一种政经新秩序:

   其一,安全的亮光,即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结构性填补。2020《香港国安法》的引入,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是决定性甚至突破性的大事,表明中央在「一国两制」范畴内有着基础立法者与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自觉,是「一国两制」最关键的保护性力量。有了国安法,香港社会与法治秩序也将长期享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保障。2021年会产生第一批国安法判例,国安法也将进入学校课堂与社会文化空间,成为市民的法律武器和制度朋友。香港社会对国安法的理解与接受将更为深入,并借助国家安全认识和理解国家体制与法律秩序。安全是现代政治制度追求的首要价值,一切自由均在安全基础上获取和保障,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自然状态与冲突困境。香港人经历了2019的反修例暴乱,不会再有人愿意回到那种黑暗情境。

   其二,健康的亮光,即新冠疫情防控上的决定性进展。疫情对香港经济、民生与社会信心打击颇大。香港防疫,受制於政府认知、专家偏见及对西方防疫模式的依赖,以及香港本身制度上的繁冗、执行上的折扣以及社会本身的自律性短缺,一直未能如澳门及内地那样快速控制疫情及恢复经济民生。反修例、国安法再加上疫情负面影响,香港社会迭经挫折与冲击,人心思定而浮动,前景漂移而难明,信心起伏而不定,政府陡然间肩负前所未有之数重危机和挑战,管治能力短板渐次呈现,官民互信遭受一次次挑战。在国家防疫支援、疫苗承诺与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的反思性回应下,香港防疫有望在2021年打开新的局面。在防疫模式适度借鉴国家经验、政府执法严明有力、社会市民自律遵守与国家疫苗兜底保障的条件下,疫情损失将得到有效填补,社会团结与信心将得到积极恢复。

   其三,发展的亮光,即香港经济通过融入国家及再全球化而实现二次增长。香港经济本质上是全球化的「枢纽经济」,无论是金融、专业服务、贸易转口还是投融资,都是全球化经济秩序的一环。香港在全球化秩序中的独特而凸显的地位,是「一国两制」为各方接受的最关键因素。香港经济如过度依赖西方或走入本土主义的「黄色经济圈」,就会丧失连通内地与世界的「枢纽」功能而走向衰落。香港经济稳定增长,或结构转型,其要害在於「借助国家的再全球化」。这是一种辩证经济战略,一方面需要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寻求国家经济体的开放性支撑,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国家一同「出海」抢占新一轮全球化经济先机。这一信任国家的再全球化,是香港经济、社会与各界人才在21世纪寻求最佳发展的真正「风口」。2021,随着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疫情的控制,发展的亮光将更形耀眼。

   其四,民主的亮光,即新法律环境下的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秩序。香港的民主政治,本来是在「一国两制」与法治条件下理性运行,但2010年以来的民主发展日益脱离法治理性轨道:先是以公民抗命挑战守法伦理,後是以勇武黑暴宣扬暴力夺权,幻想「时代革命」。随着香港民主秩序被违法冲动和暴力冲动打破,香港民主性格开始变得非理性、民粹化甚至恐怖化,在社会运动的每一个角落,在学校的每一个场合,在立法会的每一场论辩以及在香港与国际相联系的诸多机制中,我们看到了以民主之名破坏香港民主法治秩序的颠覆性理论和实践。「真揽炒十步」竟然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一时纲领,是香港民主责任伦理的结构崩解。所幸,国家负责任承担起维护香港民主秩序的宪制性责任,以国安法兜底,以议员资格的人大决定清晰化「爱国者治港」的规范边界,以选举制度的检讨与完善确保香港投票民主的合法性与理性,以公职人员的宣誓与惩戒立法设定严格而精准的民主问责制,以教育和媒体的检讨改革塑造理性民主的文化基础。这些不是香港民主的倒退,而是对激进民主运动的规范和约束,是香港民主理性的结构性回归。2021年,我们将看到在新的法律环境与文化氛围下,香港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如何展现优良品质和水准,验证「一国两制」下香港自治民主的实践高度。

   总之,2021年已至,下半场哨声已响。这是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之制度实验周期的中期节点,也是香港制度变迁最激动人心、扑朔迷离的「下半场」。在这一历史性的场景切换与展现中,我们看到了国家与香港特区面对史无前例之内外冲突时的政治伦理与法治理性,看到了英美等西方势力的长臂管辖、非法制裁及其殖民性影响的长尾阴霾,看到了本土极端派「反中乱港」的最後表演与落荒而逃,看到了香港政府管治与疫情防控在国家经验模式影响下的改良契机,看到了「爱国者治港」日益成为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基石与现实,看到了香港社会出现的理性重建、信任国家与检讨既往偏失的艰难而有希望的集体努力。这些都是香港在新年里的治理和发展的希望所在。安全、健康、发展和民主的四重亮光,将照亮香港与国家的共同命运与融合前景。香港在国家与世界之间寻求「枢纽」增量和双重全球化角色的过程,就是「一国两制」在新时代与新世界的理性展开过程。我们期待香港在2021年新年起步阶段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发展也更民主,将「狮子山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更深融合与升华,最终奠基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价值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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