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7:22:12

进入专题: 非洲研究   中非关系  

李安山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洲的了解和研究经历了支持非洲、了解非洲和研究非洲三个阶段,而对非洲的系统性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研究对象国则始于埃及。至今有四代非洲学人对中国的非洲研究作出了贡献,新一代青年学者带来了新气象;新的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展现了各自的研究特色;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和参与日渐增多,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声音;与现实紧密联系、所涉学科门类日益丰富、研究不断深入是中国非洲研究的新趋势。展望未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充满希望,但要处理好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各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非洲研究;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国际参与

  

   中国对非洲的系统了解和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支持非洲(1950—1965)阶段,政治导向致使接触和研究非洲基于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了解非洲(1966—1976)阶段,相关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加强了解非洲翻译了大批国外研究成果;研究非洲(1977至今)阶段,改革开放促使学界开始熟悉非洲并开始初步研究,中非关系全面发展推进了对非洲的全方位研究。本文力图深入探讨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共分为五部分:以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关联为铺垫,简述四代学人(特别是青年)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参与和影响,梳理研究机构的发展,分析非洲研究的新趋势。

   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中非关系始于古代。“丝绸之路”存在于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第21王朝(公元前1070—公元前945年)一具女尸的头发存有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的纤维。由于当时只有中国有生产丝绸的技术,所以这种产品很可能是在中国制造并转移到埃及的。孙毓棠先生认为,连接中国和西方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北路从长安到粟特,西行后再经水路到叙利亚、大马士革和加沙,最终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这是从中国到埃及的主要贸易路线。南路是从楼兰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向南到信德河上游,再到卡拉奇港,最后到达西部和印度洋国家。当然,中国和非洲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联系。

   除了陆路,中非之间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历史上看,东非沿海和西印度洋的各个港口是中非海上交通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中国船只深入欧洲的中间站。据史料记载,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国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各种游记和官方历史记载中。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东非的海上联系要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的航程要早得多。非洲城市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确实起到了港口、补给、定居和保护等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尝试用资本、贸易和人员将世界联系起来,非洲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非洲国家正逐步加入“一带一路”。最初,“一带一路”涉及的65个国家只包括埃及这一个非洲国家。后来,中国政府提出非洲国家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2017年1月王毅外长访问马达加斯加时提出,两国应利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2018年9月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在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见时表示,马达加斯加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中国对非交往合作的重要门户。两国签署了相关合作文件。截至2020年1月,中国已同44个非洲国家及非洲联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那么,非洲可以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什么作用?总地来说,非洲东海岸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支点,亚丁湾海域安全是国际海上航线的重要保障,非洲既是亚欧海上交流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也正在成为亚洲国家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一带一路”为中国和非洲合作伙伴带来了诸多共同利益。政治上,中国从非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反之亦然。经济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持续了多年。以东非国家为例,中国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合作的例子有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内马铁路,以及中国建成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等,这些都象征着非洲与“一带一路”相关合作的具体成果。此外,中非文明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因此,中非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至关重要。非洲研究成为促进中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因素。

   中国四代非洲学人的努力

   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本人的两篇文章论述了20和21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以下简述四代中国非洲学人的非洲研究成就。

   中国的非洲研究始于对埃及的关注。清末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收集埃及古文物,20世纪早期黄涓生和黎东方研究埃及文字。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先生在伦敦留学时掌握了象形文字并参与了埃及考古。20世纪初国人开始研究早期中非交往。对非洲本身的认识和系统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第一代学人(20世纪50—70年代)包括张铁生、杨人楩、纳忠和张同铸等知名学者。张铁生(1904—1979)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原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首任领导,著有《中非交通史》。北京大学教授杨人楩教授(1903—1973)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法国历史,1958年转向非洲史,为非洲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其遗作后来整理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教授(1909—2008)1940年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一生研究埃及与阿拉伯历史,曾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张同铸教授(1915—2008)于1965年成立非洲地理研究室并协调国家项目《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及非洲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周一良先生虽不是从事非洲研究的,但他较早在国外杂志上探讨中非关系史。

   第二代学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代学者包括大学教授和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葛佶、赵国忠、屠尔康、陈公元、吴秉真、杨立华、徐济明、高晋元、吴期扬和唐大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和彭坤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葛公尚,北京大学夏吉生、郑家馨、陆庭恩、何芳川和宁骚,北京师范大学张文淳,南京大学苏世荣、曾尊固和姜忠尽,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中央民族大学顾章义,湘潭大学李广一,中国人民大学赵淑慧,苏州大学沈福伟,郑州大学许永璋,南开大学张象。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文鹏为中国埃及学培养了不少研究人才。高晋元、何芳川、葛佶、杨立华等学者都曾在国际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代人艰苦创业,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1979年成立中国非洲研究会,1980年成立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二是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协调不同机构和大学的非洲研究学者召开研讨会,展开对各种问题的辩论;三是学术成果,研究著述特别是非洲研究丛书及各种工具书的出版,各种非洲外文书籍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8卷本)的翻译。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非洲研究的新时期。中非双方合作需要学术界的支持,学术也必须满足政府、企业界和公众三方面的要求。第三代学者人数较多,均受过正规的学科培训,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比前辈有更多机会访问非洲,或曾在国外接受教育或培训,逐渐走向国际学术界。国家对非洲研究的重视提供了诸多学术经费和物质条件,促使学术界关注与非洲相关的研究课题。舒运国、杨光、张宏明、李新烽、刘青建、刘鸿武、颜海英、金寿福、沐涛、张忠祥、朱振武等人先后承担或参与有关非洲历史、中国非洲战略、欧盟对非援助、中非合作、中非关系史、20世纪非洲史学和非洲文学等国家重大(点)研究项目,这代学人对非洲研究不断加深。以舒运国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非洲经济史”为例,一方面认识到与国外的研究相比,中国的非洲经济史研究水平不高,“因此中国版《非洲经济史》目前在整体研究水平上尚难以赶超世界前沿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版《非洲经济史》仍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诸如充分利用中国古籍资料、全面深入阐述中非经贸关系以及独特的非洲经济史历史分期等”。国内诸多大学开设了非洲语言课程。各种著作和译著的出版开拓了读者的视野,非洲列国志和智库建设均为很好的尝试。各研究机构的出版物为非洲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做出了贡献,学术界与国家相关部门的联系更为紧密。

   新时代对中国的非洲研究赋予了新要求。一批青年非洲研究者构成了第四代学者。这些学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不乏实地调研经验,同时与学术网络紧密联系,对新的研究动向有较高敏感度。北京师范大学王海利、上海大学郭丹彤长期研究古埃及史并出版多部专著,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甚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青年学者近年来成果丰硕,如朱伟东专攻非洲法律,杨宝荣致力于非洲经济和中非关系,王金岩探究利比亚的部落问题,徐国庆评估印度对非洲政策,智宇琛探讨中国央企在中非关系和非洲发展中的作用,赵雅婷评价欧盟对非洲的援助,其他学者也各有研究重点。青年学者或将研究兴趣集中在某国,或将研究领域集中在某专题。如刘伟才的研究兴趣在南部非洲史、非洲一体化和中非关系方面,关培凤分析非洲边界争端及解决模式,牛长松探讨津巴布韦高等教育,沈喜彭研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周玉渊评估非洲自主性,宋微分析冷战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策,程诚专注于中非金融合作,李鹏涛剖析殖民主义与非洲社会变迁相关问题,王聪悦解读美国与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这些青年学者或治学专精,或涉猎广泛。有的关注国别、如李文刚(尼日利亚)、姜恒昆(苏丹)、肖玉华(埃塞俄比亚)、沈晓雷(津巴布韦)等。有的关注专题,如李维建探讨非洲伊斯兰教,张永宏研究非洲本土知识,贺鉴关注非洲海洋问题,蒋华杰钻研中国援非问题,梁益坚探究非洲国家互查机制,王涛研究反恐问题,张瑾研究非洲水环境。张勇是第一个学习研究非洲电影并拍摄相关纪录片的学者,他与非洲学者和丹博士主持拍摄的纪录片在中国和非洲广为人知。青年学者近年来也获得多个国家或教育部的研究项目。以2019年为例,周玉渊、黄玉沛、蒋晖、李蓓蕾、郑晓霞等分别获得有关非洲国家关系、债务问题以及关于非洲文学、非洲裔美国文学和非洲妇女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年来回国工作的青年学者也彰显了充分的实力。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哈巍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机构工作后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唐晓阳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国外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目前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任教。历史学博士温爽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曾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执教,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工作。邱昱从剑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上海师范大学的袁丁同时获得云南大学和鲁汶大学两个博士学位,曾在刚果(金)做过实地考察。云南大学的卢凌宇从密苏里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相雨博士从威斯敏斯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教。南京农业大学的周阳博士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陈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门从事城市化与非洲研究。医学人类学博士杨蓓蓓从南卫理公会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工作。清华大学的发展项目送出去多人,社会学系的高良敏博士属于最先完成学位的一批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少楠是美国非洲研究力量最强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廉超群和程莹均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分别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许亮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又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目前三人成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骨干。还有一些青年学者直接在非洲获得研究生学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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