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7:22

进入专题: 非洲研究   中非关系  

李安山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洲的了解和研究经历了支持非洲、了解非洲和研究非洲三个阶段,而对非洲的系统性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研究对象国则始于埃及。至今有四代非洲学人对中国的非洲研究作出了贡献,新一代青年学者带来了新气象;新的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展现了各自的研究特色;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和参与日渐增多,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声音;与现实紧密联系、所涉学科门类日益丰富、研究不断深入是中国非洲研究的新趋势。展望未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充满希望,但要处理好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各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非洲研究;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国际参与


中国对非洲的系统了解和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支持非洲(1950—1965)阶段,政治导向致使接触和研究非洲基于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了解非洲(1966—1976)阶段,相关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加强了解非洲翻译了大批国外研究成果;研究非洲(1977至今)阶段,改革开放促使学界开始熟悉非洲并开始初步研究,中非关系全面发展推进了对非洲的全方位研究。本文力图深入探讨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共分为五部分:以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关联为铺垫,简述四代学人(特别是青年)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参与和影响,梳理研究机构的发展,分析非洲研究的新趋势。

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中非关系始于古代。“丝绸之路”存在于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第21王朝(公元前1070—公元前945年)一具女尸的头发存有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的纤维。由于当时只有中国有生产丝绸的技术,所以这种产品很可能是在中国制造并转移到埃及的。孙毓棠先生认为,连接中国和西方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北路从长安到粟特,西行后再经水路到叙利亚、大马士革和加沙,最终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这是从中国到埃及的主要贸易路线。南路是从楼兰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向南到信德河上游,再到卡拉奇港,最后到达西部和印度洋国家。当然,中国和非洲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联系。

除了陆路,中非之间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历史上看,东非沿海和西印度洋的各个港口是中非海上交通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中国船只深入欧洲的中间站。据史料记载,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国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各种游记和官方历史记载中。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东非的海上联系要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的航程要早得多。非洲城市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确实起到了港口、补给、定居和保护等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尝试用资本、贸易和人员将世界联系起来,非洲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非洲国家正逐步加入“一带一路”。最初,“一带一路”涉及的65个国家只包括埃及这一个非洲国家。后来,中国政府提出非洲国家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2017年1月王毅外长访问马达加斯加时提出,两国应利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2018年9月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在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见时表示,马达加斯加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中国对非交往合作的重要门户。两国签署了相关合作文件。截至2020年1月,中国已同44个非洲国家及非洲联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那么,非洲可以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什么作用?总地来说,非洲东海岸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支点,亚丁湾海域安全是国际海上航线的重要保障,非洲既是亚欧海上交流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也正在成为亚洲国家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一带一路”为中国和非洲合作伙伴带来了诸多共同利益。政治上,中国从非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反之亦然。经济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持续了多年。以东非国家为例,中国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合作的例子有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内马铁路,以及中国建成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等,这些都象征着非洲与“一带一路”相关合作的具体成果。此外,中非文明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因此,中非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至关重要。非洲研究成为促进中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因素。

中国四代非洲学人的努力

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本人的两篇文章论述了20和21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以下简述四代中国非洲学人的非洲研究成就。

中国的非洲研究始于对埃及的关注。清末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收集埃及古文物,20世纪早期黄涓生和黎东方研究埃及文字。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先生在伦敦留学时掌握了象形文字并参与了埃及考古。20世纪初国人开始研究早期中非交往。对非洲本身的认识和系统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第一代学人(20世纪50—70年代)包括张铁生、杨人楩、纳忠和张同铸等知名学者。张铁生(1904—1979)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原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首任领导,著有《中非交通史》。北京大学教授杨人楩教授(1903—1973)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法国历史,1958年转向非洲史,为非洲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其遗作后来整理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教授(1909—2008)1940年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一生研究埃及与阿拉伯历史,曾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张同铸教授(1915—2008)于1965年成立非洲地理研究室并协调国家项目《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及非洲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周一良先生虽不是从事非洲研究的,但他较早在国外杂志上探讨中非关系史。

第二代学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代学者包括大学教授和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葛佶、赵国忠、屠尔康、陈公元、吴秉真、杨立华、徐济明、高晋元、吴期扬和唐大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和彭坤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葛公尚,北京大学夏吉生、郑家馨、陆庭恩、何芳川和宁骚,北京师范大学张文淳,南京大学苏世荣、曾尊固和姜忠尽,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中央民族大学顾章义,湘潭大学李广一,中国人民大学赵淑慧,苏州大学沈福伟,郑州大学许永璋,南开大学张象。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文鹏为中国埃及学培养了不少研究人才。高晋元、何芳川、葛佶、杨立华等学者都曾在国际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代人艰苦创业,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1979年成立中国非洲研究会,1980年成立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二是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协调不同机构和大学的非洲研究学者召开研讨会,展开对各种问题的辩论;三是学术成果,研究著述特别是非洲研究丛书及各种工具书的出版,各种非洲外文书籍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8卷本)的翻译。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非洲研究的新时期。中非双方合作需要学术界的支持,学术也必须满足政府、企业界和公众三方面的要求。第三代学者人数较多,均受过正规的学科培训,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比前辈有更多机会访问非洲,或曾在国外接受教育或培训,逐渐走向国际学术界。国家对非洲研究的重视提供了诸多学术经费和物质条件,促使学术界关注与非洲相关的研究课题。舒运国、杨光、张宏明、李新烽、刘青建、刘鸿武、颜海英、金寿福、沐涛、张忠祥、朱振武等人先后承担或参与有关非洲历史、中国非洲战略、欧盟对非援助、中非合作、中非关系史、20世纪非洲史学和非洲文学等国家重大(点)研究项目,这代学人对非洲研究不断加深。以舒运国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非洲经济史”为例,一方面认识到与国外的研究相比,中国的非洲经济史研究水平不高,“因此中国版《非洲经济史》目前在整体研究水平上尚难以赶超世界前沿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版《非洲经济史》仍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诸如充分利用中国古籍资料、全面深入阐述中非经贸关系以及独特的非洲经济史历史分期等”。国内诸多大学开设了非洲语言课程。各种著作和译著的出版开拓了读者的视野,非洲列国志和智库建设均为很好的尝试。各研究机构的出版物为非洲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做出了贡献,学术界与国家相关部门的联系更为紧密。

新时代对中国的非洲研究赋予了新要求。一批青年非洲研究者构成了第四代学者。这些学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不乏实地调研经验,同时与学术网络紧密联系,对新的研究动向有较高敏感度。北京师范大学王海利、上海大学郭丹彤长期研究古埃及史并出版多部专著,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甚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青年学者近年来成果丰硕,如朱伟东专攻非洲法律,杨宝荣致力于非洲经济和中非关系,王金岩探究利比亚的部落问题,徐国庆评估印度对非洲政策,智宇琛探讨中国央企在中非关系和非洲发展中的作用,赵雅婷评价欧盟对非洲的援助,其他学者也各有研究重点。青年学者或将研究兴趣集中在某国,或将研究领域集中在某专题。如刘伟才的研究兴趣在南部非洲史、非洲一体化和中非关系方面,关培凤分析非洲边界争端及解决模式,牛长松探讨津巴布韦高等教育,沈喜彭研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周玉渊评估非洲自主性,宋微分析冷战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策,程诚专注于中非金融合作,李鹏涛剖析殖民主义与非洲社会变迁相关问题,王聪悦解读美国与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这些青年学者或治学专精,或涉猎广泛。有的关注国别、如李文刚(尼日利亚)、姜恒昆(苏丹)、肖玉华(埃塞俄比亚)、沈晓雷(津巴布韦)等。有的关注专题,如李维建探讨非洲伊斯兰教,张永宏研究非洲本土知识,贺鉴关注非洲海洋问题,蒋华杰钻研中国援非问题,梁益坚探究非洲国家互查机制,王涛研究反恐问题,张瑾研究非洲水环境。张勇是第一个学习研究非洲电影并拍摄相关纪录片的学者,他与非洲学者和丹博士主持拍摄的纪录片在中国和非洲广为人知。青年学者近年来也获得多个国家或教育部的研究项目。以2019年为例,周玉渊、黄玉沛、蒋晖、李蓓蕾、郑晓霞等分别获得有关非洲国家关系、债务问题以及关于非洲文学、非洲裔美国文学和非洲妇女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年来回国工作的青年学者也彰显了充分的实力。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哈巍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机构工作后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唐晓阳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国外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目前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任教。历史学博士温爽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曾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执教,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工作。邱昱从剑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上海师范大学的袁丁同时获得云南大学和鲁汶大学两个博士学位,曾在刚果(金)做过实地考察。云南大学的卢凌宇从密苏里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相雨博士从威斯敏斯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教。南京农业大学的周阳博士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陈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门从事城市化与非洲研究。医学人类学博士杨蓓蓓从南卫理公会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工作。清华大学的发展项目送出去多人,社会学系的高良敏博士属于最先完成学位的一批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少楠是美国非洲研究力量最强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廉超群和程莹均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分别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许亮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又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目前三人成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骨干。还有一些青年学者直接在非洲获得研究生学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晓萌在尼日利亚获得豪萨语硕士学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马捷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获硕士学位,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院的张巧文在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获得企业管理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马秀杰博士在南非罗得斯大学学习7年,熟练掌握英语、科萨语、祖鲁语,并能用恩德贝莱语和斯威士语进行交流。此外,还有诸多学子目前正在国外攻读学位。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圈表现得日益自信。

中国学者的国际参与

不容置疑,中国的非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相比还没有达到相当程度,但是情况正在改变。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走向世界参与学术交流,并逐渐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除了不少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研讨会或从事国际合作项目外,这种国际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一些研究领域表现出自身特点,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国际学术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中国学者的研究开始具有自身特点,从而在一些国际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与喀麦隆学者塞勒斯汀·孟加(CelestinMonga)合作主编了《牛津非洲与经济学手册》。有中国学者与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学者合作主编关于中非合作历史和现状的论文集。有中国学者应邀撰写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书或学科手册的有关章节,如葛佶、李安山、许亮、张春、孙晓萌、唐晓阳、程莹等学者分别就中国的非洲研究、中国的非洲政策与非洲华人移民、中非关系的再思考、当代中非关系、中国的非洲语言研究、非洲的中国经贸合作区、中非戏剧交流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有中国学者成为国际杂志编委或同行评审专家。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不断举办中非关系研讨会并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或频繁派员拜访中国非洲研究机构,或邀请中国学者讲解中非关系与中非合作现状。这些均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纳忠教授于2001年10月25日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首届阿拉伯文化沙迦国际奖。2002年,颜海英应邀赴鲁汶大学参加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鲁汶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威利(Willy Clarysse)主持的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研究数据库项目。海德堡大学埃及学博士金寿福曾于1998年参加日本早稻田大学考古队对底比斯阿蒙荷太普三世墓的挖掘整理工作,2000年又参与海德堡大学对埃及卢克索官吏墓的发掘工作。笔者也经常受邀参加国际学术活动。2013年5月24日,杨立华和李安山应非洲国家驻华使团之邀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为庆祝非统/非盟50周年举办的“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2013年9月19日,李安山应邀参加“庆祝中南建交15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在南非外交部为他和南非学者合作主编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表演讲。2013年11月3日,李安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之邀参加该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先期共9卷,后扩展为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并在巴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耶鲁大学麦克米兰中心邀请李安山与尼日利亚前外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易卜拉欣·甘巴里(IbrahimGambari)担任共同主席,主持2016年3月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商学院举行的“非中关系:平衡、增长和可持续未来”国际研讨会和2017年11月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令人欣喜的是,有的中国青年学者已逐渐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13年9月9日,朱伟东被南部非洲仲裁基金(AFSA)任命为国际商事小组仲裁员。北京大学程莹的博士论文获得拉各斯研究协会(Lagos StudiesAssociation)最佳博士论文奖。刘少楠博士在美国非洲研究学会2018年年会上获得研究生论文奖(Graduate Student Paper Prize Winner),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科隆大学周阳博士有关中非跨文化婚姻的论文获得“特优”等级。国内其他非洲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国际学术活动也日趋活跃和频繁,在此不一一细述。

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也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在非洲研究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较少。1995年,北京大学颜海英参加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时提交的论文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李安山于1994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工作,就加纳的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世纪以来,随着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不断加强,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加,包括专著、论文集和论文等。例如,复旦大学金寿福对古埃及纸草文献以及神权的诠释,李安山关于南部加纳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和非洲华人史的专著,颜海英对托勒密石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学者积极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的非洲研究状况,如颜海英对中国所藏古埃及文物的研究,王海利关于中国对埃及象形文字研究方法的分析和对刘文鹏教授的推介,温爽对中国阿拉伯语研究的介绍,李安山对不同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综述,等等。

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使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日益受重视,他们的论文主要关注中非关系。现在南非工作的加纳学者普拉(K. K. Prah)、肯尼亚学者希夸提(J.Shikwati)以及德国伯尔基金会与非洲民间组织法哈姆为中非合作研讨会主编的专集《中国与非洲看待中非关系的视角》反映了双方对中非合作的理解。中国学者分别与南非、埃塞俄比亚学者合编的关于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的论文集体现了双方对中非合作的代表性意见。这些论文集收录了曾强、杨立华、安春英、贺文萍、洪永红、李保平、李智彪、张永蓬、刘鸿武、施琳、张春、梁益坚、唐晓阳、肖玉华、智颖飙、罗建波、李新烽、王南、庞中英、王学军、李安山、肖宏宇、许亮、曾爱平、张伟杰等中方学者的论文,反映了他们对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解。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或是论及中国的非洲政策及其作用和影响,或者关于金砖国家合作、国际发展合作与援助、工矿业、经济技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法律与治理和双向移民等专门议题。

学成回国的学者中不少有国际论文发表。温爽关注中国埃及关系及亚非交往,张巧文探讨中国非洲发展基金在非洲的作用,程莹专攻尼日利亚戏剧及中非戏剧交流,许亮研究南非经济发展及华人的作用,唐晓阳近年来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受到国外同行关注,廉超群用英、阿文发表了有关阿拉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邱昱探讨中非交往中的社会层面特别是企业道德问题,刘少楠考察了尼日利亚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在移民问题上,牛冬在研究广州的非洲人问题时提出“过客”概念,并使用英文对应词“transient”。在此基础上,袁丁将“Guoke”(过客)作为英文专有名词提出。东北师范大学的英文刊物《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Civilizations)发表相关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英文刊物《世界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也关注非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现代国际关系》(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问题研究》(China InternationalStudie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展望》(Global Review)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英文版也都不时发表相关文章。中国非洲研究院新创办《中国非洲学刊》(拟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出版)将为中国非洲研究的国际交流提供新的重要学术平台。

中国非洲研究机构的发展

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中有三个先行者: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于1961年7月正式成立,1964年10月更名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历史研究室1958年设立,亚非研究所1965年成立;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室1964年设立,1992年更名为非洲研究所。不少院校在改革开放后成立了与非洲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主要有湘潭大学(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1985年)、上海师范大学(1998年)、云南大学(1998年)等。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对非洲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00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2007年更名为非洲研究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洲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2012年更名为非盟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非洲农业研究中心(2006年),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0年成立,2011年更名为非洲研究所)等。非洲语言教学在中国起步较早,主要是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日益重视非洲语言教学,有的将学生派往非洲学习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豪萨语、约鲁巴语、祖鲁语、科萨语等非洲语言。除政府部委及下属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等)外,国内已建立30多个非洲研究机构,拥有期刊、周刊、年报、网站和各种出版物。

在诸多非洲研究机构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地位无可替代,除了机构、人员、资金和项目等方面比较突出之外,1998年以来开始出版《中东非洲发展报告》,涵盖了每年非洲形势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自2012年起,《非洲发展报告》从前者独立出来,成为对非洲研究和发展预测的重要参考。近年来,核心期刊《西亚非洲》(1980至今)的影响力凸显,仅2019年就有10余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对非洲历史和现状及中非关系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2019年在该所基础上成立的中国非洲研究院使其非洲研究的重点更加突出,与非洲学界的互动颇为频繁。该院自成立以来,与非洲方面的合作研究已启动两批项目(第一批4个,第二批14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新创刊的旗舰杂志《中国非洲学刊》“秉持学术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原则,刊发国内外关于非洲研究和中非关系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拟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在海内外同时出版发行”,相信该刊将为中非学术交流合作提供更好的学术平台。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前举办了中非合作国际论坛,并长期与埃及、南非和尼日利亚等非洲重点国家开展学术合作。除《中国非洲研究评论》以外,该中心运营了近10年的《北大非洲电讯》周刊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发行超过400期,用户超过6 000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的非洲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颇丰,2017年开始出版《非洲发展研究》,2019年出版了《非洲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资料汇编》(共6卷),汇集了1964—1986年间该研究所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报告成果,是国内非洲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在原有非洲研究的基础上成立后,以非洲法律为重点,出版了《非洲法律评论》,重点关注非洲的法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近年来成果显著,除了定期举办非洲经济研讨会外,2012年以来还出版了《非洲经济评论》和《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主要研究东非,集中在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翻译出版了《尼雷尔文选》,开办非洲艺术研讨会。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作为新生力量,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出版了非洲研究系列著作,创办了《非洲研究》集刊,设有非洲博物馆,举办“中非智库论坛”,下设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等多个研究机构,还聘请了多位非洲籍研究人员。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果丰富,近年来加紧引进人才,并根据区位特点和人才特长积极探索自身研究重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院(现已单独成立非洲研究院)长期以来具有非洲语言教学科研的特色,创办了《亚非研究》(2007年),派师生赴非洲学习当地语言。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为中非新闻传播和交流培养了不少人才。

近年来成立的一些非洲研究机构注意发挥自身特色。有的充分利用在非洲国家设立孔子学院的长处,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该校在埃塞俄比亚的孔子学院,一方面推动对非教育合作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关于非盟的研究,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扬州大学2012年成立了苏丹研究中心,招聘了两名苏丹研究人员,与苏丹高校展开合作,研究重点集中在苏丹殖民时期的历史、伊斯兰运动、对外关系、高等教育、政治突变后的困境、年度报告等。江西师范大学马达加斯加中心聘任两位马达加斯加研究人员,依托该校孔子学院在马达加斯加十余年的深耕经验与成就,对马达加斯加国情进行跟踪研究,其网站颇有特点,特别是包括了马达加斯加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连续举办两届“古今中非联系”研讨会,聚焦“非洲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国际学者在肯尼亚共同进行考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注意社会实践,积极在国内外开展各种活动。济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要依托外国语研究和教学人才,重点关注法语非洲国家。浙江海洋大学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以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沿海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外交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非洲研究中心也在不断跟进。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的非洲研究近年来由于引进了高畅教授(Augustin Holl)而硕果累累。高畅教授是喀麦隆学者、著名考古学家,曾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馆长(2000—2008年在任)和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2012—2014年在任)。在厦门大学的邀请下,高畅教授于2017年辞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职务,来到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从事教学工作。随后,他将自己的考古和文化收藏品捐献给厦门大学用于教学和科研,并建立了一个考古人类学实验室。2018年夏季他带领中国学生赴塞内加尔进行考古发掘,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调研报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7年与加纳大学、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加纳海岸角大学、加纳发展大学、加纳行政管理学院等5所大学共同成立了西非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研讨会,促进了中非教育与科研合作。该中心的创新方式之一是鼓励中非学者一起发表文章,这种联合研究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目前,该中心定期发布中英文年度报告。

中国非洲研究新趋势

人文社科研究最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就地区与国别研究而言,生存、发展与环境(包括自然、社会和国际)是重要关切。笔者曾经阐述过中国非洲研究的现状与新兴趣,如中非关系、国别研究、非洲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法律研究。这里简述有关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的新趋势。

中国非洲研究始于埃及史研究。埃及学随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扩张而兴起,殖民统治使埃及从学术上脱离非洲并扩展至欧洲。经包括埃及学者在内的非洲学者的共同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卷本《非洲通史》从学术史角度使埃及回归非洲。从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开始,经纳忠、刘文鹏、杨灏城等老一辈学者拓展,在颜海英、金寿福、毕健康等学者的继承下发扬光大。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对中国埃及学贡献卓著,培养了令孤若明、颜海英、金寿福、李晓东、李模等学术骨干。新一代学者正在兴起,如郭丹彤关注经济史,王海利偏重社会史,郭子林注重专制王权等。埃及现当代史方面,毕健康分析了埃及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王泰关注埃及政治舞台上三支基本力量——国家、社会和政治伊斯兰的互动关系。埃及研究领域的团队比较齐整,课题呈多样化趋势。

有关非洲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日益活跃。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庄晨燕对民族学的方法论及非洲民族问题进行研究,李志刚、牛冬等人对非洲人在中国的生存方式进行考察与理论探讨,徐薇通过实地调研考察非洲人类学特别是博茨瓦纳的种族与族群关系。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批人类学、民族学博士留学后回国,如邱昱、袁丁、陈亮、杨蓓蓓、周阳等。这些青年学者对双向移民的社会交往、广州非洲人的生存轨迹、非洲民族志与城市化、非洲华人新移民的健康挑战与求医策略、中国人与非洲人通婚家庭的双向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探讨。雷雯博士从发展研究转入人类学研究。清华大学的高良敏于2015—2018年对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周边地区开展民族志调研。这些学者为中国非洲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民族志、种族关系、环境适应、冲突调解等进入研究领域。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非洲人类学研究中心并举办各种学术活动。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举办有关非洲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讲座、论坛和研讨会。跨界民族的流动、冲突、适应和调解,游牧民与定居者的互动、城市化与城乡互补、解决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的传统智慧、非洲移民裔群的作用等议题也应逐步纳入研究范围。

中国非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与非洲现实紧密联系,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始终是研究重点,包括各种议题如非洲领导人和政治治理、政党政治和发展战略、民主和腐败、非政府组织、权力继承与政治稳定、民族问题和国家建设、非传统安全和反恐等。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的签订,非洲一体化议题日益重要,表现在非盟和联合国及国际组织、非盟和国际刑事法院、非盟和其成员国、非盟和非洲区域组织诸关系方面。非洲法研究是近年来的重点领域之一。随着中非关系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人员进入非洲,希望了解非洲国家的法律,从而激发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洪永红主持的“非洲法文库”系列为传播非洲法律知识和相关探讨提供了平台。朱伟东、夏新华、李伯军等人除翻译非洲法律或法律制度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等方面的文章。中国学者应逐渐加强有关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如查戈斯群岛)等方面的研究。

对非洲经济的研究涉及工农业、海洋渔业、减贫、技术转让、粮食安全、人口红利、债务可持续性、水环境、小企业、国际合作及援助等问题。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以独特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特别是非洲经济发展的看法。李小云团队通过在坦桑尼亚提高粮食产量的实践努力探索对非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学界应加强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及其效用的研究。该自贸区将是覆盖12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25万亿美元的大市场,秘书处设在加纳,其溢出效应不可小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区域一体化发展较快的非洲次区域组织,该组织2019年部长级会议重申将加快货币一体化进程,于2020年推出单一货币,此举之作用及趋势需着力探讨。国别和区域研究(如非洲之角、地中海沿岸、大湖地区、萨赫勒地区、刚果河流域、几内亚海湾、西印度洋群岛等)至关重要,既要有基本认识,亦应关注其特点,如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贝宁等非洲法郎区国家与法国的关系,尼日利亚、安哥拉等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多元化,非洲沿海国家的海洋资源发展,毛里求斯的中介作用(发展模式、资金、货物、金融等),马达加斯加的生物多样性与社会发展,卢旺达的治理模式,南非的移民经济,海外非洲人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非洲人的作用等。

非洲文学是一个新兴领域。除19世纪末的少数作品和20世纪前期《东方杂志》等刊物的介绍外,中国学者对非洲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开始系统研究。1986—2016年期间,中国学者们对非洲重要作家进行研究,发表了约990篇关于非洲文学的论文,覆盖16个非洲国家。非洲作品的翻译和介绍集中在反殖民主义或民族独立、非洲传统或本土文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具有英语作品多于法语作品、男性作品多于女性作品、小说多于戏剧等特点,不断有翻译或研究非洲(包括非洲裔)的各类项目出现。例如,1986年1月到2016年6月间,共有445篇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库切(John Coetzee)的文章,研究专著也集中在库切身上,而很少关注非洲黑人作家。朱振武主编的两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近年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有所拓展,从诺贝尔奖得主到通俗作家,从文学研究到批评理论,从一般研究到深入研究。姚峰、孙晓萌和汪琳等人牵头翻译泰居莫拉·奥拉尼央(Tejumola Olaniyan)和阿托·奎森(Ato Quayson)主编的《非洲文学批评史稿》,这是一部全面介绍非洲文学理论批评的文集,强调非洲文学的独特性,凸显非洲本土地位。

人们一直在讨论非洲是否有可能利用其优势进行发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发挥这些优势?政治学对于非洲政治传统的平衡作用及其合理性、当代引进的西方民主选举的利弊、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及不同权力集团的运作方式等方面应深入探讨。非洲国家出现了各种问题,但它们极力抵制外部干涉,希望靠自身力量进行解决,这种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成为典范,反映出非洲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非洲本土性与自主性是另一个重要课题,包括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非洲视角。非洲虽然经济上落后,但为什么非洲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地都能生存、传播并繁荣?文化研究既要认识非洲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也要评估其感染力、适应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包括非洲哲学与宗教、传统等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应加强探讨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包括非洲在联合国的作用以及非洲与大国的平衡关系等方面。非洲法郎区在各方面极度依赖法国,这种由前宗主国造成的非洲对外依赖性值得研究。

结论

中国非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势头。但是必须承认,非洲研究在我国还很薄弱,对中非关系的研究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政策导向的研究必须客观且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我们期待与非洲和国际学术界展开全面学术合作,更加重视国别或专题研究以及扎实的实地调查和跨学科研究。中国非洲研究应处理好以下关系: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总之,我对中国非洲研究充满希望。


(注释略)


来源:《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安山,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北京大学荣休教授(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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