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台湾牌」与民族复兴的终极考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8 次 更新时间:2024-06-06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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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赖清德5-20演讲,是两岸关系新阶段的启幕,两岸完全统一进入新的风险挑战期。他的演讲,本质是「台独」,手法是务实主义和渐进主义,靠山是美西方,思想根源是民主虚妄症,理性内核是机会主义。这些因素之组合,造就了赖清德在岛内及国际层面的基本定位与影响力。「蔡规赖随」,在基本面上是对的,两岸互不隶属论这样的实质两国论,从蔡到赖一以贯之。「九二共识」继续封杀雪藏,「中华民国台湾」粉墨登场,掩人耳目,试图在宪法认知上误导台湾民众与国际社会。赖清德是一个难缠的、坚定的、务实的、持续的、机会主义的「台独」主义者。

赖清德在打台湾牌,用这张牌谋求所谓终极「台独」,以及捆绑台湾民众和美西方势力。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中,并不总是美国控制台湾及占据主导,台湾也在反向渗透和控制,甚至运用包括民主、自由、冷战堡垒之类的价值符号与政治功利性捆绑美国。这样的反向捆绑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先例,在美台关系上也有表现。长期以来,民进党对美国的院外游说投入巨大,「台独」不惜利用各种资源和机会推进美国对台湾的价值亲和与政治交互。台湾利用了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需要。所以,我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美国在打台湾牌及控制台湾,必须正视「台独」的内在韧性及反向捆绑美国的政治可能性。

民进党如何证明自身的「牌」价呢?这从蔡英文以来就较为清晰:其一,从政治上看,以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取代大陆长期推行的统一与独立叙事,将「台独」隐藏在民主的所谓普适价值之下,引起西方普遍同情和支持;其二,从经济上看,以台湾的所谓高端芯片制造业张扬台湾对西方乃至於全球的技术文明与产业链的积极贡献,从而嵌入美国对华科技冷战与卡脖子战略,充当急先锋;其三,从地缘上看,以台湾所在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战略堡垒地位捆绑美西方的战略思维和军事部署,以台海为军事安全阵营的分水岭,达到以武拒统的目的;其四,从文化上,民进党极力推动「去中国化」,宣扬台湾历史与文化主体性,以及台湾民主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综合杂糅,从文化认同上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和血肉联系。这四个方面的台湾价值和优势逐渐被建构为岛内台独的完整意识形态,并在美西方形成某种认知共识。西方世界「挺台」的各种势力,有冷战思维和反华力量,也有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台湾独立的理念型思维和力量。「台独」从本岛到西方世界,其族群、话语、游说网络、政治资本与认知技战法,不容小觑,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破解。由此,赖清德时代的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伟大事业,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压力及做出巨大开创性贡献。

美国对台湾牌的打法很有意思,体现了作为世界帝国的多面性和霸权技艺:其一,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中美建交基础,拉拢中国对抗苏联并诱导中国走和平演变的西化道路,以此回应美国对以民主方式改造东方中国的道德热情和政治优越感;其二,以「对台六项保证」作为美台关系的政治承诺,利用台湾对抗大陆,以分而治之的地缘策略阻止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并同时从大陆和台湾谋求高额战略利益;其三,以《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两岸政策的国内法基准,对「一个中国」政策进行弱化和裁量性利用,并保持对台湾事务干预的主动权和选择性。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上述差异均衡格局基本保持不变,故美国实际充当了那时以来两岸关系的某种调停者角色,甚至台湾和大陆都有一定的心理依赖要求美国保障两岸和平稳定。比如,大陆希望美国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约束「台独」,不要进行极端挑衅而触发摊牌情势,而台湾希望美国考虑到台湾对西方阵营的地缘和经济价值而阻止大陆采取武统政策,维持两岸现状。这一次赖清德上台,大陆同样存在对美国一定的期待,希望美国从战略护栏思维出发约束民进党急独取向,而民进党也希望美国对大陆施加压力,阻止大陆的军事施压,最好状态下是逼迫大陆放弃「九二共识」进行两岸交流,形同两国互动。从结果来看,美国对赖清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更多的是利用,故5-20讲话的「台独」本质和危害性有增无减,而美方施压大陆的基本目标基本落空,大陆针对「台独」演讲进行了更具全岛包围性质和威慑力的军事演习,以及从官方立场上严厉批判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及其危害性。

大陆绝无可能放弃「九二共识」,因为这是最後的底线,这一底线的基础不仅仅是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大陆八二宪法中的「两个神圣」条款(神圣领土+神圣职责),更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及其责任伦理。基於文明和政治的超强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个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谈判或拆解的「帝国」架构,而是与中国内部政治竞争或和解,以及外部交往与斗争的不变前提。因此,「一个中国」具有历史、文明、民族和政治的规范正确性和制度坚定性,不可能通过所谓台独或西方式民主的程序甚至公投方法加以拆解。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宪法层面来看,任何对「一个中国」原则及其政治实体的背叛、偏离和敌对,都构成了宪法之公敌,也是民族之公敌。在此意义上,两岸任何政治谈判,「一个中国」都是默认和强制性的前提,是不可谈判的固定基础,所谓谈判只能是这一基础之上的治权和事务谈判,这一宪制原理对港澳台共同适用,是「一国两制」的规范原理,也是最高原则。所以,当「港独」势力以「非法占中」运动和修例风波胁迫中央在主权与安全问题上让步时,迎来的只能是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选举法;同样,当「台独」势力一方面「倚美谋独」,一方面又机会主义且虚伪地宣称两岸交流不设任何前提时,其所迎来的就只能是军事威慑和法律惩戒,以中华文明之智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绝不可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犯下颠覆性错误。要诱导大陆以放弃「九二共识」之一个中国原则的代价换取民进党的所谓两岸交流利益,将两岸完全统一的最高原则置之不理,这完全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知。

当然,台湾问题触及到了中西方的「文明总体战」,构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挑战。一方面,大陆宣布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具有强关联,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台独」势力以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结合形态制造两岸对立,并以勾结外国势力进行国际化对抗和机会主义寻求「台独」,造成两岸统一的多重障碍。面对赖清德上台带来的终极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进取心的有机结合与动态运用,主动创造两岸统一的话语、态势、条件和机会窗口,主动承担起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责任,创造民族的新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而绝不以历史机会主义和现实利益主义造成民族与文明之终极遗憾。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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