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当前人类和平发展面临的重大阻碍及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1 14: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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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回望历史,在20 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及数十次冷热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基于对战争灾难的深刻反思,二战后世界各国人民以“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掀开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篇章。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主题虽未改变,但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要求各国认真思考、团结应对。

   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系统性挑战

   首先,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大国间实力对比是构成国际格局的根本性要素。进入 21 世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增大,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其中,中国经济的崛起最为瞩目,从 1979 年至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1.8%上升到 2018 年的约 16%。1978 年,中国 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 6.3%、日本的 14.8%,到 2018 年相当于美国的 66.3%、日本的 273.6%。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 1990 年到 2017 年,发达国家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 78.7% 降至 57.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 GDP的比重则由 19.0% 上升至 38.5%。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 1648 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居于主导、东方趋于从属的态势,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重大颠覆性技术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权重进一步加强,大国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获取超额利润。1990 年 97.1%的专利由发达国家申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科技优势造就的新经济奇迹和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科技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呈现出分布式特征,出现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变化。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国际政治层面,权威的建立越来越取决于“共识”,而不再是“强权”。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科技革新,许多关乎国家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一些国家创新的发展手段被另一些国家视作对抗的武器。可以确定,围绕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国家间竞争将愈发激烈,国际关系的“地缘”竞争将更多被“技缘”竞争所取代。

   第三,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国家间关系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层面,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使一些国家取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但也使另一些国家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助推民族主义泛滥。在国家内部,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了大量传统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已很难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岗位。这使得一些国家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机会和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相互叠加,使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困境,“反全球化”思潮日益活跃。

   第四,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失灵的挑战。冷战后国家间壁垒的移除、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交流网络,有力促进了人员、信息、生产资料、资本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世界范围内架构起了一个复杂网络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使全球系统性风险高企。随着各国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客观需要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幸的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二战后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乏力,全球治理失灵问题不断显现。从本质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蔓延、全球经济危机频发、地缘矛盾升级,都和全球治理机制失灵有关。近年来,作为二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断网退群,甚至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危机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对中国等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行动全力打压,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使世界存在进一步滑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破坏国际合作

   当今的世界变局是体系性变局,由此引发的系统性挑战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有所体现。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放大了这些挑战,推动着国际体系深入演化。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挑战的同时使我们拥有了比前人更多应对挑战的能力,关键是国家之间能否合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阻碍国际合作,是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首先,单边主义阻碍全球合作。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下,美国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无视国际规则和秩序。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中导条约》、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威胁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开放天空条约》、万国邮政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等,严重破坏了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美国的频繁“退群”一方面削弱着本就薄弱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础,使国际秩序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和多变的时代 ;另一方面动摇了其他国家对于国际合作的意愿和信心,甚至引发竞相效仿,进一步扩大了国家间信任赤字。在国际裁军领域,美国消极对待续签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消极履行自身义务,多次推迟化武销毁时间,成为建立“无化武世界”的最大障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尽管 G20、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发出呼吁“应对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动、团结和国际合作”,但国际多边合作框架下并未形成有效的响应机制。2020 年 4 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经费,给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国际抗疫合作增添了巨大困难,进一步损害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能力。在美国的带动下,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泛滥,各国纷纷自保,抢夺防疫资源、构筑隔离边界。

   第二,保护主义加剧经济摩擦。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从 2008 年到 2016 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 600 多项歧视性措施,仅 2015 年就采取了90 项。在美国的“带领”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的资料库,2015 年各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比 2014 年增加 50%,而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2018 年美国又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点燃“全球贸易战”,严重冲击了国际经贸合作,全球贸易如今已经跌入 10 年来的低谷。此外,美国还施展“长臂管辖”,在国际事务中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必须服从美国国内法,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对世界上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的某些组织和个人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高校和个人实施了多个批次的制裁,严重损害了国际经贸秩序和双边交流合作。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为应对疫情影响,一些国家封锁边境、限制粮食和医疗物资出口、主张加强贸易保护、鼓动产业链本土化回流,致使全球商品、服务、人员、资本流动受阻,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世界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国际贸易与投资受到严重影响。保护主义与新冠病毒一样成为破坏国际合作的又一“病毒”。

   第三,霸凌行径加剧全球对抗。2010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中美战略竞争日趋紧张。自 2017 年 12 月起,美国相继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战略竞争与对抗模式,在政治、经贸、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进行全面打压。与此同时,美俄关系持续走低,外交驱逐、经济制裁有增无减。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修昔底德陷阱”“大国的悲剧”“文明冲突论”等消极论断甚嚣尘上。作为对美国单边霸凌行径的回应,相关国家也对美采取了反制措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分离将引发全球重组,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进而形成一个由歧视性贸易集团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更为严峻的是,中美矛盾已不止于政治博弈和贸易冲突,科技封锁、台湾问题、亚太地区军事化、意识形态冲突等都已成为热点。大国博弈针锋相对,无疑将促使国家间竞争性关系逐步走向紧张,集体行动受阻,全球发展迟滞,全球抗疫合作缓慢。在美国,疫情防控问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应有的重视,攻击政治对手,将疫情责任“甩锅”中国,使美国丧失了疫情防控的大好时机。

   从总体上看,当前世界的和平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与阻碍,有系统性变局造成的结构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突发性危机,还有昔日霸权主动设置的发展障碍。在这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世界,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和平发展道路应是世界各国不变的选择。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和平与发展”这一命题既是中国对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也是自身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回望历史,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永恒追求;纵观全局,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深度调整的必然方向。作为全球发展的长期趋势,全球化不会终结,各国间联系难以斩断,只能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协调合作、和平发展。近年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抬头,个别国家“甩锅”“脱钩”“断网”“退群”严重破坏国际合作,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依旧不可阻挡,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大势没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已初步成形。同时,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气候变化危机、网络空间乱象、核扩散风险、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冲突、难民问题、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持续高企的当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解决问题,可以独善其身搞好发展,合作共治是必然选择。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主题的应有之义,更是各国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

中国始终是全球多边主义合作的捍卫者,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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