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金岳: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20-11-23 08:54:15

进入专题: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张杰   金岳  

   摘要: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打造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则是推动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通过系统性分析可得出,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及其突出障碍。从国民初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合理地发挥促进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作用,加快促进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协同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国民再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型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将之作为“拓宽最为广泛的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渠道机制。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在国民初次分配机制和再次分配机制中,均需要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式的干预和融合发展途径。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重大时代价值;理论基础;可行途径;突出障碍。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2);金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

   目录

   一、当前中国加快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重大时代价值

   二、重新认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新特征

   三、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与突出障碍

   四、改革突破口与具体政策建议

  

   一、当前中国加快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战略的重大时代价值

   第一,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现象是全方位的,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从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尚未低于过0.46;二是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很大幅度领先其他80%的人群。即便是处于第二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也只有最高收入群体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仅为最高收入群体的1/10;三是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人均工资水平差距持续加大,人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人均工资水平最低行业之间的差距,截至2019年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四是虽然到2014年之后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出现了轻微缓解的迹象,但是,巨大的鸿沟差异短期内无法消除;五是在开发大西部、实现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推动下,进入2014年之后,中国东中西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逐步缩小的迹象。但是,另一个现象更为值得重视: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而且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加突显。因此,必须将通过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解决国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的主要手段。

   第二,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在需求侧,中国本土市场蕴含的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判断预示着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入创新驱动发展的特定阶段,就是必须依靠中国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和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来支撑和促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加速形成。需要高度认清的客观事实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意味着,促进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仍然是中国当前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而“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消除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和加快实施内需驱动增长模式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在我们看来,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内需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实质上决定了中国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内生动力,决定了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提升的机会,决定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空间,决定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最终形成的途径。因此,必须将通过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夯实中国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促进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关键途径。

   第三,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面临重大冲击,逆全球化趋势苗头逐步显现的情形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步凸显,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加快全面转向内需驱动增长模式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在外需面临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制约下,依靠外需来拉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规模进一步扩张和生产率持续提升的途径已经严重受阻,而过度依赖外需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能力的负面作用凸显。牢牢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收入翻番带来的本土需求持续扩张以及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实质上已经成为持续拉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生产率持续提升和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唯一路径。不容否认的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切入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和相对齐全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综合优势,同时在中国推进的改革开放红利的叠加效应下,促使中国凭借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了“世界低端加工厂”的发展机会,帮助中国积累和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基础条件。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感觉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威胁”,试图破坏和更新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导致逆全球化苗头突显。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动力,再也难以依附在中国的出口企业部门以及出口能力,也不可能寄托在抢占中国国内高端市场的外资企业部门,只能依靠中国本土企业利用“母市场”效应获得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能力和自主创新提升动力,中国经济必须由出口依赖增长模式全面转向内需驱动增长模式。而且,客观事实是,代工型和依附型的出口模式对中国经济和本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愈加凸显,既严重约束和限制了中国经济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动力,也造成中国当前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大。由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中国加快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时代价值,深刻理解全面推进内需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第四,当前,中美之间的发展战略竞争不仅愈加激烈,而且已在全领域、全方位展开。中国加快制定和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是破解和化解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的最优手段。中美之间的发展战略竞争,本质上是科技创新能力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是经济发展制度的竞争,是过度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绝对化最大化的制度与强调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相融合、强调发展权与个人自由权利相结合制度之间的竞争,是对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功能定位和融合关系的科学认识的竞争。由此,美国发起的“零和博弈思维”经贸摩擦以及全方位的“卡脖子”式的科技创新封锁和围堵策略,倒逼和迫使中国只能采取“自主可控”策略,依靠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策略。对于中国实施的“自主可控”策略,倘若仅仅依靠政府的全面投入,显然是不切实际且违背WTO基本规则的,必须依靠中国本土企业特别是依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组合而成的创新链网络体系的自主市场行为。在“需求引致创新”和“创新决定需求”等机制蕴含的独特作用效应下,只有中国的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机会和空间不断加大,才能从根本上决定和激励中国本土企业决策愿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在我们看来,当前阶段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的核心原因在于内需市场的支撑力量不足。因此,中国加快制定和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既是破解和化解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的最优手段,更是中国培育、发展和壮大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关键战略。

  

   二、重新认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

   的理论基础与新特征

   在我们看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理论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及相互决定关系的理论;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

   (一)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和相互决定关系,可以描述为如下的循环逻辑机制:供给侧结构性升级→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扩张升级→工资可持续增长+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需求侧结构性升级→本土市场效应强化→拉动供给侧结构性升级的良性循环发展体系。在此循环机制中,最具决定性的传导环节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能否实现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扩张升级”到“工资可持续增长+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环节的顺利转移。针对类似“惊险一跳”式的该传导环节而言,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关键阻断机制:一方面,在全球制造业部门逐步进入“生产线替代简单劳动力”“机器替代中低技工”以及“智能制造体系彻底替代人”的特定发展阶段,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不仅不能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甚至可能会较大程度地导致普通劳动者、中高级技工以及工程师类型就业岗位的收缩现象,造成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并未带来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创造功能,甚至带来创造性的毁灭功能。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同样特别需要关注的可能结果是,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活动既会带来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带来创新研发、市场营销、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等相关部门的就业岗位快速增长,又会带来文化、旅游、健康、教育、培训等类型生活型服务业的快速扩张,由此带来各种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大扩张。但是,无论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或是生活型服务业的快速扩张,这两大类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能力,由于存在“鲍莫尔病”效应,都显著低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能力。因此,在剔除这些部门中某些部门在特定类型国家或者特定发展阶段可能具有的行政垄断势力或国家垄断势力因素的情况下,从长期视角来看,必然会导致多数高端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及增长动力要低于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动力,从而导致一国的各种劳动者收入增长动力的乏力现象发生,进而造成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扩张升级”到“工资可持续增长+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传导转移机制的突出阻碍效应。当前,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就陷入此类发展困境之中。

第二,能否实现从“需求侧结构性升级”到“本土市场效应强化”环节的顺利转移。客观事实是,全球化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造成了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和相互决定关系理论的解释力的下降甚至变异。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已经成为“需求侧结构性升级”到“本土市场效应强化”传导转移机制的突出阻碍因素之一。即便一国的普通劳动者和拥有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收入水平处于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发展阶段之中,获得了国家需求侧的持续升级的基础发展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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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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