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人民币开辟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19: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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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引言

   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大国货币的成长。自产业革命爆发至今,约两个半世纪中,英国和美国次第崛起,英镑和美元相继成为大国货币,并先后形成货币霸权。人们不禁要问:英镑和美元的成长之路是否是大国货币成长的经典道路和不二选择?或者说,后进国家若要使其主权货币成为大国货币,就必须追随英镑和美元的脚步?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值得深究且需谨慎作答的世界性课题。如所预料,对于正在成长为大国经济的中国而言,其主权货币即人民币如何选择迈向大国货币之路,已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前,人们毫不怀疑英镑和美元之路是大国货币成长道路的“历史终结”。但中国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经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创造经济迅速崛起的奇迹之后,这种结论却引起人们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崛起并未遵循欧美国家的经典路径,却令人意外而又合乎逻辑地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有些西方主流经式市场经济”)之外另外开辟了“中式市场经济”(罗纳德·哈里·科斯和王宁,2013)。据此,人们不得不进一步猜测或者追问:注定紧随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人民币成长为大国货币之路是否也会在欧美道路之外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着眼于历史逻辑和全球视角方能给出合理而可信的答案。之所以需要着眼于历史逻辑,是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演进历史漫长而独特。中国传统经济总体上植根于农耕文明,经济组织与治理过程崇尚家国结构与儒家伦理,经济资源配置与经济交易凸显“内部市场”特征(王国斌和让·罗森塔尔,2018)。与此相伴随,贴近家庭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额零星交易极为普遍且长盛不衰。体现在货币制度上,与小额零星交易相匹配的货币形制则非低值的青铜货币(以及铁钱)莫属。实际上,传统中国并非如一些观点所说的那样因缺乏金银而被迫行用青铜铸币,行用低值货币其实是经济结构的内生需求使然。据统计,西汉中国的金银储存量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基本相当(彭信威,1965),但金银在两大帝国的用途却别若天壤。在西汉中国,金银不是用于赏赐就是用于陪葬或窖藏。而在罗马帝国,金银则主要载于远洋船舱,随时准备媒介海外征伐和国际贸易。由此,让人初步领悟到,一国货币制度本位之高低与其经济规模或者财富存量弱相关,而与其经济交易水平或者资源流量强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低值本位货币总是周转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鸡鸣犬吠与袅袅炊烟之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与共,而高值本位货币则更多地与无休止的海外征伐、兼并以及新陆殖民相伴随,好似征服者的“军功章”。由此不难推断,高值本位货币的外生性与强权逻辑决定其成为大国货币乃至货币霸权之后终究会深陷所谓的“特里芬悖论”(如美元)而难以自拔(罗伯特·特里芬,1997),而中国具有显著内生性的低值货币本位即便扩展为更大范围的国际使用(如两宋铜币)也不会面临如是困局。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相较于以青铜为载体的低值本位货币,以金银为载体的高值本位货币制度似乎并非如主流观点所刻画的那样“高人一等”!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货币制度困局,那就是:内生性(通常为低值本位)货币制度成长为大国货币具有更强的义理性,可历史地看,越是内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难以成为大国货币。与此相对应,外生性(通常为高值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扩张充满强制性与掠夺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容易成为大国货币甚至形成货币霸权。问题可以归结为:像人民币这样具有深厚内生性传统的货币制度何以成为大国货币?或者,如若人民币最终成为大国货币,会展现出怎样独特的路径与样貌?

   之所以着眼于全球视角,则是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自从金属铸币时代开始便与西方“分道扬镳”。西方世界(早期广义上包括西欧和中东,后来特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似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贵金属本位制度,不少国家先后经历银本位和金本位阶段。在此期间,一些主权货币借助贵金属本位成为大国货币,比如英镑就曾依靠黄金积累成就了货币霸权。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货币秩序,其确立美元霸权的不二法门也是借助单方面维持与黄金的关系。中国则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构建了超大规模经济并被认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达十余个世纪之久(安格斯·麦迪森,2003)。但与之伴随的货币制度却出人意料:它并非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贵金属本位而是以铜铸币为载体的贱金属本位,从而给世界货币制度演进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们通常会认为,贵金属本位(特别是金本位)是一个国家主权货币迈向大国货币的必要阶梯,英镑和美元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正式确立银本位(即所谓“废两改元”)且从未有机会实行金本位制度,作为当下中国主权货币的人民币从一开始就宣布不与金银挂钩。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因在“含金量”方面的“先天不足”而失去迈向大国货币的资格呢?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解答,其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大国货币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三部分简要梳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历史,并对其中的大国货币迹象做出判断与厘清;第四部分着眼于大国货币品质的孕育视角,叙述了革命根据地货币曲折坚韧而又不无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特别强调了它为此后人民币制度的建立所作的独特而难得的基因准备;第五部分通过对照大国货币条件,特别是大国经济与主权货币国际使用的“不对称”格局,对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的特殊道路做了初步讨论;最后在第六部分,对全文的分析逻辑与基本结论进行总结。

   何为大国货币?

   简言之,一国货币要成为大国货币至少需要具备四大条件,它们分别是:币制统一、币制独立、币值稳定和国际使用。从全球货币历史进程看,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国家寥寥无几;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时期也属凤毛麟角。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大国货币的出现或者轮替均构成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币制统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一般地说,政治统一是大国肇建的基本前提,没有政治统一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统一,包括货币制度即币制的统一。纵观全球货币演进历史,但凡大国货币大都存在一个针对众多区域货币的整合过程。伴随国家的政治统一,多元货币格局随即转化为一元货币格局。一元货币制度格局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各区域间经济与市场的整合,这又反过来为巩固和强化币制统一格局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条件。

   币制独立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它事关一国是否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是一国主权独立的构成要素。在当今世界,举凡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坚守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可以说,无币制独立便无所谓大国货币。比如:中国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改革可谓开辟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之新局,但法币的控制权却掌握在英美两国手中,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货币。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先后与英镑、美元挂钩,相当于推行某种程度的英镑化与美元化,虽然港币属自由兑换意义上的重要国际货币,但因其以货币自主权的丧失为代价,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属于英镑与美元的附庸。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2005),针对东亚国家因经常项目顺差积存大量美元同时担心美元贬值的困局,曾建议东亚国家将其本币集体钉住美元,进而维持一种所谓的“东亚美元本位”。客观地说,此建议不无合理性,但其致命之处是忽视了币制独立对于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其难以落地实施则早在意料之中。

   币值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制度不仅在宏观上是政治统一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也在微观上与亿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对于货币价值变动的敏感度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币值稳定与否反过来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与政治稳定。历史地看,不少国家的政府便是在币值的剧烈波动中走向崩溃的,远如元代中国,近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国民党政府时期法币的恶性贬值等。几乎可以说,币值波动是王朝更替和国家兴衰的常态诱因。因此,没有币值稳定就没有政治稳定,没有政治稳定,币制统一也就无从谈起。币值稳定既是检验一国国家信誉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或保持大国货币的底线要求。国际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国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参与既深又广,其经济金融影响力也必然超越国界,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内生出为经济金融资源的全球配置提供稳定的计价和交易工具的需求。在业已成为经济贸易大国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借助他国主权货币(往往是另一个大国货币)完成经济金融资源的跨国配置,则极易受他国主权货币利益的掣肘,也会反过来干扰经济金融资源的跨国有效配置,从而挤压大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当然,一国货币的国际使用意味着该国在较小范围行用的主权货币转换为覆盖特定国际范围的货币“公共品”,该主权货币的发行国也就需要承担维护这一货币“公共品”低成本和低风险运行的国际责任,并尽最大可能消除因出于追求主权货币的“国家利益”或者其他不当使用而产生的负外部性以及伴随于此的风险转嫁(如美元)。虽然在历史上大国经济并不必然有大国货币相伴随(如中国近代以前),但这种情形仅局限于极少数存在较弱对外贸易需求和偏好的超大规模经济,因此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即成长为大国货币)是大国经济的“标配”。但须提醒,在美洲金银随着大航海时代被发现之前甚至十九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前,大国货币并非一定强调国际使用条件或者刻板套用国际使用标准。就拿中国古代王朝时期而言,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虽然不高,但考虑到其流通行用的广域性质,即便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使用标准,只要其他条件具备,也不妨碍称其为大国货币(如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通宝等)。

   不仅如此,大国货币还有特殊的“时空要求”。就时间要求而言,有些货币在某个时刻闪亮登场,但昙花一现,很快退出历史舞台,那就算不上大国货币;只有存续时间足够长的货币才有资格跻身大国货币的行列。就空间要求而言,任何货币都有行用的地理范围,这个范围有大有小。一般来说,行用范围大小并不是判定某种货币制度绩效的硬条件,但作为大国货币,则需要依托一个足够大的地理空间。道理很简单,一种货币如果不能媒介一定区域和一定体量的经济交易,其影响力与存续能力也就会大打折扣。更何况,空间要求除了强调大国货币需要依托于一定体量的大国经济之外,还进一步凸显出大国政府借助货币手段实现经济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的强大能力。

   中国历史上罕有真正的“大国货币”

   中国的币制演进历史延绵数千年,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已有金属铸币。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开启币制统一进程,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西汉五铢钱之统一铸造、唐代开元钱之制度变革以及两宋以来纸币制度之创制行用,整个演进过程跌宕起伏、独具特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因素。不过,从总体上看,即便基于当时货币制度的世界版图,真正能够满足上述四个基本条件、称得上大国货币的时期依然十分罕见。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古以来长期保持巨大的经济规模,据安格斯·麦迪森(2003)估计,自西汉中期直至晚清,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占得全球两到三成的比例;唐宋时期,中国人均经济总量一直高于西欧诸国平均水平。可是,与这种所谓“超大规模经济”长期伴存的却是一种以青铜铸币为主体的低值本位货币制度。除了两宋时期的铜币制度因“以商立国”而奇迹般地成为国际货币且与其超大经济规模相对配称之外,此种可称之为“中国货币经济悖论”的奇特情形一直从公元一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最终形成中国历史进程绝大多数时期有大国经济而无大国货币的特殊景象。此外,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使用强度与范围普遍弱于西欧西亚诸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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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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