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杏华:道教与精神分析语言观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8: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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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杏华  

   摘 要:作为探索人类灵魂的两个重要领域——道教与精神分析,前者在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和经验,而后者则深入地揭示了人类语言与精神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精神分析的语言观,对道教的语言观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并对道教与精神分析语言观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指出这种差异性的根源来源于它们对人的不同假设。

   主题词:道教;精神分析;语言;无意识

   作为重视形神兼修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自东汉末年建立起,已经有1800多年的漫长历史,而西方心理治疗学——精神分析,自1900年左右建立以来,则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二者均十分强调对灵魂的关注和探索,所以有学者曾对道教与精神分析做过一些有价值的比较研究,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他将集体无意识与道教内丹进行了联结,认为阿妮玛(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与阿尼姆斯(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与道教的阴阳观念相近。

   不过,作为沟通灵魂之媒介的语言及其与精神的关系,其重要性却一直未受到东西方学者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精神分析素来有着“谈话疗法”之称,语言对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到法国后继者雅克·拉康(Jacque Lacan),他们都先后从不同角度阐述过语言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对于“重践行、轻文字”的道教来说,虽然其一贯秉承“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道家语言传统,但在道教的实践中,语言的存在却也是难以忽视的,比如话语在道教的祈福禳灾、个人修真等实践过程中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立足于精神分析的语言观,对道教的语言观进行一定的梳理,并讨论它们之间的相通及分野,以深化对语言与人类灵魂关系的认识,乃至对人类存在的认识。

   一、精神分析的语言观

   作为现代人探索心灵及心理治疗的方法,精神分析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分析者的言说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其言说行为几乎贯穿整个治疗过程。所以,精神分析也常常被人们称为“谈话疗法”。

   由于话语在心理治疗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先后探讨过语言与人类深处的无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后者,更是在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的鲜明论断,迄今仍对精神分析、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弗洛伊德关于语言与无意识关系的论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创建的精神分析学科不仅影响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还渗透到了和人类研究有关的所有领域。在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中,最著名和最为核心的当属无意识理论,而该理论的创建正是基于治疗中话语被置于首要地位。

   在被誉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的《癔症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写道:“当她告诉我她要传达的一些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内容时,疼痛就达到极点;而在陈述至最后一个词语时,疼痛则消失。我及时地把这种疼痛作为指南针来指导自己;若果她停止说话但承认还有疼痛,我知道她没有告诉我每一件事,我就坚持要她继续讲下去,直到说疼痛没有为止。”1正是敏锐地察觉到身体疼痛与言说之间的密切关系,弗洛伊德明确了治疗的方向,即让患者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达其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内容:“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1因此,言语陈述就成为了弗洛伊德实施心理治疗的主要手段。

   正是认识到患者的语言具有治疗性作用后,弗洛伊德放弃了暗示、催眠、建议和教育等早期方法,而仅仅使用自由联想和自由言说的方法——让病人讲述来到他们脑海中的任何东西而不加选择。正是通过倾听病人剥洋葱般的层层讲述,弗洛伊德发现了病人意识背后异常丰富的无意识冲动,由此构建了其无意识理论的大厦。他指出,精神绝不能简化为意识,精神生活“……充满着主动的、潜意识的观念,其所有症状都源于这些观念”2。无意识冲动或思想的内容只有在克服抵抗之后才能抵达意识,症状才会消除。

   在语言与精神的关系上,早期的弗洛伊德认为,语言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泄”被压抑的无意识情感:“语言可起到替代行动的作用,借助于语言的作用,情感几乎能有效地‘发泄。’”1随着其理论的不断发展,弗洛伊德关于语言与精神之间的思想亦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他认为,语言不仅能让情感得到发泄,其本身亦可类似于一种症状,以妥协的方式表达着主体的欲望。最为明显的、可为常人观察到的一类现象便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误(包括舌误、笔误、读误等)。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3:一个男子在询问一位女士时犯了一个错误,即问对方可否一路“送辱”她(begleit-digen);“送辱”这个词是由“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这两个词混合而成。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错误的涵义是非常明显的,是两种相反的冲动互相冲突的结果,即“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这两种冲动混合的产物。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语误类似于梦以及一般意义上其他无意识产物,它们是冲突的妥协产物,无意识欲望与防御的需要均可在同一妥协中同时被满足。

   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运作的两大机制:凝缩和移置。凝缩是指多个表象元素被凝结成一个元素,而移置的性质略近于暗喻,即一个元素被另一个无关元素所代表。这两种无意识机制存在于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更一般地说,存在于所有无意识形式中。如在上述的“送辱”的口误例子中,起作用的无意识机制主要为凝缩。

   (二)拉康的语言观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无意识理论的大厦,那么,其后继者、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的贡献则在于给无意识理论以语言学的解释,将精神分析理论建立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与语言学的最新发展之上。他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更是人类存在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

   雅克·拉康(Jacque Lacan,1901-1980),20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精神分析家,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的独创性在于揭示了无意识与语言的关联,提出无意识自身是具有结构性的。拉康认为,虽然无意识难以捕捉且摇摆不定,但是它也并非神秘莫测,无意识的运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它遵循着隐喻和换喻这两种活动机制。

   1.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

   当弗洛伊德试图在语误、过失和梦等无意识形成物中寻找无意识的时候,他更多地是把语言当作一种通往无意识的途径,而未曾注意到语言与无意识之间存在更深层的关系。而拉康受到当时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受到索绪尔、雅各布森等语言学家理论的启发,敏锐地看到了无意识与语言的同质性结构,即它们都是能指的产物。

   一方面,拉康接受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能指概念,但颠倒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提升能指的逻辑价值,并将之与无意识相连。他认为,从词到意义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确定和清楚,一个词的衍生意义往往会超出使用者意识的范围。事实上,能指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络,它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符号的世界。对拉康来说,分析过程中能指(声音形象)的滑动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无意识恰恰是通过能指的滑动(尤其是能指中间的裂缝)而突然显露的。

   另一方面,拉康也继承了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思想,结合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把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两大运作机制(即凝缩和移置)等同于语言学中的隐喻和换喻。其时,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对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无意识机制十分感兴趣,并成功地将它们和隐喻与换喻修辞方法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看作为任何语言的基础两极。他将移置和与邻近关系相关的换喻相联,而象征主义对应着类似性联想起主导作用的隐喻维度4。拉康重提并发展了这些指示,将移置等同为换喻,而凝缩等同为隐喻,从而指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5。

   可以说,通过引入能指理论,拉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无意识的认识。在其理论中,无意识是纯粹能指游戏的场所,隐喻和换喻是其中的两种活动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康后来称症状是一种隐喻,而人类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换喻。5

   2.无意识是大彼者的话语

   除了引入能指概念,在语言与无意识的问题上,拉康还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大彼者(Autre),并指出无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即“大彼者的话语”。

   在弗洛伊德那里,他曾指出无意识是另一个场景或彼处的场景(autre scene),而拉康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说法,指出无意识是来源于他处另一主体对说话主体的影响。话语并不源于自我,甚至也不源于主体,而是来源于大彼者,“无意识是大彼者的话语”5。

   大彼者,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他人(autri)一词,它被拉康所借用,以代表社会生活中的规则,亦等同于语言与法律。从起源上来看,母亲是第一个占据大彼者位置的人,正是在母亲这个大彼者身上,象征秩序和世界得以向孩子打开。之后,一旦父亲占据了大彼者的位置,彼者就不仅仅作为一个场所,还充当了场所核心代理人的角色。因此,大彼者本身既是一个能指,又是能指的宝库,处于符号界的中心位置,代表着象征秩序的维度。

   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并非冲动的自然形成物,也并非能依靠自身而独立构建,而是在与母亲和父亲“大彼者”的辨证互动中构成。在这一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中,主体捕捉了大彼者话语背后的欲望,并常常想象性地陷入了大彼者的欲望之中,从而导致主体自身的异化。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分析家引导分析者向无意识言说,向彼者言说,从而重构主体的历史,使得主体领悟到其真正的欲望是什么。

   借助于结构主义人类学和语言学理论,拉康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并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的主体理论。在笛卡尔主义看来,主体的存在只有在“我思”这种特殊思维中获得,而拉康则破除了“思的主体”(“意识主体”),建立了“无意识主体”,更确切地说是建立了言说的主体。他认为,主体只不过是一种言说的存在物,人类仅因其说话而存在。

   二、道教的语言观

   表面看起来,道教并不重视语言的作用,这一传统源自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是不可描述之物,很难通过语言的方式获得。这导致后来的道家如庄子提倡“希言”“不言”,而提倡观物得道、“坐忘论”等。然而,倘若我们把道教当作一门实践的宗教,即它是关于治病、禳灾、祈福、保命、长生以及个人修真等实践时,我们就会发现语言(主要是话语而非文字)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道教的实践是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的。不过,相对于精神分析中语言的显性存在而言,道教中的语言更多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下文将就道教禁咒术中的语言和修真中的口诀这两方面来展开具体的阐述。

   (1)禁咒术中的语言

   道教对语言的重视和强调主要是与古代巫术中的禁咒术相连。

禁咒术源于原始人类对语言的崇拜。在原始人类看来,声音是神秘且不可思议的现象,具有神奇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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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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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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