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邦: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3-01-24 23: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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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邦  

  

   道家致思倾向的基本特色

  

   中国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在文化史上,有着卓越贡献。春秋末年,儒墨同称“显学”;战国初期,则道墨相互争胜,故孟子谓当时士人,“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儒、墨、道三大学派,鼎足而立。由于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赖以建立其思想的科学基础不同,其学术思想的旨趣显然各异。因此在认识论上,各有不同的特色。探讨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作用,应当从探讨其认识论上的基本特色开始。这又不能不同儒、墨略加比较。

   一、儒家一一注重思辨理智

   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主张积极干预政治。奔走列国,游说诸侯,极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参政意识比较浓厚。他们从现实社会的政治情况出发,分析社会矛盾,推行经邦济世的社会政治学说。注重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是儒家思想的突出优点。因此,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强调认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反对凭空臆想,主观武断。在认识论上这是可取的,对后世有其良好影响。

   子思发展孔子思想,提出著名的认识公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博学”,广泛地了解事物的各种特性。有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审问”,详细地询问事物发生发展的情况。孔子说过,“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博学、审问的基本倾向在强调吸取丰富的感性知识。

   “慎思”,将感性知识加以联贯思索,所谓“闻一以知十”,“举一而反三”。“明辨”,对思考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正是如此。慎思、明辨重在理性思维。

   “笃行”将正确认识见之于行动。继承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思想,强调知行结合,主张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

   学问、思辨、笃行,可谓认识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环节。这一公式,无疑对儒家认识论有重大贡献,成为后代思想家探讨认识问题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偏重于探讨政治、伦理问题,所谓学问、思辨、笃行很少同探讨宇宙本原、自然奥妙相结合。因此,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不如道家和墨家。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统治劳力者的“劳心者”,一般都不大关心如何减轻劳动的问题,而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在于千方百计减轻人们的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儒家在科技发展上少有建树,是不奇怪的。

   二、墨家一一注重感性经验

   墨家同儒家相反,它的创始人墨翟,代表劳动者利益,主张自食其力,反对剥削压迫,倡导兼爱非攻,反对兼并战争;主张非命而尚力,追求个体小生产者的自由发展。

   墨子注重实际生产经验的总结,提出以实际经验作为判别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即所谓“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的实质,一以历史记载的前人间接经验为依据;二以广大群众直接感性经验为验证;三以国家人民所得的实际利益为准则。将“事”、“实”、“功利”作为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具有经验论的浓厚色彩。这种狭隘经验论倾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认识真理,必须以实践经验为依据,这是正确的;但实践经验只是认识的出发点,它还是停留在表面的东西。感性经验必须经过思维的加工改造、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形成理性认识;理性认识还须经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真理。把“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的依据,无异于以“认识”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这是错误的。墨家思想立足于总结生产实践经验,故对古代数学、光学、力学,以及形式逻辑都有重要贡献;由于坚持狭隘经验论,难于有新的发展,很快就趋于消沉。

   三、道家一一注重理性直觉

   道家,以老子为创始者。他认识到,儒家讲思辨,墨家重经验,都有局限性。为了克服它们的局限性,转而注重理性直觉。认为人们既不应沉缅于思辨理智,亦不应拘囿于狭隘经验,应当超越理智与经验,诉诸理性直觉,才能把握绝对真理。

   老子认为理智越多,欺诈越多。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智慧出,有大伪。”主张“绝圣弃知”。他认为经验是靠不住的。否认人体感官对外界的感觉是一切认识的源泉。认为感性认识活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要“塞其兑,闭其门。”(56章)理性直观的基本特点是重“休认”而不重逻辑论证。其具体主张是:

   (一)不见而名。“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47章)提创神秘直觉体认方法。

   (二)守静观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16章)肯定万物静双皆自得。人但守其虚静,不可有所作为。

   (三)涤除玄览。“载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10章)意思是说:拥魂抱魄川安身,永久不相离失;结聚精气以致柔顺,如无欲的婴儿;涤净玄妙的心镜,不染一丝瑕疵。要做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充分发挥超越感性的“理性直觉”的作用,才能向“道”。

   同儒、墨不同,道家狂热地主张理性直觉。它割裂感性与理性,不懂理性认识中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企图用静观玄览方法通观万物,把握绝对的“道”,排除耳目之实的感性经验,与学问思辨的理性智慧。理性直觉在科学发展中的意义,是当前科学界争论的问题。彭加勒、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十分重视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直觉能力被誉为“自由创造力”。道家的直觉是否有此魅力,值得深思。道家思想在认识论上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贡献

  

   道家思想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在不同阶段对古代科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早期道家一一以老庄为代表。建立了玄之又玄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从表面上看,它主张“绝圣弃知”,企图回到“结绳而用”的原始社会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作社会伦理堕落的契机。但从实际思想后果看来,它强烈地冲击了“不语怪力神”的保守思想,为敢于探寻“奇技摇巧”的进取思想,开了绿灯,反而予科技发展以促进。

   黄老道家一一出现于秦汉之际,代表了新兴封建阶级的利益。吸取了儒、墨、名、法、阴阳诸家学说,成为新道家。新道家在政治哲学与自然哲学两方面都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政治哲学方面:提倡“清虚自守”的“君人南面之术”,《论六家要旨》指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汉书·艺文志》也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思想符合西汉初年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汉初,经过长期战争破坏,新的政权刚建立,力量薄弱,需要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从而也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哲学方面:同秦汉方士的神仙方术相结合,研究天文、地理、医药及养生之道,发展《老子》的“长生久视”思想。因此,术数、方技之学在西汉十分盛行,秦代焚书坑儒时,唯独术数、方技之书未遭禁绝,为方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有利条件。

   《艺文志·术数略》详载有当时天文、历谱等六种术数的文献。指出: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其书有21家,445卷。这是古代的天文学、不过作了某些人事附会。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生杀之实。”其书有18家,56卷。讲古代历法学,包括气象、物候知识等。

   秦汉之际,方士蜂起,各有专长,方技著作中保留了更多的技术知识。《艺文志·方技略》关于医经与经方的论述是: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其书有7家216卷。《黄帝内经》等古代医学经典,就包括在医经文献之中。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其中包括《风寒热十六病方》等古代方药著作。

   古代的巫术孕育了科学的胚胎,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家可以说就是巫师。在很长历史时期,巫医不分。医卜星相合流,古代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都与之有血缘关系。汉代的方术科学同远古的巫术科学一脉相承,是以后道术科学的先声。

   术数与方技,同道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是可以肯定的。术数与方技虽不是严格的科学技术,却保留了许多古代科学技术的原始知识,因方术与科学未严格分离,故称之为方术科学,它比远古时代的巫术科学有所前进的地方,是已有一定的专业分工。

   先秦时期的原始科学,除了农业科学和兵器技术有农家和兵家专门研究外,其余天文、历法、数学、医学、药学、地理学等,都属于术数与方技之列,由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专重文化礼乐;法家专重法、术、势。不涉技术:墨家、名家、阴阳家,久己衰落失统,与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者,唯有道家思想。因它能以独特方式,揉合哲学、宗教和原始科学,予原始科学的发展以帮助。道家思想正因其助长了术数、方技之学,故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儒家所不能起的历史作用。基于这种历史考察,李约瑟博士正确地指出,“道家思想对研究中国科技极为重要。”①

   东汉中期,道教产生了。道家思想日益同道教合流。道教是由阴阳五行学说,秦汉方术揉合道家思想而形成的独特宗教,其重要特点之一在与古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汉以后,古代科学技术的不少部门,都被囊括在独具特色的道术科学之中。所谓道术,包括内丹、外丹、服食、房中术、存思、胎息、行气、导引、辟谷等。一切道术服务于现“长生久视”的宗教目的,包含了不少科学因素。这种道术科学往往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构架,以神秘参念为修炼方法,以探讨宇宙和生命奥秘为目的。道士们成年累月隐居山林,怀着宗教献身精神,潜心考察自然,力图为揭开生命和宇宙秘密作出贡献。因为他们坚信摆脱自然力的唯一途径,在于对宇宙本性的精确认识。道家思想为道教所吸收,使哲学宗教化。道教注重道术,道术则孕含科学,导致中国传统宗教与古代科学紧密结合的特点。道家(哲学)一一道教(宗教)一一道术(科学)三者相得益彰,致使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发挥了独特作用。研究道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应以剖析道术为中间环节。在道家和道教的长生久视思想及“养生学说”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道术科学,包括了古代科学的大部分内容。凡天文、历法、地理、医学、药学、化学、气功、生理、卫生,无不与道教“长生久视”之术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难怪鲁迅早已指出:“中国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②精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对此论断有独到见解,他指出: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渊源于道家。“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③

  

道家思维方法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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