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 次 更新时间:2020-11-16 08: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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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新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海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但在有些研究课题上的认识也还存有分歧:比如组建东北边防军,是为了就地防御还是要出国作战;关于同意停战谈判最佳时机问题;抗美援朝的现实意义问题;等等。本文就这几个问题作了一些分析,阐述了个人的看法。

   期刊代号:K4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关 键 词:抗美援朝研究  若干问题  辨析

  

   抗美援朝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其影响所及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得到。所以,尽管海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了,但还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在有些研究课题上的认识也还存有分歧。这里笔者仅就几个问题作些分析,阐述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出兵决策

   中国抗美援朝史研究近年最突出的成就是借助档案将中国政府出兵朝鲜决策的过程搞清楚了,毛泽东曾先后于10月2日、10月8日、10月13日三次作出决断,又因故暂缓施行,直到10月18日才第四次最终下了决心。其中,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为中国出兵重要根据的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考证确认该电报没有发出,从而解决了一个困扰人们多时的谜团。(注:沈志华先生的研究成果是这方面的代表,参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这些研究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无意卷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出兵援朝是被迫的。

   除了决策层面,我们还可以从军事部署上说明同样的问题。

   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最大的动作是组建东北边防军。

   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初衷是什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未雨绸缪”四个字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那就是事先有所准备,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是为了自卫(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五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6页;沈志华著:《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众多当事者(包括柴成文、聂荣臻、彭德怀、洪学智、杜平等)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章的作者肯定了朝鲜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8页。作者援引的是别的学者的观点,分别是约翰·吉廷斯:《大国三角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没有重复西方某些学者所谓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北京—平壤)“东方共谋”的论调,但是却认为“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集结军队,为介入战争作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前引书,第290页。)。鉴于国外学者使用“介入”一词,其语义就是“参战”(注:例如约瑟夫·格登在其所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关于中国参战一节的题目就是“中国介入”;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也是在“联合国军的介入”、“中国军队介入”的题目下讲参战。),等于说中国从战争之起时就准备参战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东北边防军7月13日组成,10月8日改编为志愿军,10月19日赴朝参战,这个时间表大体上反映了它从性质到任务的变化,基本上是名实相符的。前边两个多月就是边防军,从指挥关系、后勤准备到军事训练都是为着保卫边防,属防御作战准备。随着美军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特别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到10月初,边防军的性质开始转变,“志愿军”是出国作战的称呼,任务也改为全面参战。

   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由直属军委的、多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第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7月下旬至8月初,第13兵团调往东北编入边防军后,因朝鲜局势暂时还不紧张,其他兵团即未再调。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最初是这样确定的:(一)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二)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未到职),解沛然(即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增加了洪学智、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

   后来边防军的指挥机构并未成立。因为粟裕身患重病,尚在青岛医治;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肖华在总政治部主持日常工作,都一时难以离京。所以,周恩来和聂荣臻于7月22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建立这个机构“目前似有困难”。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统一指挥,将来粟、肖、肖去后再成立司令部。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因此,在东北待命的几个月,第13兵团一直是由东北军区直接指挥和供应的[1]。归东北军区指挥,其任务自然就是东北边防防务。

   由于东北军区当时只有一个军和地方部队,一下子承担一二十万人的供应,显得力不从心,东北军区后勤部迟至东北边防军成立近一个月后才于1950年8月初匆匆成立。据洪学智回忆:“‘东后’成立时人员就严重不足,机构很不健全。到志愿军成立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及所属分部、兵站共缺干部1560多名,占编制总数的54%。”[2]这显然不是一个临战的态势。

   东北边防军的三个军原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在河南囤兵,开展生产运动。“由于生产任务繁重,许多军用装备都用于生产,铁锹、铁铺当锄头用,马鞍改成驮鞍,战马变成驮马,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有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在生产中采取拼命主义,不仅使战士的体力过分消耗,武器装备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使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3]所以,边防军到达东北指定地点后的计划是,“8月20日以前是进行思想动员与时事教育,20日以后则进行军事教育”[4]。军事训练,在第一阶段(9月中旬以前),主要是搞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5],属于恢复性质。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朝鲜人民军开战后顺利南下,至8月初就把敌军压缩到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8%的地域内。甚至有人做出很乐观的估计,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有所准备,但终究还不到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8月5日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6]。鉴于准备工作任务重,难以如期完成,毛泽东于8月18日电告高岗:边防军训练和一切准备工作,可延长至9月底[7]。不仅军事上如此,全国的情况也一样,“在组建东北边防军、做好必要时应战准备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以主要精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通过收购土产、加工订货,扭转了工商业困难的局面,到九月间全国情况已经改观,大城市的霓虹灯都亮起来了。军队裁减和复员工作也如期进行。九月,中央政府拟定的一九五一年经济计划,仍贯彻了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的原定方针。”[8]

   在本文强调边防防御的同时,不否认组建东北边防军也有做最坏打算的准备。熟悉文献的人都知道,在8月13日沈阳召开的东北边防军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议论最多的却是出国作战,对此,怎么解释呢?看一看杜平的回忆:“会议着重就如何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问题,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美帝国主义如果占领了朝鲜,必然要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来侵占我们的东北、华北。那么,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进而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好呢?对此,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多数同志认为:应该乘敌立足未稳,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打破敌人侵略的梦想。”[9]

   很清楚,根据当时的话语环境,出国作战是保卫边防的一种手段,是把国境线推出去,避免在家门口承受过大的压力。它的立足点仍是更好地保卫边防。

   这就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历来主张积极防御,鄙视消极防御。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中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其精锐、击其薄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外线中的内线作战都体现在积极防御的具体运用中。因为中国革命在总体上始终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始终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御。如果是消极防御,不要说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连保存实力都谈不上。因此,对于这些久经沙场,征战多年的将领,积极防御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可谓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积极防御又是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所必须贯彻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辽南,恰恰是鸭绿江对面一带,距离朝鲜很近,在敌机轰炸范围内。鸭绿江沿岸大多为平原,从军事学的角度看,绝对不是防御的理想地方,有些地段的江面非常狭窄,如集安,几乎是无法设防的。所以,高岗等东北局领导曾提出将东北工业设备迁移的意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会商的结果是,从目前的形势看,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迁移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则可根据实际着手落实[10]。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的用兵中得到证实。在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志愿军将出未出的10月1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谈到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仍设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的。”[11]

   二、1951年1月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否是中国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

五步方案是怎么回事呢?先是1950年12月5日,亚洲十三国(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起草了一个《朝鲜和平方案》。这个方案不符合美国的意图,在美国的压力下,亚洲国家又搞出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的核心是“停火”,提案国仍是十三个。第二个提案建议,召开中、美、苏、英、印和埃及6国会议,求得现存问题的和平解决,提案国是十二个,菲律宾没有参加。12月14日,五届联大通过了第一案而搁置第二案。联合国大会在通过“十三国提案”时,并主张由本届联大主席伊朗代表安迪让以及印度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1951年1月11日,“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一)立即安排朝鲜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即应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撒出朝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使朝鲜人民能对其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安全;(五)一旦签订停火协议,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就是“五步方案”。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这一方案,1月17日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一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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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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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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