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坚明:从抗美援朝决策看中共中央的危机应对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20-11-16 08: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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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坚明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决策是中共中央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第一次危机处理。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共中央在这一危机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危机应对模式,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对维护国家安全、挽救朝鲜危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4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关 键 词:抗美援朝决策  危机应对模式  中共中央

  

   在新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决策是中共中央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第一次危机处理。中共中央在这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危机应对模式。这种危机应对模式适应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符合当时我国国情,达到了挽救朝鲜危局、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保证国内和平建设环境的目的。

   一、作出外交反应,避免危机升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局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作出强烈反应。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在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新中国的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使中美之间处于实际上的直接军事对峙状态。对美国这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中共中央以外交部为主,并通过各种途径作出了适当的外交反应,既明白无误地向美方传达了有关中国立场的各种信息,也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声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全国舆论一致痛斥杜鲁门挑衅,指出“美帝的武装干涉决不能阻止朝鲜人民统一朝鲜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注:《人民日报》,1950年7月3日。)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后,全中国各地纷纷举行“反美侵略运动周”,一个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及朝鲜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

   我国在强烈抗议和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意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注:《人民日报》,1950年8月7日。)8月20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指出:“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迫切希望联合国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以有效的方法迅速和平处理朝鲜问题。”并且还申明了我国坚决主张“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立场。(注:中国军事博物馆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8月24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就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问题提出控诉案,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然而,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仍然继续扩大战争。8月27日、8月29日及以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城镇乡村,杀害无辜平民。对此,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提出控诉,并要求予以制裁。

   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在三八线以北进行行动的指令。9月29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鉴于朝鲜局势的变化和美国肆意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规模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阐明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注: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密切地关注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更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通过他及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指出:“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印度总理尼赫鲁于当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向他们转达了中国的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转告提出的问题,并倡导寻找政治解决办法。然而,美国当局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一直拒绝认真对待周恩来发出的警告,对于这种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就要介入朝鲜战争的信息,华盛顿却不以为然,杜鲁门甚至认为这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二、预作军事准备,防范危机升级

   对于朝鲜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极为冷静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充分估计到由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局势有可能恶化。为此,中共中央在作出外交反应的同时开始筹划东北边防问题,为应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前进行军事准备,预防危机升级。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决策,暂时搁置解放台湾的计划,调几个军到东北,驻扎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于7月7日和10日,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13兵团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等各一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集结。8月,又抽调集结在华东地区包括原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的3个军,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力量。周恩来说,宁可“备而不用。”(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对于这一部署的作用,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代表团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注:《毛泽东谈中国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

   东北边防军建立后,马上进行突击训练。然而,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时候,正是朝鲜人民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至8月初就把敌军压缩到洛东江东南一块狭小的地域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必要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时有人抱怀疑态度。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考虑到朝鲜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朝鲜半岛成为国际斗争焦点的事实,还是需做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8月4日,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为了在党内做好出兵参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朝鲜局势。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8月5日,毛泽东即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参战。8月18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军队登陆袭击的部署。8月26日,周恩来再次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炮兵的建设,以便适应我军一旦参战的需要。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保证之。”(注:《毛泽东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东北边防军从组建到入朝参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努力,基本完成了抗美援朝的战前准备工作,避免了因战争形势恶化而临急应战的被动局面。

   三、权衡国家利弊得失,制定危机应对方案

   1950年10月上旬,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逐步恶化,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权衡国家利弊得失,制定危机应对方案。就当时的危机状态和新中国国情而言,对于这场危机,中共中央只有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危机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出兵与不出兵都存在不利因素,因而只能权衡利弊,作出最符合我国安全利益和对朝鲜人民更有力支持的选择。

   当时,新中国成立伊始,仍在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并准备进军西藏和渡海解放台湾,饱受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稳固。而中国即将面临的对手则是拥有原子弹和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显然,中国出兵参战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美国的意图不摸底,对战争的前景无十足把握。经过几天讨论,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临危受命的彭德怀,开始心理也有顾虑。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第一次征求意见,我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得很差,只好让朝鲜亡国,那是很痛心的’。”(注:李同成:《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引自《环球文萃》1996年4月21日,第7版。)毛泽东本人对出兵也有担心,“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注:转引自《罗申致斯大林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如果按兵不动,埋头恢复国内建设,坐视美国占领整个朝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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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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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求》2003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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