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20-11-16 0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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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德学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陆续公布和解密了一批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翻译出版美国、韩国、日本等学者研究著作的增多,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中国人民为进行这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应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积极意义给予正确评价。

   期刊代号:K4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关 键 词:抗美援朝  战争史  焦点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中国人民为进行这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积极意义应给予正确评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陆续公布和解密了一批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翻译出版美国、韩国、日本等学者研究著作的增多,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热潮一直不减,200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时达到高潮。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随着研究热潮的兴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归纳介绍。

   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评价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评价问题没有反映出不同认识。学者们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所得远远大于所失。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评价出现了不同认识,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问题,二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问题。这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也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最突出、最大的焦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在广州《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上的《真相》①一文。只在一些场合和在网络媒体上表达这种认识而没有公开见诸报刊的更多,不仅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也有中老年人和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人。持这种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更谈不上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持这种认识的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持有政治偏见,甚至全面崇拜美国和对霸权主义行径大加赞赏的人,凡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决定做的事情他们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另一种人是纯属不了解历史情况,基本上只是凭感觉、想当然的一种认识。

   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一是不了解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派空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派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对中国大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一种有效反应。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多次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并强烈要求美国空军、海军舰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抗议美国侵入朝鲜的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的轰炸扫射,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但都没有明显效果。周恩来曾说:“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1]这个“新的决策”就是出兵抗美援朝。二是不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个整体,出兵抗美援朝是为了支援朝鲜,同时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救邻也是为己,如果不出兵抗美援朝,占当时中国重工业基地一半的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南地区能安心生产吗?不出兵抗美援朝,刚刚得到解放的中国大陆局势能够获得安定吗?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巩固吗?所以抗美援朝的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和中心动员口号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是不了解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居然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前,包括当时苏联在内,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对中国给予正眼看待,而经过这场战争,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美国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大国,而且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能力。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中国赢得了长期进行和平建设的环境。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就连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政论家、学者和具有官方性质的研究成果都是充分肯定的。

   另一种不同意见是虽然肯定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有合理性,承认这场战争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巩固新中国政权有作用,但认为“决策失误”,“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为这个胜利“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的代价”。持这种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200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尤其是其中的“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该书作者认为,抗美援朝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负面影响;二是造成了中国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三是对统一祖国大业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四是消除了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2]书中虽未直接说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得不偿失”的结论,但这个余论通篇都是指责、否定的口气,实际上是基本否定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而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也是从该书所谈这几个严重“后果”得出的。如何认识这些所谓严重“后果”,笔者曾撰写《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一文,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上,这里不再赘述。

   二、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动机问题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研究讨论,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形成一致意见作出的。为什么决策出兵,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已作了明确阐述,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出兵决策的不同认识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种认识认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是斯大林鼓动和压力的产物,而且是毛泽东个人的决断。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是前文提到的《真相》一文和《百年潮》1997年第2期的《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曾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和《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发表《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两篇文章专门作了阐述,这里也不再赘述。

   另一种认识不但把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决定,而且认为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的考虑”。这是前文提到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余论三”的基本观点。该书作者对毛泽东的决策动机作了几条分析后说:“归结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2](pp.347,351)虽然该余论中说中国出兵朝鲜有合理性,但其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决策出兵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作出的,否则中共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不会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才作出决策。第二,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国家状态千疮百孔,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无法相比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并特别举例关于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4]当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决策的人都是敢讲真话的,否则在作出决策前也不会是多数人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无论赞成出兵的意见或不赞成出兵的意见,都是党内民主的体现,都是正常的,况且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负责的考虑。第三,当时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策是很难下决心的。周恩来后来说:“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迫近鸭绿江的时候,那时下这个决心,在我们革命的进展历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有许多顾虑,而且从过渡时期来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1](p.137)胡乔木后来也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5]最后政治局还是一致赞成出兵援朝。第四,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绝不是决策动机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从国家利益考虑,而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决策,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难以甚至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即便当时能形成一致意见,事后也会有当事人对此提出质疑。而事实是从决策作出后,无论当时参加会议的当事人,还是后来历届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当时决策的必要性、正确性提出疑义,这更说明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决断。

   三、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具体问题

   对抗美援朝战争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认识主要有如下几个。

   (一)关于第三次战役该不该打和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

   这应该是两个问题,一是该不该越过三八线作战问题,二是谈判时机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所以笔者在此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1950年12月上旬,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代表呼吁中国和朝鲜将部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到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美国投赞成票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这时对朝鲜和中国方面来说是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一是因为这时志愿军已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或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地区,与1953年朝鲜停战时战线停在三八线附近相比较,至少当时可以实现严格的三八线停战,甚至可以将停战线划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的某条线上,与其如此,何不当初停战,为什么还要打过三八线以南,并且战争又打了两年半左右;二是因为“五步方案”中提出,一旦实现停火,则在联合国设立适当机构,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使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获得解决。但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三八线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中国政府拒绝了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从而丧失了这个有利时机。这个观点主要表现在发表于《百年潮》1997年第3期《朝鲜停战内幕》一文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则此时美国在朝鲜的军事目标是武装占领全朝鲜,而不是三八线,更不是三八线以南的某条线,在战场上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严厉打击,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三八线甚至三七线附近,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二是美国当局当时只在意停火,而不在意谈判,即便真的谈判也不会谈及任何实质性问题,而是进行无限期的拖延。三是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争取时间、整顿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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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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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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