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中庸之道与宪制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 次 更新时间:2020-11-02 23:04:19

进入专题: 中庸之道   阴阳平衡   对立统一   物极必反   宪制文化  

马岭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庸”由“中”和“庸”两个字构成,其核心是“中”,即不偏不倚、缓急得中。对中庸之道的全盘否定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需要反思。中庸之道与宪制文化是吻合的:宪制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宪制体制构建的是多元化格局,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同时宪制文化主张权力与权力的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自由与节制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关键词:  中庸之道 阴阳平衡 对立统一 物极必反 宪制文化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倍受国人推崇。“五四”之后西化论盛行,反传统成为时尚,知识精英们口诛笔伐,传统文化的负面意义被大肆渲染。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彻底、深刻、全面地反思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其中有过激之言也在所难免,但经过近百年之后,现在或许需要我们对这种反思再做反思,由偏激的彻底否定转向理性的客观分析。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视角,需要对历史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通过当代人的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生命力。

  

   一、“中庸”的含义

   关于“中庸”的含义,二千多年来有各种解释和阐述,在先秦古籍中,“‘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当今很多人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可能就是把‘中庸’的‘中’字简单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1]从字面上看,“中庸”由“中”和“庸”两个字构成,宋代的思想家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的弟子郭忠孝进一步说,‘中’是天下绝对正确的东西的终极实现,而‘庸’是天下绝对转化的东西的全面渗透。”[2]对“庸”的解释长期以来歧义较多,“朱熹在系统地研究过所有可资利用的解释之后,得出结论说:‘庸,平常也。’”杜维明教授将“庸”译做“commonality”(普通性或普遍性),意在强调其“日常性”,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3]依笔者理解,“庸”就是平庸,只不过此处的平庸不带贬义,是庸常的意思,意为平常、日常,即强调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来体会“中”,或者说“中”就在点点滴滴的普通事物里。这样看来,“中庸”的“中”其意义应大于“庸”,“中”是目标,“庸”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因此这两个字的份量是不同的,“中庸之道”的核心应该是“中”。本文所用的“中庸”也主要是指“中”,即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轻重适度,缓急得中,是“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的智慧。[4]

   如果用道家的语言来解释,中庸就是阴阳和合,刚柔相济,就是适度、恰当,刚刚好,就是有分寸,不偏激、不极端。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5]阴阳平衡就是和谐,就是中庸,而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都是不平衡,也就不是事物的最好状态。

   概括地说,阴阳关系中包含有几层意思。

   其一,万事万物有阴有阳。“孤阳不生,独阴不长”,[6]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只看到其中一面、只讲其中一面就是片面。

   其二,阴阳比例的不同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万事万物虽然有阴有阳,但每一事务中的阴阳比例是不同的,有的阴多阳少,有的阴少阳多,阴阳或四六开,或三七开,或五五开,或二八开,或一九开……,这些不同的比例决定了事物的不同面相。

   其三、阴阳互相转化。万事万物不仅有阴有阳,不仅阴阳比例有所不同,而且这种比例是不断变换的。阴阳一直处于动态之中,有量变也有质变,但以量变为主。质变一般以量变为前提,这种转化表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如一年中的冬至、一月中的朔旦、一日中的子时,均为阴极阳生之候。

   其四,阴阳转化有一个过程。物极必反不是立刻实现的,阴极而阳生,此时阴开始衰落,但衰落的阴仍然占主导地位;阳开始上升,但上升的阳此时还处于微弱状态。虽然阴到极点就变衰,阴极而阳生(一阳生),但老阴变少阴、少阳到老阳有一个过程。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是事物发生质变的时刻,但这种质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极”(积累)就是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质的转化。

   其五,阴阳对立统一。“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对立是两者之间相反的一面,统一是两者之间相成的一面。”[7]正常状态的主色调是阴阳的统一性或基本统一性,异常状态的主色调是阴阳的对立性或以对立性为主。

   其六,阴阳关系的常态既不是阴阳和谐(春分、秋分)、也不是阴阳对立(夏至、冬至)。阴阳和谐是阴阳关系中的最佳境界,即《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那种极其美妙的阴阳和谐状态难得一见;同时阴阳严重对峙也不是阴阳关系的常态,而是这一关系的特殊状况,它不可能长时间地持续存在。

   其七,阴阳平衡有多种形式。从阴阳五行的原理来看,[8]五行不是简单地相生或相克,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相生就好,相克就不好,而是不论生克,达到平衡就好。过弱需生,过强当抑。抑的方式有克,如木克土,土克水;也有泄,如火生土、火克金都是消耗过旺之火的有效手段,而火过旺时用水克火却不一定是上策,因为水火不容,容易激化矛盾。又如水生木,适当的水生适当的木才能“水木清华”(平衡,中庸),如果水过多,水就不但不生木,反而会冲毁木(水大木漂);木火比例适当时木才生火,“木火通明”是木与火的和谐状态,如果木太重(尤其是湿木时),火太小,木就不但不生火,相反还可能压灭火(木重火熄)。又如金克木,当木成熟后,用镰刀(金)收割庄稼(木)就是丰收景象;对花草灌木的修理裁剪也是一种金克木,木此时喜欢金来克,只有经过镰刀、剪刀适当的修理和裁剪后,木才能成形、成材;反之没有金克的过旺之木犹如野藤杂草,恣意蔓延,任意攀爬,难担大用。火克金也一样,真金不怕火炼,金刚遇烈火才能成大器——“烈火金刚”铸就的是一种辉煌。因此金克木、火克金只要比例适当,也是一种和谐。总之,当抑则抑,当扶则扶,去留舒配,取裁确当,阴阳互济,才是中庸之道。

   关于表现阴阳关系的太极图,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其中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最为流行,如图1。

   图1

   这个图表现了阴阳并存的理想状态:有阴有阳,阴阳统一于一体;阴阳各半,和谐相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白鱼的眼睛是黑的,黑鱼的眼睛是白的),彼此互相渗透;阴阳鱼之间是用曲线(而非直线)分割开的,显示出阴阳之间转换的规律性和复杂性,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此消彼长……。但笔者认为,该图也有一定的误导性,即还是把复杂的事务简单化,主要表现在阴阳的界限太过分明,曲线以及黑白眼睛都将阴阳界线表示的过于清晰、明确,以致呈现出的阴阳关系难免有简单化、模式化、甚至僵化之嫌。事实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及阴阳之间的界限是灵活多样、千变万化的,可以大体分类,但很难有标准的模式,阴阳的位置、彼此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交错时的模糊暧昧,在此图中都被省略了。

   如果一定要图示的话,我们的地球是阴阳及其关系的较好诠释,其中所展现的阴阳关系是千姿百态的,不规则的,变化多端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一概而论。如图2(请将其想像成动态的)。

   图2

  

   二、现实中偏离中庸之道的种种表现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致的理论,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难以把握分寸,容易偏左或偏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尽量努力地接近中庸,至少避免走极端。由于二十世纪对传统文化的主色调是批判,对中庸之道更是一片否定之声,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做出反思。

   1、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如把万恶的旧社会说的一无是处,把新社会描绘成人间天堂,热情讴歌革命的同时看不到其中的弊端,批判旧制度时又不能客观公正。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社会主义无比优越,资本主义暗无天日;文学艺术中的人物脸谱化、极端化,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反面人物皆为假恶丑;在法制建设中,1949年摒弃民国政府的一切法律,另起炉灶,而不会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亦呈现出“推倒一切重来”之势,似乎总想从头开始,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直至今天,这种片面的走极端的思维模式依然随处可见,如要么全盘西化,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洋,要么闭关锁国,神经质般地绝对排外;一些反对改革的人只强调改革带来的弊端,一些拥护改革的人只论证改革的益处,二者都不能从正反两方面、甚至多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的利弊得失;两种观点看上去势不两立,实际上二者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都呈现出一种偏激状态,一方只讲阳,另一方只说阴,与中庸之道的阴阳合和差之远矣。[9]

   2、把矛盾的对立绝对化。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面,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这比只讲一面性显然要科学,但我们有时候往往过于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夸大对立性,把对立性加以绝对化。事实上矛盾统一体的存在应该是其对立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 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10]我们有时虽然也强调矛盾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主要是指两个对立面“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如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祸就没有福,没有顺利就没有困难,等等。其实在这样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如从生到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婴幼儿时期许多器官都在不断地生,中老年后这些器官都在逐渐地死;在上、下之间还有中、中上、中下等多种情形存在;祸福的程度也有许多类型,有时候是大祸临头,有时候是小祸不断,福也有大福大贵、平安之福的分别;顺利与困难亦常常是相对的,很少有绝对的顺利,基本顺利已属不易,很多时候是时而顺利时而不顺利,顺利与困难交错出现、同时存在,很难绝对分开;同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压迫与被压迫可能是相对应的,但不一定就是相对立的,即使出现过对立,也不等于这种对立就都是尖锐不可调和的,其发展趋势也可能是趋同而非一方消灭一方(如现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已经占据多数)。“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11]可见中庸之道是“和”,不是“同”,一个阶级消灭敌对阶级、改造其他阶级,追求的是“同”,而不是“和”。

矛盾尖锐对立的社会状态确实是存在的,“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曾经经历过特殊历史关头,那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文明面临死亡,经受煎熬,然后再生。吉田茂写《激荡的百年史》,写日本人民经历现代转型的煎熬,那种死而复生的经验,就是这样。”[12]中国近百年来也是处于大变局、大动荡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对立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即使有势不两立的时刻,也不可能是常态。冬至的极阴和夏至的极阳都只占一年365天中的1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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