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1 次 更新时间:2006-12-24 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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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进入专栏)  

  

   “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在中文世界中至今家喻户晓。一般华人读者恐怕早已忘了这位英国大侦探的原名Sherlock Holmes (当年哪一位始作甬的译者把Holmes中的“霍”音译成“福”,也有待语言学家考证)。学术界研究福尔摩斯的人也不多,我在此首先要推荐学界里面研究这个问题的几位学者:一位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金介甫教授(Jeffery Kinkley),他在2000年出版的英文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中的第三章[1],就专门研究福尔摩斯和他的模仿者,可以说是在英文的学术著作里面,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全面的了。另外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孔慧怡(Eva Hung)女士,她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名叫《还以背景,还以公道》,副题是《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2]。在这篇长文中,孔女士非但对于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翻译问题论证甚详,而且在文后还附有福尔摩斯小说在清末民初的所有译本和译者。

   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还是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多年来他对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可谓是国内外首屈一指,他主编的两套丛书《民初都市通俗小说》(台湾版)和《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大陆版)都包括有关中国侦探小说宗匠也是福尔摩斯的模仿者程小青的专书。我就是在看过这两套丛书和范教授的专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3]以后,才开始研究这个题目。我的出发点不仅是年轻时对福尔摩斯小说的兴趣,而且是近年来从事“文化研究”后对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关注,从而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观点的反思和修正。

   今天所要向各位讲的,是我初步研究的报告,而不见得是成果或定论,因为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指正。

  

   一、 福尔摩斯的背景

  

   我先介绍一下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4]。他生于苏格兰,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毕业后作医生,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后来专事写作,以福尔摩斯故事而享盛名。然而,他并不以为自己是专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他甚至觉得应该以他的其他作品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5]。可是却事与愿违,英国和中国一样,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把他和福尔摩斯混为一谈。至今伦敦还有福尔摩斯的博物馆,就在小说中所叙述的培克街,那里面“存有”这位大侦探用过的东西以及他的居室、家俱等等。虽然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人物,但却以假变真,把作者也掩盖住了,就是没有柯南·道尔自己的博物馆。

   柯南·道尔后来被封为爵士,因为在20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布尔战争”(Boer War)中,他为政府的立场辩护,所以得到赠勋。如果从一种“后殖民”理论来说,柯南·道尔是典型的大英帝国主义者,福尔摩斯经历中也有不少指涉英国殖民地(如印度)的情节,不少病乱、怪兽和心理失常的现象,都与殖民经验有关,而且柯南·道尔本人和小说中的华生医生——也是大部份探案的叙述者——更曾在殖民地当过军医[6]。所以,如果我们要政治正确的话,必先控诉柯南·道尔爵士小说中的殖民心态。但是我并不想从这个立场来研究他,因为我并没有发现这种殖民主义对中文译者和译本产生大的影响。

   我仍然把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通俗文学作家看待。虽然他直到1887年才出版第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彻头彻尾体现了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实证精神——“一种基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念”[7]。这也是他的中文译者最景仰他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和背景来审视,我觉得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Victorian Literature)和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有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当时晚清文人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最多,也大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是林纾(琴南)最仰慕的西洋作家之一。除了狄更斯之外,林琴南还译过哈葛德(Rider Haggard)和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白衣女士》(The Woman in White)等小说,其他译者也大多如此。相较之下,法文、俄文和德文的小说在数量上就少多了,当然,不少当时中译的法俄小说,是从英译本或日译本转译(或“译述”)过来的,所以英文的份量更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想最本的原因当然是上海英租界的存在,租界里有著名的英国书店Kelly & Walsh(它有七、八家分店,分设于亚洲各地,从孟买直到横滨)。住在上海的作家可以从函授学校学英文,加上自修数年,就可以翻译英文小说了。另一个原因是英美的传教士,他们不仅介绍了大量的科学新知类的英文著作,而且他们的“业余读物”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小说。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由此找到一些通俗文类——如言情、侦探——的痕迹。

   维多利亚文学,虽以狄更斯的小说最著名,但不仅是狄更斯而已,19世纪末叶是英国通俗小说的黄金时代,伦敦的坊间(书店和杂志报纸)竞相出版,不下几千种,而且狄更斯的小说也是通俗的,和柯南·道尔一样,都是先在杂志或报纸上连载,再结集成书出版。换言之,当时的印刷媒体挂帅,从出版家的立场而言,文学不分雅俗,只要能销。而读者(不少是女性)对小说则雅俗共赏,雅的作教育之用,可以陶冶性情,俗的也可以娱悦身心。所以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小说领域很广。相较之下,法国同时代的小说却没有那么兴盛,当时的法国作家如雨果和左拉等,知识份子的情绪比较强,被视为一流作家,其他的通俗作家如 Eugene Sue等一概打入二流。妙的是晚清文人在翻译法国小说时也雅俗不分,一视同仁,有了福尔摩斯,也附带引红了法国的鲍福(Fortune de Boisgobey)和勒布朗(Mayrice Leblanc),后者的二流侦探小说《亚森罗苹探案》亦轰动异常[8](见后文)。我最近参阅施蛰存先生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翻译卷二册,内中所选的作品至少一半是侦探小说,当然尤以福尔摩斯探案最多。

   柯南·道尔之写侦探小说,目的就是赚钱,换言之,他走的就是通俗路线。他的第一本探案《血字的研究》起先被伦敦的一家出版商拒绝,后来一位美国的出版商到英国求才,请了他和王尔德(Oscar Wilde)吃饭,遂以高价购得柯氏的第二本小说《四人记号》(The Sign of Four),先在美国的一个杂志出版,声名大噪,于是英国的《河岸》(The Strand)杂志遂捷足先登,连载了数篇福尔摩斯短篇,柯南·道尔的名誉因此奠定。所以我想柯氏在在创作福尔摩斯小说的时候,一定知道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通俗小说模式是什么。据我从侧面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最流行的不下三种类型:鬼怪、儿童故事和侦探。我所谓的“侧面”就是王尔德。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所以就故作通俗状写出几篇小说来讽刺这类模式。他的鬼故事也继承了英国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传统:Gothic(哥特模式),大多是写古堡中斗鬼或者楼上有疯女人的故事。然而,王尔德的小说中却是鬼害怕人,而不是人怕鬼,所以笑话百出。王尔德写的另一种通俗小说是儿童故事或者童话,在这方面他却写得非常动人,造诣极高。至于侦探小说,他却没有写。也许就在那次美国商人请吃晚饭的时候,他知道柯南·道尔对此兴趣甚浓,所以干脆“让贤”。

   我认为柯南·道尔非但继承了英国文学中的“哥特”传统(所以探案中有不少是午夜惊魂、隔邻谋害,或古堡中发生的怪事),也为维多利亚文学中的侦探文学发扬光大。他虽不是这个通俗文类的始作俑者,但这个文类却因他而臻顶峰,后来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都比不上他,直到克丽丝蒂(Agatha Cristi),但至此维多利亚时代早已过去,她的文风和布局也与柯氏的大异其趣。

   如果我们细读福尔摩斯故事的原文,则会发现另种妙处:一方面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在其生活习惯和价值系统上是百分之一百的维多利亚式的英国人,和中国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很不一样;另一方面,福尔摩斯这个人又很古怪,据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可能再加上一部分他自己。我们从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福尔摩斯第一次出场(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是由华生第一人称叙述出来的,华生第一次见到福尔摩斯是在一间实验室中,福尔摩斯正在做一个很怪的实验,具体的内容并没有交待。柯氏自己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算命之学,当时英文叫“精神学”(Spiritualism),他为此还开了一家小店,只是没有人找上门来,后来只好写小说了。我们可以说福尔摩斯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观,但这个科学观也有一点迷信的成份,很怪异,并非属于理性的。福尔摩斯表面上很冷静,也不多话,而且是单身,对女人似乎竟无兴趣,所以后世不少人猜测他是否有同性恋倾向。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英国贵族学校不少是男校,同性恋司空见惯,但这并非福尔摩斯性格上的主要特色。我认为最明显的反而是他的孤僻,他的嗜好之一就是拉小提琴,声音靠心情而定,有时很好听,有时很刺耳,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为了提神有时要吸毒(cocaine),这些都是他性格是非理性、神经质的一面,有了这种双重个性,才会吸引读者。然而也因此使得这个侦探和他身处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他的家庭背景也很模糊,我们只知道他出身英国的乡绅阶层(Squirearchy),住在伦敦较贵族的西区,但他对英国社会和政治似乎毫无兴趣。“他靠头脑生活,和社会疏离也鄙视他生活的社会”[9],一切皆是为了思考破案,不放过任何细节,却对大环境毫不在意。

   福尔摩斯的居所贝克街是在伦敦的西区,这是上流社会和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住的地方,而他探案或破案的地域大都在伦敦的东区或郊外小城(坐火车可以抵达),这显然反映了一种贫富的对比:贫民住的东区乃祸乱的渊薮,而西区的侦探可以深入虎穴,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但这种论证也不能说得太过份,因为不少故事发生在郊外(如The Speckled Band,毒带),在乡绅住的古屋中发生谋杀案。我们也可以说:福尔摩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贵族心态,他只是为了推理和探案——不管罪犯是贫是富。如此“推理”下去,他(应该是柯南·道尔)的科学方法只重仔细观察和理性分析,并不注重罪犯的心理、环境或遗传的因素。有的学者把福尔摩斯的侦探方法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作比较,发现不少相似之处[10],但我认为也未免小题大做,言过其实。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佛洛伊德和柯南·道尔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价值系统倒颇相似。

   要讲英国的福尔摩斯,其实可以讲的还有许多,我只能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二、福尔摩斯在中国

  

   福尔摩斯探案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是晚清通俗文学最盛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和晚清小说的发展同步。最早是在1896年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上连载三期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后又连载三个故事,1899年就成书出版。孔慧怡论道:“科南·道尔的小说是首先介绍到中国的英语侦探小说,这一点可能是巧合,但也可能有个较合理的解释。假如译者要介绍普及的当代西方作家到中国,科南·道尔就是名列前茅的第一位。1893年12月他把福尔摩斯‘杀死’后,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震动,恰好显示出福尔摩斯故事的受欢迎程度。”[11]

妙的是把福尔摩斯杀死的故事The Final Problem刚好也是《时务报》所译的最后一篇——《呵尔唔斯缉案破戕》,可能后来福尔摩斯循众要求又复生的时候(1903年),《时务报》同仁不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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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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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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