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读《寻求富强》

——关于本杰明·史华慈思想史研究风格与方法的个人笔记和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1 次 更新时间:2016-10-16 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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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进入专栏)  

   王瑶  译

  

   作为班老师以前的学生——一个中国思想史,或许也是这次会议的“变节者”,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有资格去写一篇正式的文章来阐述他作品的“本质”及其对思想史的巨大贡献。因此,请允许我写下关于“史华慈风格”的一些话语,而这也是属于其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我这些谨慎的反省是基于和他有关的教学与写作的回忆上,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 Harvard, 1964),当我还是研究生时就至少读了两遍,并用红蓝笔划线作了强调——蓝色是第一次阅读划下的,而红色则是在第二次阅读时划下的。30多年之后,当开始第三次阅读时,我发现自己划下了更多重要的句子和论述——这一次用了黑笔,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哀思。如今我就草草记下这些稍许杂乱的想法。

  

   所有班老师的学生都不会忽视他演讲风格的基本方式,用浓缩而简练的话来概括就是那饱受赞赏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模式。然而在这一双充满修辞意义的“手”中,却交织了众多通往不同思想路径的激流和隘口,就像同时和另一个连接起来一样。这种风格使他的口头表述有些支离破碎。但是,这看似的“支离破碎”却成为我记忆中长留的伟大而深刻思想的瑰宝。众所周知,班老师总能从容自然地谈论一些跨越庞大范围的话题,在东西方之间自由穿梭。这些都提醒我们,在班老师的思想中,没有一个整体的西方或者整体的东方。如果将这种谈论思想史的方法称作比较研究,或许有些不当,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知识和智慧。当我第一次聆听班老师的讲座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1964年的春天),仍记得他讲的所有内容,唯独忘了首要议题,就是那场讲座课的题目。实际上,我忘了确切的题目,似乎是他中国思想史学年讲座的第二部分。

   根据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等人的研究,如果要创作一种具有无限多样性结构的乐曲,那奏鸣曲无疑是最基本的作曲方式。但是班老师的思想史“奏鸣曲”含义却更深远。进一步来说,如果第一主题是“从一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某个问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的思想流派(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座的主题),那么第二主题就会“从另一方面来说”,承接第一个主题,但又陈述一个相反论点,进而又展现出一系列多种可能性。每个主题都会引领我们走进更多的领域,遇到更多的复杂情况。所以当一堂50分钟的课结束后,班老师实际上带领我们游历了中西方思想史的整个范畴,在遇到一些经典语句时还会加强声音以示强调。

   我记得在某次讲座时,他带领我们走进了异常丰富深邃的思想世界,有欧洲哲学、犹太宗教、中国古代思想,现代学术发展(我记得他曾带了一本汤用彤有关魏晋时期玄学的著作来教室),以及前沿的政治思想。当然,班老师能够自由穿梭于思想史的整个领域内而不需要参考那些历史年表。举例来说,一旦触动他的思维神经,他能从魏晋玄学讨论到毛泽东,然后绕道卢梭的著作,最后回到儒学中来。不经意的深奥思想就像飞梭那样向我们抛来,似乎是那么随性,没有一刻停止,就好像一刹那间他脑中的无数思维火花同时迸发一样。听他的讲座,我总是倍受鼓舞,浑身充满活力,我的大脑不停燃烧着,尤其是当他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一瞥时。然而在一堂课的最后,班老师总能将话锋转回到该有的主题上,总会进行一个“总结陈词”,就像魔术师变魔术一样,将他那无数双“手”糅合成最后的总结。多么完美的一场知识展演啊!对于学生来说,又是多么难得的思想盛宴啊!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如此令人振奋的讲课,即使之前我曾特许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伟大的政治学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盛大讲座,也不能与班老师的相比。作为讲演者,他唯一的对手就是给《寻求富强》写长序的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教授,我曾旁听过他所开设的关于现代自由思想的课程——“民主及其敌人”。

   对于班老师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就好像和所有人进行交谈一样。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思想交谈也是以“对话”形式上演,他不仅和我们这样的学生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和他所谈论的思想家以及那些概念对话。中国有句成语——“天马行空”(字面翻译为:骑着一匹神马高飞到天空),我总觉得班老师的这种讲座去除了这个成语含蓄的贬义,因为只有深谙各种知识和掌握几种(至少五、六种)语言的伟大头脑才能“高飞到天空”,而且对于班老师来说,这片“天空”就是极限。想象一下,一个来自台湾的一年级研究生初次听到诸如“Weltanschaung”(世界观)和“Ressentiment”(愤懑)这类词汇时的样子,一头雾水,根本不懂班老师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却深深着迷于此。

   我时常想,班老师的学术道路为何以及如何发展成现在这样的“话语”模式?三十多年后,我仍然没有找到头绪。最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答案就是班老师的博学,并且不容许自己用简单的直线方式思考。或许这是一种长期浸淫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反映和思维方式,或许也不是,因为他的汉学知识经常干扰他的西方式逻辑。这两种思维向度似乎发生着剧烈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新见解总是脱离了原有的对话形式。从他“意识流”中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总能照亮整个智慧地平线,包括我第一次听到他讲座的塞弗尔大厅的阴暗角落。

   记得曾为了准备班老师的课,我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第一次课后,我意识到在这本权威著作的相关篇章中,我没能领会和发现的东西太多。不管怎样,在我的坚持下,那个学期结束前我成为了班老师的弟子。我参加过的班老师研究生讨论课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与俄罗斯的派普斯教授、中东的萨弗兰教授合开过仅一次的“他国的西方观念”。从中我受益良多的并非研讨课本身,而是课后学生们破例以讨论课程内容为由找他谈话的额外时间。至少对于我来说,这绝对是个与他多谈话、多“请教”的好借口。在“独立阅读”课程的正式名义下,我非常有福的和班老师共同渡过了快乐时光,因为我们经常漫无边际地讨论一些信手拈来的话题。我最初时会准备一些笼统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谈话就能凭借宽泛的话题而自由推动,因为我们俩能从胡适、陈独秀谈到列宁、马克思,从林纾谈到鲁迅(很快我就被这两个人物所吸引),从严复谈到卢梭。我选择林纾的翻译作为讨论课作业的题目就是直接受到了班老师有关严复著作的影响。班老师很快就察觉到我的文学天赋,于是便鼓励我研究这个曾翻译过180种西方小说的中国人(作为与翻译过许多学术著作的严复相对应)。如果严复的这种翻译精英们都很难读懂的话,它就比较适合像班老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来研究;那么林纾所写的这种高雅“文言”散文就更适合像我这样稍有文学功底,能妥善处理通俗小说领域问题但缺乏经验的研究生。但是班老师告诉我不要在意那些专业界限,要善于从林纾的通俗译本中发现更多观念和思想参照,诸如从司马迁到桐城派。在我的脑海里,文学天生就和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引导我完成中国近代浪漫主义作家研究的博士论文。(甚至“浪漫主义”这个词也是班老师那门重要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讨课中得出的。)

  

   或许我该控制这恣意凌乱的心绪,回到我该做的事情上——重新细读史华慈关于严复的著作,以此更深入地解读“史华慈风格”的丰富学养。因此,我的重心也必须从他的口头话语转到他的写作上来。虽然这两种方式在风格特征上有些相似,但它们却不完全相同,就像无论口语的“白话”如何提升,也不可能与书面的“文言”相提并论。

   但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再多讲一些题外话。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有两位家喻户晓的大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然而两者的研究路数和写作风格却截然不同。列文森的写作风格总是那么流畅高雅,可能源于他精致、出众的品位(他曾被称作“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阅读他关于梁启超的著作或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时,就好像在阅读文学作品——他的优美文笔以及精炼词汇都展现出无比的高雅。从另一方面来说,班老师的风格也是同样精致、出众,但出于自身原因,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贵族化的优雅形式。它来源于一位拥有哲学天赋的历史学家的复杂思考(毕竟他曾选择帕斯卡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我发现他的文章比列文森更直透本源,比起莫扎特来说,更像贝多芬,有时甚至接近了“马勒式”的沉思。如果列文森偶而选择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词组,那主要也是形式上的需要。但是史华慈的“那双手“,如前文所述,却能带动他思想史研究中更多层次和脉络的推开。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同样也是一部文笔优雅的著作。至少从前两章来看,班老师的写作风格是紧扣主题、毫不拖沓。第一章“背景”部分非常精湛地总结了清朝中叶的学术背景(尤其是对“经世”学派),同时也为这部著作的中心议题:严复对于国家“富强”观念的专注,提供历史脉络。根据班老师一贯的思考方式,这章内容同样也超越了18世纪的背景而进入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传统,用如此清晰和微妙的话语写作,使得像我这般的初学者第一次阅读的时就能理解其中涵义。(从另一方面说,当阅读列文森的著作时,我需要努力去理解深藏在他华丽的散文诗背后的真正内容)

   在其后的两章中,随着班老师逐步开始描绘严复早年对西方思想的探索以及严复在翻译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著作过程中宣称的那些“原则”,我们才真正进入班老师所谓的“观念的领域”。 我们很快发现,班老师对于陈述性的自传没有兴趣。几页之后,中心便转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上。但是班老师在比较严复和斯宾塞的时候没有花重墨描述必要的知识背景,相反却用所谓的“预设”来展现一个“大背景”。 为了解释严复对于斯宾塞著作,更是对于其思想缔造者赫波特•斯宾塞的崇敬,班老师便从严复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解开始时,将这本书与中国儒家经典的“四书”联系起来分析,以此讨论了斯宾塞的“科学”概念与严复思想中儒家遗产之间的某种亲缘性关系。这确实要求非常高,只有像班老师这样博学的学者才能将其进行下去。我必须承认,当我还是初学者时,在这里遇到了最初的困难。这几页中的红蓝标记证明了我的迷惑。尤其是当我读到原著第35页的那个长句:

It was precisely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ces which led to that purgation of all the beclouding by the passions dreamed of by the ancient sages, or, alternatively, it was precisely Western science which presupposed the moral qualities, the adherence to the “mean” (Ezra Pound’s “Unwobbling Pivot”) describ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正是科学的修养使人们得以摆脱感情的迷雾,古代圣贤梦寐以求的也就是这种境界。换句话说,正是西方科学,才以德行为其追求目标,坚守《中庸》所阐述的“中庸之道”(庞德的“不偏不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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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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