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我国国际法研究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反思与祛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20-09-23 22:49:21

进入专题: 国际法解释能力;国际法研究   中国话语   主体性   祛魅   本土化  

魏磊杰  

  

   摘要:我国在世界舞台上仍旧缺乏与其硬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使国际法治中国话语得以生成与转化,必须要改进与提升我国国际法的解释能力。而欲求改进与提升此种能力,就需要解决我国当下国际法学研究存在的主体性缺失这一最大问题,对传统国际法观念及其所支撑的主流国际法研究范式进行深度祛魅。立足于当下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现状,除了继续深入推动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的有效对接与互动外,我们还应在基础层面改进国际法教科书的内容,逐渐增添其本土化的色彩。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从内外两个基本维度着力,渐进实现国际法学科的“科内整合”与“科际整合”。

   关键词:国际法解释能力;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主体性;祛魅;本土化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人民有目共睹,正如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西方诸国必须先了解西方才可了解世界一样,现在所有国家也必须了解中国。然而,中国的崛起在震撼世界赢得不少赞叹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当普遍的惧怕、猜疑和打压。用一句生动的表达来说,新中国的成立,终结了上百年“挨打”历史;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终结了持续千年“挨饿”的历史,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似乎仍未摆脱“挨骂”的窘境。中国挨骂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上仍旧缺乏与其硬实力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仍是一个国际规则的被动卷入者或接受者(rule-taker),而非主动参与者或制定者(rule-maker)。这既有历史际遇因素使然,更有自身能力阙如的原因。当抱怨现有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对中国不公平、不合理,对中国动辄冠以“不民主”“独裁专制”“侵犯人权”“不负责任”等负面话语评价乃出自偏狭的西方中心主义傲慢与偏见时,我们却缺乏将自身的核心利益诉求上升为国际法、转化为新的国际游戏规则的能力。

   整体上,我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法学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后虽取得较大成就,但国际法学研究整体仍显薄弱,无法为日渐丰富和多元的外交实践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当代国际法虽存在一些问题,也未能充分反映国家利益,但仍要善加利用作为国际交往通用准则的国际法,因为单纯习惯性依赖本国、本土的地方性话语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共鸣与支持,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无视国际法规则与盲信国际法文本,皆为一国国际法能力欠缺的表现。具体到我国当下的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许是仍未确立起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典型体现在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过于追求“国际”“域外”而忽略“国家”“域内”,缺乏必要的“中国情怀”“中国元素”抑或“中国意识”。过去20年,国际法学的规范化发展迅速,而本土化似乎并未做到与其同步演进。规范化强调学术对话与学术积累,在中国自己还未建立起完善的学科体系以及还未确立起真正的学术自信时,这种规范化很容易变成美国化,不自觉间陷入一种强调单向度“接轨”式的智识保守主义。“结果就是对话的理论是美国的,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成为论证美国问题的被切割的材料,于是越规范化就越远离本土化,越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在这种现实构造下,我国的一些国际法研究对本土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学术研究与现实关切的阐释、回应、解决存在脱节。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问题,无疑是掣肘国际法学研究主体性确立的重大障碍,若不尽早祛魅,将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深化以及未来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构建。

  

   一、当代国际法主流研究范式的基本问题

   国际法的解释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法学研究水准的核心指标。我国国际法主流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可从我国当下国际法解释能力的现状加以呈现。无疑,我们身处在一个条约的时代,国际法学习与运用能力建设应当主要集中在国际法解释能力的培养上。究其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具备娴熟的国际法解释能力,为有效参与国际事务的前提与基础。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形成的有效性,总体上取决于所提意见的建设性,相关提议是否有国际案例和国家案例的支撑。一国如果不重视对国际法的比较研究,不充分掌握国际实践和他国实践,在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外交代表还是理论工作者,将很难有效地影响他国,说服他国接受本国的立场与建议。“ 国际法归根结底是战略问题的战术解决,是宏观整体思路的微观工程化设计和实施。”其二,诚如知名战略学家约翰·伊肯伯里所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不同一般的融合力……是一种易于加入但却难以推翻的秩序。”我们应当承认,西方世界主张与创设的价值和制度业已深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这就意味着我国意图通过国际造法来达致规范创设之目的并不容易,而借助法律解释方式,可以达致先行“突破”的效果。其三,进入21世纪,国际法渐趋的碎片化与国际法文本统一适用之间的矛盾日渐显性化,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或区域司法机构,愈来愈多地以自由裁量之名扩张管辖、以条约解释之名司法造法等方式主动介入诸多国际焦点或敏感问题。“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不干涉内政与保护的责任”三组矛盾激烈碰撞的频率与力度不断加大,必然深刻影响国家的决策空间与行为模式。这彰显出当今国际社会权力的高度分散和利益的渐趋多元,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利益攸关体出于自身利益所需而对国际法进行解读与诠释,从而为其行为与立场提供正当性。然而,面对此等不容乐观之态势,我国却存在与自身国力难以匹配的智识短板。

   2010年“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案件。然而,尽管本案的结果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但较之美国152页、英国138页的书面意见,我国不足8页的书面意见明显过短,不仅未涉及咨询管辖权问题,而且通篇都在泛泛强调原则的重要性。从实践操作角度研判,鉴于任何原则都有例外,在未对原则的适用进行精致讨论的基础上强调其重要性,实际上对解决具体问题不会有任何帮助。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最终认定“科索沃独立宣言合乎国际法原则的要求”。2019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案”中,我国再次参与并提交了14页书面意见,希望国际法院考虑此案的“双边争端性”,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点考量“国家同意原则”诸限制,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然仍未对结果产生影响。从参与技术角度看,尽管我国和美英一样,递交了书面陈述意见,但与上次参与一样,并没有像英美那般,针对他国的书面陈述意见递交本国的书面评论意见。显然,这两份咨询意见的做出对我国解决台湾以及其他边疆分离问题都极为不利。虽意见本身并不具有拘束力,但咨询程序后续却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将双边争端加以包装,凭依此程序裁断国际争端,引导对我国不利的国际法发展走势和国际舆论导向,迫使我国就范。鉴于此,身处如此的国际情势下,我国的国际法学者更应加强国际法的解释能力建设,努力补强自身的知识短板,以期更好地通过国际法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学习条约解释艺术最佳的方法是研究各种国际法庭的解释实践。伴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因条约解释引起的贸易争端逐渐增多,以及与周边国家关于海洋划界与岛屿主权的纠纷日趋公开化,直接造就了聚焦这两个领域条约解释实践的研究在我国的兴盛,由此产出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整体上看,多数研究大体立基于对判例的实证梳理和分析进而最终提炼出不同国际机构内在践行的条约解释规则或倾向性做法。不可否认,这种提炼与呈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条约解释理论和实践,不仅为深入理解条约的性质以及当代国际法的实施机制贡献了绝佳视角,更为我们自身条约解释与运用能力之提升提供了借鉴素材。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当下我国国际法学面临的普遍问题一样,囿于方法论的单一与理论与实践常态对接机制的阙如,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数量上的优势并未真正转化为掷地有声的实际效果,法律与外交的会通、政策与学术的融合之理想状态远未成就。整体研判,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三个根本性问题:

   其一,缺乏实务导向意识。既有研究往往单纯着眼于引介国际裁决机构的条约解释实践。具体表现主要有三:(1)依托国际法理论工作者庞大的聚合优势,可以说当下与所有国际或区域性裁决相涉的研究或多或少皆有触及,但跟风性、重复性、单纯评介性的研究过多过泛,而且国际法研究的日趋“专门化”往往造成学术产出意义上的“碎片化”,由此导致深度、系统、整合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旧不多。(2)一些研究,要么最终梳理出解释实践所秉持的基本方法,要么提炼出判决之做出潜在依循的大体倾向。这种研究路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通过对海洋划界国际判例日趋呈现客观化态势之评估,2006年我国政府宣布就海洋划界争端不接受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所规定的强制性裁判程序,便是典型例证。但如果在既有基础上再进一步细致化与类型化,提供更为精细的评估与预判,那么实务部门便可有望避免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粗放型判断,进而大大拓展外交操作的选择余地与腾挪空间。(3)单向度地聚焦国际裁决机构的判决文本本身,而常常忽视此等裁决得以做出所依托的具体程序、践行的基本套路等“先决性”问题,由此产出的成果往往难以为实务部门提供切实的参考与借鉴。

   其二,对国际裁决的过分笃信。深受国际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路径影响,当下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似乎径直推定捍卫现行法律制度乃国际裁判的正当化基础。以国际法院为例,在他们眼中,当一个源于高度政治紧张关系的争端被当作“法律争端”提交国际裁决时,为捍卫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国际法院需要考量的主要因素是能否将特定争端中的法律因素从政治语境中独立出来加以处理以及依据现行法进行的裁判是否符合被普遍认可的规范性观念,而一旦其确认此等观念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便会做出相应调整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貌似自洽的行为逻辑成为了一些研究者解读国际裁决机构条约解释实践的立足点。这种习惯性倾向可能潜在地会将国际裁决机构的解释实践不加辨别地推定为一种权威性的完美成例而加以崇奉,容易忽视甚至径直漠视国际裁判因自身的利益导向性而可能存在的“异化”,进而无法对其予以客观的甄别与反思,当然也更难以深入理解晚近以来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或区域司法机构愈来愈多地以自由裁量之名扩张管辖、以条约解释之名司法造法等方式主动介入诸多国际焦点或敏感问题内在所依循的政治逻辑。

以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法院运作逻辑为例,可以佐证国际裁决机构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往往只是相对的。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大会选出,其预算由联合国负担。这就意味着,“作为实质意义上一个政治组织的机构……它不可能对这个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总体政治气氛视而不见”。在对国际法院近乎所有重点案例进行统合性分析后,美国国际法学教授马克·韦斯伯德(Mark Weisburd)在《国际法院诸缺点》一书中指出,“当法院面临政治性争议案件或咨询意见请求时,至少可以说,其得出的意见可被视为受到了联合国各机构所存在偏见的影响……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将联合国机构的相关行动视为习惯国际法的渊源而不是以相当多的国家实践作为支撑其结论的依据,似乎至少也反映了法院希望服从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愿望”。那么,为何这种政治性面向难以被揭示而我们往往接触到的大体皆为国际法院积极性的一面呢?一方面,考虑到国际法学者为确立国际法是“法律”而进行的近乎永无止境的努力,以及对主要适用国际法的法院进行强烈批评可能对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有利益尽最大可能避免此等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据统计,参与国际法庭辩护的律师很多来自国际法学界,这些经常出庭的诉讼人,对促进尊重他们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庭具有极大的利益,因为受人尊敬的法庭能够吸引更多的诉讼人,而诉讼人需要雇用辩护人。当然,对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国际裁决机构政治性面向之揭示绝非为了否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际法解释能力;国际法研究   中国话语   主体性   祛魅   本土化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国际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982.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