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东方法律主义的中国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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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杰  

   【内容提要】 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经常是作为主体的西方观察者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于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我们不可能不对其进行反抗,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简单否定,而是意在否定偏狭的原旨主义式的法治观念。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本质上是在现有体制构造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与法治国家的问题。为此,除在认识论层面进行法治观念的再启蒙外,在方法论层面的建构路径上还应当重点处理好法治意涵多义性与法治内在规定性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以及相互堆叠的三种法治理念彼此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律东方主义,话语霸权,东方法律主义,主体性,法治中国

  

一、法律东方主义的建构逻辑

  

   通往东方之路必然途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谓爱德华·萨义德赋予“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个术语的基本内涵——陈述“东方”实由“西方”的立场来界定。①虽在近代早期曾出现过正面的东方主义,②然五百年前伴随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崛起,“欧洲”从一个混杂的地缘、种族范畴变成了单一“文明”范畴,这套话语渐趋与秉持欧洲中心观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合流,并开始共享基本类同的理论内核。“欧洲人‘就是另一种人类’的观念,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防御性自恋症——的一种表现,而是建立在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成就的基础之上。”③大英帝国桂冠诗人吉卜林“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交集”的诗句,流露出大殖民时代西方普遍张扬的文明自负。在这种笃定绝非“环球同此凉热”的文明观中,作为囫囵观念的“东方”往往被化约为一种被动的客体,而同样亦为囫囵观念的“西方”则常常是在认知意义上高出一等的主体。

   发源于西方文化母体的现代性表述不仅将自身置于现代与传统的纵向时间关系之中,而且还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横向空间关系中。④在这种由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所建构的二元价值等级制中,正因为诸多劣质“他者”的存在,才可凸显与界定优等“自我”的身份、利益与偏好。诚如黑格尔阐释的那样,自我意识在自身反思中认识不到自己,只有通过自身的“颠倒”,实现对意识对象的他物反思,才能在自我与对象区别的基础之上意识到并保持自我的确定性。⑤“与其说(西方)认同起源于共享的生活世界……它更聚焦在与他者的对立:不仅是共享经验的框架、共同目标以及集体范围规定了‘我们’,还有否定他者。”⑥采用亨廷顿的通俗表述,“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⑦

   传统观念认为,现代性可被看作一种欧洲的产物,然后从欧洲向外传播,进而征服了世界,并按照欧洲的模式重塑了世界。而否认他者具有共时性在本质上乃此等现代性欧洲中心论的核心主张。作为一种具体的思维投射,法律东方主义亦不例外,其造就的结果经常是作为主体的西方观察者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于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而且他们做出的诠释与界定总体上往往是负面的⑧:中国无“法”,中国缺“法”,由此需要仰赖西方向其供“法”,以期有朝一日使其达致事先设定的“有法”标准。本质上,西方学者所说的“法”大体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盛行于晚近西方并辐射整个世界的形式理性法。虽然韦伯本人曾试图避免武断地得出非西方文化缺少理性这样的论断,并以其他方式谈及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但其最终仍落脚于只有欧洲的理性形式才具有非同一般的独特性(一种“把握世界的理性主义”),具有引领世界现代化的特征。⑨

   在这种“伪普遍性”学术范畴的支配下,似乎唯有资产阶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值得拥有与追求的法律,而唯一能够引导法律未来的历史便只能是由近世资本主义母体所孕育与发展的“现代法律”的历史;同样,我们所有法学的未来归属于一个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世界:法律只能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而不可能存在其他样态。⑩由此,在法律东方主义话语下,“东方”与“西方”皆被客观化。落后的东方是整体划一的,具有不变的历史,是“无法”的,而“缺失”成为一种只有通过嫁接西方法律才能弥补的相对性缺乏。福柯认为,“纯粹的”或“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知识是权力的有效运作方式,他称之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1显然,在这种语境下,“知识就是权力”这一论断,获得了最为圆满的呈现。

   在话剧《蝴蝶君》中,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给出了一个可与之等量齐观的巧妙解释。他指出,中国戏剧中女旦角的扮演者之所以往往都是男人,是因为“只有男人才懂得女人应被期望如何表演”。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女人”最终只是男人想象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男人方才持有理解“女人”的钥匙:女人的好坏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男人根据自身偏好而预先设定的标准。12相较而言,西方拜物主义化的法律观念其实并无本质不同。只要笃定“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西方观念,法治模式的供给只来自西方一源,那么此等定见必然阻遏西方自身对法律东方主义的认识,东西方之间不对等的权力格局亦难以发生根本更易,西方就将可能一直垄断对于何谓“法”、何谓“非法”的界定权与诠释权,始终保有理解所谓法律“真实”的钥匙,继续在智识上宰制东方。

  

二、认真对待法律东方主义


   在认识和支配“东方”这一层面,如果说福柯给萨义德与络德睦提供了一种描述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方法,那么,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则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释某些关于“东方”的观念如何优越于其他的观念。葛兰西将“霸权”界定为由暴力与同意结合而获致的力量。此等力量本身不能仅通过野蛮暴力而实现,也需要自愿接受治理之人的认同。邓肯·肯尼迪认为,它是借助政治正当性而非暴力来实现支配的一个概念。如欲理解这个概念,就必须理解能够生产政治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力。13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葛兰西的继承者杰奥瓦尼·阿锐基更为具体地将这种霸权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概念关联起来。在他看来,权力是许可与强制的结合体。强制当然意味着使用武力或构成有效的武力威胁,许可则暗指道德领导权。14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主权国家体系朝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了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15

   其实,当下美国确立自身作为全球霸权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与全球化的趋势加以重叠而得以实现的,而这在本质上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16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而法律的全球化大体就是全球法律的美国化。17依循上述分析思路,以美国法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法霸权之成就亦需要借助于法律东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来获取政治正当性,赢得某种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以使受支配之对象并非纯粹受制于权力压制(ratione imperii)被迫接受,而更多的是基于其本身的理性权威(imperio rationis)主动地认同甚至接纳。

   乌戈·马太在《西方的掠夺》一书中提出的“反法治的法治”,18与西方左翼代表人物苏萨·桑托斯倡导的“反全球化的全球化”19、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20在本质上可谓异曲同工,批判的对象皆是当前处于支配地位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事实上,此等文化霸权本身是一种垄断性的体系构造,不对其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简单的否定,而是意在否定原有的现代性、全球化与法治。套用阿里夫·德里克的类似表达,21我们并不反对法的现代性,更不会如偏狭民族主义那般执拗地反对法治,相反,我们只是意在将现在仍被单向度诠释的法之现代性进行健康的“祛魅”(disenchantment),将其真正地地方化、历史化与问题化,以求最终在“当代全球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成就我们自身文明的主体性。

   至于如何对待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议题,基于文明的自觉,我们需要检讨的只是这套话语内在秉持的对于“法之为何”的本质主义式理解,进而追求人类社会达致从单数法文明之评判标准迈向复数法文明之评析尺度的演进状态。具体到未来中国,这个“重置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迈向“东方法律主义”(oriental legalism)的话语反转问题。诚如任何一位中国的爱国人士或许皆能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为其国家权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最大化投射找到有力的正当理由那般,法律东方主义及作为其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中国最终会承载上怎样的意义,以及它将产生何种影响,最终都是一个译介政治的问题。22针对这种观念,如何对其解读,如何对其深化以及如何对其践行,必将脱离作者原初设定的思想脉络,而端赖于作为行为主体的阅读者在全球权力日趋重新分配的今天如何对自身法律文明之未来走向进行评判与重塑。

   从国内层面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壮大,其主体意识自然抬升,在主观上自然不愿继续仰人鼻息,惟西方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是从。1996年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加快中国“入世”谈判。所谓“入世”,就是加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宰的世界体系。原因无他,彼时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七,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二。然而不过二十年,2016年中国的GDP已名列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是英国的四倍,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此时,中国开始践行可被阐释为意在推行某种程度“中国式的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起炉灶式的重大举措说明,不断崛起的中国不会如以往那般无保留地选择融入西方主宰的世界体系,她要制定自己的标准,依托远大的战略规划,以支撑起强汉盛唐式的伟大复兴。从国际层面观之,伴随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历史和文化的评价及调用进行逆转,并不仅仅是东亚/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且是全球意识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从儒家、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文明吁求,到本土世界观的复兴,过去三十年见证了启蒙普遍主义霸权的退却,再到曾经被污蔑为“历史垃圾桶”的各种历史叙事的开花结果。23依托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升的话语权,这些原先的边缘国家(如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往往会提出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主张,借以促发自身民族主体性的张扬。24

那么,何谓东方法律主义?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它只是一个未经准确界定和未经深入阐释的孤零零的概念。然而立基于络德睦对法律东方主义的批判脉络,我们不难对东方法律主义应当具有何种基本内涵进行初步的描述。25简单地说,既然东方主义所支撑的法律意识形态霸权存在诸多问题,直接窒碍了中国法律主体性的确立,那么,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的潜在导向便是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所谓东方法律主义,就是意欲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法律与法治的话语与观念,唤醒东方,使其重新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主体性,在世界法治文明的演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作为一种超克法律东方主义的可能路径。具体到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推演:迈向东方法律主义便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问题。如何建构,解决的乃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而为何建构,针对的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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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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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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