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薛暮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2 2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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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阁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薛暮桥与世长辞了。享年101岁的薛老在他一息尚存的最后时刻,他的心脏以异乎寻常的驱动力,突破了多项医学上的极限指标,创造了医护人员难以置信的生命奇迹。这也许是因为薛老眷恋着这片他深深热爱的土地,他时时惦念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薛老的一生是中国发生沧桑巨变的一百年。薛老出生于清朝光绪三十年。一个世纪以来,他见证了中国经历的三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薛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位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无比欣慰地参与和看到了中华民族在雪洗百年屈辱以后实现伟大复兴。

   人们都说,薛老是功德圆满,福寿双高,真可谓“十全老人”了。在庆贺百岁华诞以后,薛老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当时,首都经济学界隆重集会,媒体也作了密集的报道。薛老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就在那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发问:薛暮桥是什么人?他作出了什么杰出贡献?

   确实,与薛老同辈甚至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已先后凋谢。而在这个人们沉湎于上网而较少读书的信息爆炸时代,薛老对于年轻一代已经比较隔膜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曾经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特别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泰斗薛老,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逐步从经济学界淡出。除了陆续发表了几篇自己对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文章外,大众传媒只作了四次重要的报道。第一次是1994年10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出席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举行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

   第二次是在1996年,薛老以其病弱之躯,历时多年在多位助手协助下完成的封笔著作《薛暮桥回忆录》出版。

   第三次是200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医院看望薛老,看望时温家宝高度评价了薛老为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的贡献。

   第四次是200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他说,广大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要向薛暮桥同志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经济规律办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其实,即使让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今天去读薛老的著作,也难以领会这些经济论述在当年产生的影响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因为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快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也太快了。那些从小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年轻人,对那些用传统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以及带有浓重时代痕迹的语言,来批判计划经济、提倡市场经济的文章,以及文章后面所蕴涵的深意和苦心,他们是无法读懂的。他们更加无法理解,这在当年要有多大的理论勇气,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我和薛老在年龄上有近半个世纪的差距,像我之辈要真正全面理解薛老也不容易。我有幸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助手帮助薛老整理文章。在一段时期里,有较多的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和系统地研读他的著作,因此对这位世纪老人有比一般同龄人多一些的了解。在这里,我简单追忆对薛老的几点印象,聊表我的深切敬仰和怀念之情。

  

   1、思想解放的先驱

   薛老自学成才,早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调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积极探索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实际经济工作,成为财经工作的领导者。建国以后,他成为多个重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三大改造”,可以说是最早为中国计划经济和公有经济奠基的参与者之一。这些“骄人”履历并没有成为禁锢他思想的枷锁。在“文革”中,他开始对僵化的命令经济体制以及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产生怀疑,并进行了默默的痛苦的思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薛老就不屈不挠地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批判。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发行一千万册,成为我国广大干部群众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

   薛老最早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他主张在控制货币发行的前提下尽快放开价格,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1980年9月,他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薛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多次提出要允许公有制经济以外的经济成份合法存在。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制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他主张放开农贸市场,在农村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准许农民在城乡之间长途贩运,还为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很多政策主张。他曾经说,我们既然要大力吸引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大力发展中国本土的私营经济?

   薛老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播种者和计划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转变为僵化经济体制的批判者和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思想解放。以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来倡导和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号召力。

  

   2、坚持改革的砥柱

   正因为薛老是从思想深处认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以尽管几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尽管也有几次他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但他坚持改革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在改革二十几年里,我们见过不少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护过市场化的改革,内心一直是计划经济的忠实信徒或不自觉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他们对任何体制变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有时他们迫于形势也在口头上拥护改革,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他们就会曲折地或直白地站出来反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弊端都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髦,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薛老是个性情恬淡、为人随和的人,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态度从来十分鲜明。特别是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他常常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亮明自己的观点,决不退避和隐忍。1989年以后,有些人对改革的正确方向产生怀疑甚至大加责难。他们声称要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把市场化改革当作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部分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把某些经济决策的失误,归咎于改革“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倾向”;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制度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改革到底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时候薛老再也坐不住了,他大声疾呼:“我们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道路没有错”。

   1990年7月5日,薛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薛老在会上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觉得言犹未尽。会后,他以一种“这个时候我不说谁说”的历史责任感,奋笔疾书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在信中,他说:“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些零打碎敲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向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

   这封信,表现了薛老无私无畏的政治勇气和卓尔不群的历史洞察力。这封信集中代表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中国进步力量的改革呼声。显然,薛老并非孤立无援,在他的身边,站立着马洪、安志文、杜润生等老战友,以及刘国光、吴敬琏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但在改革成败的紧要关头薛老无疑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秉公仗义的君子

   1980年7月初,受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委托,薛老着手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正式开始工作不久,薛老就把他在不同时期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以及他熟知的优秀分子,特别是那些在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有知识、有见解、有能力的老干部,吸收到研究中心,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有些同志当时政治上还没有完全被落实政策,但薛老让他们在研究中心得到妥善安排,并且有职有位地开展工作。

   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薛老和去年刚刚故去的徐雪寒同志之间至深至厚的友情。徐老比薛老年轻,但在薛老1927年大革命时期入党时,他已经担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时年16岁。在战争年代,徐老从事白区的地下工作,有着传奇般的曲折经历。解放后不久就因为一起建国后的特大政治冤案,长期身陷狱中。当薛老邀请他加入研究中心时,他脱离工作达二十多年之久。我与徐老也有不少接触。我感到徐老是一位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老同志。他年轻的时候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也曾经在苏北解放区主管经济工作,他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经济工作的经验,而且对于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认识。晚年的徐老一直密切关注改革的进展。他为改革进展的艰难曲折经常忧心忡忡,甚至郁郁寡欢。我每次看望他,他总是深沉甚至痛切地对我说,中国的改革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啦!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神态,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心灵的震颤。

   这么多年过去了,薛老当年邀集这些老一辈精英人物加入研究中心,特别是有些同志政治上、生活上正处于窘境的时候,向他们伸出了信任之手、援助之手,于公于私都无缺无憾。在我看来,真可以说是一种秉公仗义的君子之为。

  

   4、学者风范的领导

   薛老解放以后就一直身居高位,但他给人的印象从来是学者多于领导。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给人“书呆子”的印象。鎔基同志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回忆说,薛老工作和研究都十分认真出色,但生活能力似乎比较差。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时,每个人发了一个供开会时用的“马扎”。开会时薛老不知道怎么用,竟然坐在腿朝上倒放的“马扎”上,一时传为笑谈。

   不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薛老却是一位大师。他在承担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的同时,一直孜孜不倦,笔耕不止,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经济界官阶之高如薛老者,著述的数量可能无人能够与他比肩。

   薛老的所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晚年患帕金森综合症后,他不能握笔,才开始配有助手。但是,助手不是枪手。在我协助薛老写作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止他深邃的思考,他的头脑从来没有丝毫的倦怠。我们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后,他会仔细认真地和我们讨论,或提出补充意见。不经过他精心修改,任何文章都不能随便发表。

   有一段时间薛老身体不适,无法坚持工作。他宁愿把已经写好的文章长期搁置,哪怕报刊和出版社催促得再急,也决不会把不经过仔细过目的文章发表。后来曾经有人建议薛老根据改革开放中的经验和新的认识再系统地写一本新书,但是他认为身体已经不许可,不要勉强。他放弃写一本系统阐述他的改革经济思想的著作的打算,坚持集中精力把回忆录写好。

   薛老严谨治学的精神,是我们这些后辈的楷模。

  

   5、温良敦厚的长者

   我近距离接触薛老时,他已经离开了领导岗位。平日,他似乎永远是一位慈善可亲、笑容可掬的老人。有时你会觉得他像一尊佛。据一些薛老的老部下说,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也是一样慈祥、温和。好像没有什么人记得他发过脾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好像是靠脾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形象的,没有脾气就不像领导,脾气常常随着地位往上涨。薛老却从来是不怒自威,给人以一种特别令人敬仰的厚重感。

   薛老即使和我们这些晚辈谈话,也十分认真,决不随意打发。每次我去他家谈论写作的事宜,他都要作一定的准备。后来他的精力越来越不济,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薛老病后,有次他的小女儿薛小和跟我说,每次客人来家要谈经济问题之前,父亲的思想就很紧张,客人走了以后父亲往往很累。

   薛老有着“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谦谦君子之风。这可能和他出身于江南一个颇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家庭有关。他的父母知书达理、和善豁达。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薛老的家庭成员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往。薛老的夫人罗琼同志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老革命,曾经作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待人也十分和蔼。他的子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继承温良敦厚的家风,在社会上有着很好的口碑。

   一代宗师薛老安详地走了,但他的精神和风范永存!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05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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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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