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我国经济改革的六个方面是：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第三，党的文件专门讲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第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坚定不移地实行双紧政策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实行产权改革，比如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第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这么多年，我和易行长很多场合在一起讨论问题或者一起工作，所以对他多年的观点还是有很深的了解。

我先讲一下易行长提到的公众素质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探讨公众素质问题似乎特别新鲜。他讲得很有道理，确实中国人的素质值得我们每位中国人思考。最近媒体报道了很多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不文明的事件。其实中国的未来是与公众素质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讨论经济问题。我归纳了一下易行长报告的重点是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它意味着我们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深度不如我们这代人，甚至某些老同志理解也不够深刻。十年前，我在体改委工作时，有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他要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成“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他说，“要把经济改革深入下去，很多政治制度要改革，政治改革的任务很重”。但是我劝他不要那么做。首先，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意味着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被改变了；其次，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赋予其他含义，引起阶级斗争的思想回潮。

第二，市场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有幸参加了起草工作。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党对市场认识的一次深化。大家对市场的相信程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比如一些老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也是市场经济的推手，但现在成了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老领导反对江浙一带发展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江浙一带是中国市场经济走在最前面的地区。这说明了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时代的不同、形势的不同，甚至政治气候的不同而不同。幸亏市场经济的内容已经写进了宪法，写进了所有重要的文件，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创新。党的文件曾经专门讲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多次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最开始我们主张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后来改成了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但是之后又有改变。所以，今天易行长讲到了五个层次的创新，我认为他把这几个方面都概括进去了。

第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经常争论的问题。一些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经常批评中国货币政策总是在“放水”，但是，其中的问题他们并没有讲明白。尽管大家认为货币政策很宽松，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通货膨胀依然很低？假设人民银行不再放水，那么是否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这让我想起了1997年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当时有一位很有分量的领导坚持要在文件里写“坚定不移地实行双紧政策”，因为1996年左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可是宏观经济政策是因势而变的，不能认为收紧就是好的，放松就不好。但是最终还是把这句话写入了报告。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1998年第一季度时，领导还没有转过弯，坚持认为要实行“双紧”政策，直到1998年第二季度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才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五，产权。产权问题至今非常重要，而且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记得我到浙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时，看到了鲁迅父亲的家书，其中有一句话展览馆用红线勾了出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我们的先人早就意识到了产权问题。近年来所有的产权改革将来历史会证明其重要性，虽然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甚至有些人认为现在房地产过热是因为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我不这么认为。在1998年以前，我们城里人都是无恒产者，直到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城里人才成为了真正的有恒产者。

第六，公平和效率。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提法也在不断变化，最早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开始不断地变化，使得这一表述更加均衡。我认为既然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提高效率，所以我个人非常认同易行长关于效率的阐述。当然，我们要兼顾公平，因为公平问题不解决，社会也很难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