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如何才佩称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五)——解读《吴敬琏传》之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2-07-08 1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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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  

  

  百岁经济学家薛暮桥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薛暮桥问他:“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薛暮桥参加新四军,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1943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

  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薛暮桥101岁时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薛暮桥以自身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主张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调整完善的薛暮桥与孙冶方是堂兄弟,都对吴敬琏有师生之谊。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性波动每隔四五年就来一次,从而引发经济理论界激烈的争论。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多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到了1987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导致全民抢购风潮。薛暮桥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指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关键”。这封信就是由吴敬琏送到总理办公室的,可被认为是“陈旧的,落伍的”而弃置一旁。价格“闯关”失败后,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是三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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