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

——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6-02-04 17:16:52

进入专题: 国族意识   种族意识   梁启超   《新史学》  

姜萌  

   【内容提要】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国族意识/种族意识/历史书写主体/梁启超/《新史学》

  

   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研究层出叠现,或揭示其史学史的意义,②或考辨其观念源流,③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解读其蕴含的意义。④经过数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题好像陷入停滞状态。换言之,时至今日,如何推进清末“新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纵观已有研究,存在着观念相对保守、⑤视野相对狭窄、⑥文献发掘不够等问题。⑦因此,若能不断更新观念、扩大视野,并在文献梳理与解读方面用功,这一研究主题当能取得新的进展。

   仅就《新史学》文本而言,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的可疑之处:如梁氏对“历史”的界定前后不一,先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后又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再如《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第1、3号刊出后,直到11号才继续连载。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深入考究其歧异抵牾,会发现这些细微之处不仅折射出梁氏政治思想对其“新史学”思想的影响,⑧亦透露出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发轫之际面临的重要难题——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本文希望借助“国族”“种族”等概念,⑨对《新史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并将学术史置入思想史中,探究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推进对清末“新史学”的认识。

   一、用“国族”消解“种族”: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的史学思考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视史学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学术层面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史学。⑩戊戌变法、庚子勤王的失败,使他基本失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机会,开始更多地以舆论宣传、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政治。经过数年探索,梁启超逐渐走上“新史”与“新民”的道路。(11)换言之,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对现代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12)但《新史学》真正酝酿期当是1899-1901这两三年。这一时期的梁氏,正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戊戌变法的流产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着失落、紧张与愤激的挫败感,还有对满清政权的疏离感,由此走向反满革命道路;(13)虽然在康有为的压力下表示“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14)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促使他再次倾向于反满革命;(15)1901年初的预备变法谕令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月至7月发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中国积弱溯源论》,(16)并于1902年初创办《新民丛报》“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17)不过对慈禧回銮归政的期盼不断落空,使梁氏很快又从君宪改良道路向反满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确提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8)

   把梁氏此一时期史学思想发展历程与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对比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梁氏对新史学的思考是否会随其激烈变动的政治思想而摇摆?出人意料的是,梁氏此一时期的史学思考,几乎没有随着政治思想摇摆起伏,在纪年、传统史学批判、史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上,都努力地坚守着国族立场,并试图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不过,这种努力坚守及不经意间流露出反满色彩的种族意识,也透露出梁氏内心的紧张与撕裂。

   “孔子纪年”是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代表性思考。在1899年5月30日《清议报》第16册刊载的《纪年公理》中,梁氏阐述纪年的产生、意义,以及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的缺陷,并以“法其生不法其死”为由,主张以孔子生年为中国纪年之始。此文不仅探讨采用“孔子纪年”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益处,并且将改变纪年的重要性提升到国族存亡的高度,指出“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19)梁氏之所以如此看重“孔子纪年”,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国族考量。已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等人此时提倡“孔子纪年”,与戊戌变法时期已有不同,其核心在于“为一套藉以厘定中国国族边界、界定国族本质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在“孔子纪年”话语系统下,“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得以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固不在血缘、种性等‘既定的’生物性连系,而端视其能否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为定”。(20)简言之,梁氏实际上是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只要服膺孔子学说,不论种族,地域,就是中国人。梁氏将国族认同建基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的观点,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夷夏观”的文化取向,在现实中又针对了一些满族或汉族人士提倡的狭隘种族意识。(21)尽管以文化认同作为国族认同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当时满汉对立与反满意识暗流涌动的历史情势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站在国族立场对传统史学弊端进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时期的新思考。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爱国心“薄弱之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梁氏认为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而朝廷仅为“一姓之私业”。借助这些新观念,梁氏对传统史著的书写内容与评价基准提出了强烈质疑:“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22)这篇文章表现出的现代国家观念正是《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的主要思想依据,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亦被《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吸纳。

   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将批判的矛锋更明确地指向了传统史家与史学:旧史家“不过记载事实”、新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旧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新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所以“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梁氏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于作史读史必须注意的五项内容(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中,中国传统史学“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23)将历史书写的主体确定为“国民全部”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并要求新的史学“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促进“国民发达”,非常清晰地反映梁氏此一时期史学认识的国族立场。

   根据中国国族建构需要予以取舍是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对西方人种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之态度。在《新史学》之前的一些文章中,梁氏已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如《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中西国体的不同,认为“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24)《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发掘中国何以“积弱”的原因;《中国史叙论》借用了地理学、人种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探讨“地势”“人种”“有史以前之时代”等问题。

   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梁氏首要重视的学科就是当时所谓的“人种学”。在梁氏看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不能因为“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25)换言之,梁氏之所以要重视“人种学”,是因为他在书写历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就此时的情势而言,梁氏自然是写中国人的历史,可是谁是中国人?而谁是中国人问题不仅决定了写谁的历史(中国史书写主体的包容度),亦决定了如何写谁的历史(中国史书写的立场观念、价值基准与目的)。这些问题都是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而非据西方学说照本宣科。故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梁氏并未盲目地完全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人种问题,梁氏就认为中国的人种演进和西方不同,中国“夏殷以前,群族相竞,迄于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封功臣子弟以外,自余若秦楚吴越,当时目为夷狄,皆与中原异族者也”,但是由于“各种族杂处于内地”,“各族人民早已互通婚姻”,导致春秋时尚班班可考的“西戎莱戎陆浑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长狄等”,“自汉以后,种族之界忽灭,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观”,故中国人不能像西方那样细分种族。(26)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又以“西人暗于东方情实,谬误之谈”否定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人种问题的结论,指出“中国史范围”中的人种很多,但主要是“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六个,这“六种族”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梁氏还指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27)梁氏在此采用确立“他者”的方法来确立“自我”,回答了谁是中国人问题,亦基本解决了写谁的历史问题。在梁氏看来,“中国人”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专指汉族人的绝对性概念,而是一个含义可以伸缩的相对性概念。在西方列强这个“他者”存在的前提下,苗种、汉种、图伯特、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种皆属于“自我”,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也即都是中国人。不能不说,这种国族的考量,与反满革命者“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的种族考量,(28)有很大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阐述这些思想时,尽管总是站在国族的立场发言,但读者又常常能感受到他的汉族种族意识,如上引“吾辈庞然汉种”的言论。再如他从族类竞争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从黄帝至秦之一统定为“上世史”,为“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此一时期“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从秦至清乾隆末年被定为“中世史”,为“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此一时期“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从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为近世史,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29)甚至在有些表述中,他仍会不经意流露出较强烈的种族主义,如“异种他族践吾土而食吾毛,亦瞯然奉之为朝廷,且侈然视之为国家”等语。(30)这些表述,较清晰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汉族归属感,亦可感受到在他努力调适种族意识与国族认同的同时,意识上依然存在紧张与撕裂。

简而言之,《新史学》酝酿时期的梁启超,虽然未有意识地思考历史书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但已经在多个方面触碰并探索这一问题。他在急剧变动的政治情势中,避免自己的史学思想随着政治思想摇摆,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用国族立场融合种族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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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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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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