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 毕海东:亚太百年变局:动力、形态与中国方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7 次 更新时间:2020-08-31 1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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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慧   毕海东  

   黄大慧 毕海东:亚太百年变局:动力、形态与中国方位

   作者: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毕海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内容提要:从三个时期探讨亚太百年变局的动力、形态与中国方位。亚太百年变局实质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亚太地区主导力量的不同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其动力已由战争转变为经济发展和大国博弈,由此也推动了其形态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在亚太百年变局中的方位经历了衰落、复兴与崛起的过程。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方位的互动关系也由早期的变局影响中国发展,转变为后期的中国发展成为变局的促动因素,并且,这种互动关系整体上呈现为和平状态。未来中国将坚持过去的和平路线,这就需要中国自身的发展保持稳定的进步,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其他力量主体的互动呈现良性的状态。

   【关键词】:亚太百年变局;中国方位;国际格局;中国崛起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一论断中,较多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方位的关系。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指过去百年之间由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所引起的大国之间地位的变迁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动。简言之,大变局就是指国际格局的转型或转换。结合国际关系史可知,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国际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在国际格局发生百年巨变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同样也经历了百年变局。那么,在这百年之间,亚太是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这必然要回归到亚太地区格局的百年变革中寻找答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世界权力从欧洲向东亚转移的重要原因,是亚太崛起的最主要标志。因此,中国的发展方位与亚太百年变局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当前学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了较多的讨论,而对亚太百年变局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且,对亚太百年变局的研究也基本以历史的叙述为主,较少结合理论来考察亚太地区格局转型或转换的动力和形态。应该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因此,将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关于亚太百年变局的整体理解和深刻认识。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亚太”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关于亚太百年变局的历史叙述却大多忽视了“亚太”概念的历史演变,从百年变局的起点就开始使用“亚太”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同时,作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命运与亚太的发展息息相关。亚太经历了百年变局,中国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具有“体系决定论”的特点,认为体系特征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其中,与国际格局相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由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所形成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照此逻辑,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就是前者决定后者。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大国,与亚太百年变局的关系是否如新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显然需要进一步厘清。另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又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现实主义理论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这种态度的坚定持有者。然而,中国是否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无法“和平崛起”而成为地区霸权,显然也需要认真思考。

   本文将在学界关于亚太百年变局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亚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国际格局的相关理论,探讨亚太百年变局的动力和形态,并考察中国在亚太百年变局中的发展方位及其变化,从而明确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方位的互动关系,彰显中国在亚太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主体性与和平性。从当下回溯一百年,正好对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旧格局转换之际。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太地区格局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标志的远东“朝贡体系”的解体。所以,为了呈现亚太百年变局的历史完整性,我们对亚太地区格局变动的梳理将从朝贡体系的解体开始。以此为起点,以新中国成立和美苏冷战结束为界,大致将亚太百年变局分为三个时期。

  

   一、 战争引发的亚太地区变局与中国的衰落

   亚太百年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

   从理论上说,国际格局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即大国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这两个要素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可能推动国际格局的转换,但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无疑是更为根本的要素。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由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此处的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更多是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说的,但其与列宁所提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一致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决定了国家的实力既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同步变化。在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如果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各国实力变化的基础不匹配,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再分配,这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尤为容易发生,从而形成了国际格局转换的非和平动力即战争。因此,战争也就成为塑造亚太百年变局第一个时期的主要动力,亚太地区格局的形态与中国方位也相应呈现出波动性的特征。

   (一)远东朝贡体系的解体与晚清政府的消极应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加剧,它们把远离自己的亚洲东部地区称为“远东”。这个概念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反过来也能看出,远东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处于西方国家的附属地位。但同一时期,远东地区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体系,即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中华帝国的超强实力,一旦这一前提不存在,朝贡体系也就难以维系了。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扩张思想逐渐形成,并首先向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发起挑战。随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战争以及若干次订约,开始崛起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也不断膨胀。此时的远东地区,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竞相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这一时期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主要是由西方大国以侵略扩张的方式塑造的,本地区国家(除日本外)多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还无法主动塑造本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时受到外围部族的挑战和冲击,与周边国家也不时发生战争和冲突,但总体来说,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强大,中心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所主导的朝贡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发生碰撞,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战争中节节败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就是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两次上奏清廷的折子中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晚清政府的消极应变使自己衰落了,其中,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打击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解体。

   (二)远东太平洋地区格局的变动与北洋政府的有限参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虽然在欧洲,但这场战争同样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从“亚太”概念的演变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列强对远东的争夺同保持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从而使“远东”的概念开始向“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演变。从大国力量对比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远东地区主要有英、法、俄、德、日、美六国围绕瓜分中国而相互角逐。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沙俄消亡,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处理欧洲事务,因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舞台上便形成了日、美、英相互争夺的新局面。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以日、美、英实力基本平衡为基础的华盛顿体系,这也使朝贡体系解体之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得以成型。其中,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美英的遏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但是,日本独占中国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继续扩张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在以后的年代里它将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导者,力求保持以“门户开放”为基石的远东太平洋地区新均势,“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也与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针锋相对,因此,美日矛盾将不可调和。华盛顿会议使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受到削弱,但是,英国仍力图保持《九国公约》所确立的现状并维持和发展在华利益,必然同日本的扩张发生冲突,因此,英日矛盾不断激化。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本地区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地区格局,但西方国家的影响也仍然存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也派出“中国劳工旅”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这就使中国在战后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有限参与了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为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而抗争。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中国新外交的第一个舞台,但是,巴黎和会却使中国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不仅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与日本,而且只字未提中国要求的确定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的时间。但是,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并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最终在中日之间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等文件,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饱受屈辱和欺凌的中国来说,这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以有限的方式开创了中国敢于抗争的先例。接下来中国将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完全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三)东亚太平洋地区格局的重构与国民政府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各国垄断资本主义,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中,日本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推动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后经“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断用武力否定业已形成的华盛顿体系,试图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内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938年,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1940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称,日本对外政策的当前任务就是以“日、满、华”为核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从“亚太”概念演变的角度来说,日本试图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外”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向“东亚太平洋”的概念演变。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各签字国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协同作战。随后,经过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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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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