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舆论

——天皇访华决策过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9-04-30 09: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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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慧  

  

   内容提要: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该年号将自5月1日新天皇即位起正式施行。明仁天皇的退位、“令和”年号的公布,标志着“平成时代”的落幕和“令和时代”的登场。天皇在日本拥有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二战前的近代天皇制下,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国家最高统治者;二战后,天皇虽为“虚君”,但作为日本国家连续性和民族统一性的象征,其所执行的“国事行为”尤其是一些重要外事活动依然备受人们关注,甚至会引发比作为政权的实际负责人首相的出访更为广泛的讨论。与冷战后日本政界倒退的历史观相比,明仁天皇在多个场合都表示日本要深刻反省历史。他也是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拥护者。1992年明仁天皇的访华之旅,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高潮。值此日本“改朝换代”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重新刊登黄大慧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日本研究专刊的《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舆论——天皇访华决策过程分析》一文,回顾明仁天皇的访华历程及其背后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加深对日本外交体制以及天皇在其中所具有的影响力的理解,同时增强对天皇在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

  

   随着现代日本社会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政治体系的多元化以及内政与外交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外交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起日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广泛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政策就不仅由日本政府和外务省来决定,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同时充分地考虑到执政党、在野党以及广大国民的意见。换言之,公众舆论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日本决策者和学者们的注意。1992年明仁天皇成功访华的背后,也包含着日本朝野上下激烈的争论和角力。本文以此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曾经成为激烈争论焦点的天皇访华问题的系统深入分析,来考察日本各行为主体尤其是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加深对日本外交决策体制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的理解。

  

一、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2年9月29日,经过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保证。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90年代初,中日关系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日关系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值此之际,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认为有必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中日两国有关当局和各方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最理想的方案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日本明仁天皇访华。那么,为什么说实现天皇访华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最为理想的方式呢?这是由天皇在日本所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就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为止的近代天皇制下,天皇是名副其实的天皇制的代表者。根据明治宪法,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掌握国家一切最高权力。正是天皇在近代天皇制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应对一切重大国务承担最高法律责任。当然,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日本实行的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或者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君主立宪制。在战后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美国授意于1946年制定的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1条);“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第3条);“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第4条)。这样,在战后日本新宪法下,天皇的作用已根本无法同近代天皇制时期相比,而成为虚君。不过,天皇作为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的作用仍不能低估,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方面的统一作用,更是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句话,今天的天皇是日本国家连续性和日本民族、语言、文化方面高度统一性的象征。正因为天皇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他的出国访问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对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而深受其害的国家,天皇如何看待历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71年9月27日—10月14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出访欧洲国家时,就因其在致词中没有涉及过去那段侵略历史而受到批评。其后,每逢日本政府拟定天皇出访计划时,日本国内都会因这个问题而出现争议。

  

   天皇访华问题,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就已开始讨论过。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975年。当年9月,日本裕仁天皇访美前夕对记者说:“如有幸能访问中国将十分高兴。不过,这只有通过政府间协商才能决定。”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访问期间曾拜会过日本裕仁天皇。鉴于裕仁有意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便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1989年1月,裕仁天皇去世,皇太子明仁继位,改年号为平成。明仁继位不久便对记者说:“我将努力增进同国外民众的理解与亲善”,并表示如有机会也愿访问中国和韩国。1989年4月13日,李鹏总理访日期间曾会见日本明仁天皇,并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明仁对李鹏总理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很深,务必去看一看。”后来,明仁天皇就访华一事再次表示:“这个问题是政府决定的事,不过,同邻国加强交流是件大事。”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为了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将双边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天皇访华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

  

   1991年6月25日,钱其琛外长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26日,钱其琛外长与日本外相中山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问题达成一些原则协议。特别就天皇访华一事首次正式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钱其琛外长说:“欢迎天皇陛下在明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这将成为中日友好的强大推动力。”对此,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将相当慎重地进行研究。并说:“必须把天皇访华问题与明年以后去其他国家和地区访问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事实上,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已预定于1991年9月对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进行访问。访问东南亚三国之后,将考虑访问的地点除了中国外,还有韩国和欧洲等地。一般认为,日本天皇首先访问韩国的可能性最大。这是因为,早在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日本时,就曾正式邀请明仁天皇访问韩国。而且,明仁天皇还是皇太子时就曾计划去韩国访问,只因美智子妃有病而使访问延期。另外,在日本政府内部,关于天皇出访的问题,许多人主张重视地区间的平衡。认为1991年秋天皇访问亚洲之后,应把欧洲作为出访的候选地,因为欧洲很多王室国家与日本皇室有很深的关系。如此看来,要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实现天皇访华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也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本政府从其外交战略出发,也不想错过天皇访华这一良机。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突破1989年后西方国家不与中国进行高层往来的禁令,作为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第一个访问中国。海部首相访华受到李鹏总理的隆重欢迎。李鹏在与海部首相的会谈中,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希望天皇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访华。海部首相答复积极推进此事。冷战结束后,海部俊树首相的访华是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中日关系的交往内容,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日本开始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换句话,就是日本想极力改变既往那种“经济上主动”、“政治上被动”、“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姿态,开始对中国说“不”,公开要求中国积极对待人权、民主、裁军和军备管理等向题。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体现在天皇访华问题上,就是日本方面不断抬高天皇访华的要价,压中国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1991年11月5日,宫泽喜一出任日本首相。宫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素以自民党“鸽派”政策通著称。他继承了(前首相)大平(正芳)派一贯对华友好的传统,很想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因此,他对中国邀请天皇访华,态度比较积极,但囿于自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起初作法也比较谨慎。

  

   1991年11月13日,钱其琛外长在韩国汉城参加第三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期间,在同日本新外相渡边美智雄共进早餐时,再一次要求日本政府研究天皇访华问题。渡边外相对实现天皇访华态度也比较积极。12月2日,渡边外相在日本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表示,要以向前看的姿态研究天皇访华问题。同日,应日本政府和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对日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12月3日,宫泽首相会见田纪云一行,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会见中,田纪云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欢迎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就天皇访华问题第四次正式向日本方面发出邀请。当天,田纪云会见前首相竹下登时,也要求他为实现天皇访华做工作。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的日益临近,经过中方的多次盛情邀请以及日本方面的“认真考虑”,到1991年12月底,中日两国外交当局开始非正式地协商两国元首的互访问题,特别是天皇访华的问题。中日双方商定的方案是:1992年1月3日,日本渡边美智雄外相访华,主要讨论中日两国高级别领导人互访问题;4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访日;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前后,日本天皇和皇后访华,然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日。对于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非正式商定的这个方案,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的反对派仍然坚持认为,天皇不应首先访问中国,而应首先对对方元首已经访日但尚未回访的欧洲国家进行访问。并继续强调,天皇已于1991年9月访问了泰国等东南亚三国,如果接着访问中国,从地区角度来说有欠平衡。针对反对派的意见,外务省和管理皇室事务的宫内厅则倾向于天皇访华。他们认为,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重要时刻,而且从今后亚洲形势的发展来看,中日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此时天皇本人也有意访华。他在诞辰日会见记者时就访华问题说:“我认为加深与邻国的交流是重要的。”

  

1992年1月3日,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邀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渡边美智雄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渡边美智雄代表日本政府欢迎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江泽民也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来华访问。当天,钱其琛外长和渡边美智雄外相举行会谈,正式商谈双方高级别领导人互访问题。双方商定,1992年上半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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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日本研究专刊)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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