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20-08-31 1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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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  

   摘 要:以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为例,分析人类面临重大危机时经常发生“猎巫”之集体暴力,比如人类社群认同、人们对内忧外患之猜疑与联想,以及更普遍的性别歧视等。启蒙运动以来之知识理性未能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在新冠肺炎对全球造成严重损害与恐惧的情况下,应对“猎巫危机”保持警惕,以防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全球化及人类跨界活动是“病毒”产生及广泛传播的温床;不只是带来疾疫的病毒,也使人们将跨越边界的“陌生人”视为入侵社群的“病毒”。新冠肺炎危机让全球化造成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因而经此变动后全球化必然将被检讨,而如何完善各国或各地域人类生态应是关注焦点。

   关键词:新冠肺炎;替罪羊;猎巫风潮;全球化;人类生态;

   作者简介:王明珂,男,台湾“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族群理论。

   为了一项研究,近几年笔者经常翻阅一本15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1]。这是一本猎巫实务手册,由论证女巫存在及其邪恶本质的神学基础,到说明如何对女巫侦询、审判及处刑。在它广为流传的16、17世纪欧洲,对女巫及巫术的恐惧与憎恶,曾造成一二十万人(大多数为女人)被指为巫而遭到侦讯、凌虐,或终难逃死劫1。也因此,今日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反映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之迷信、愚昧与不宽容的最终代表作。相对于此的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它让人们摆脱上帝旨意的束缚,让人们相信依藉理性思维可以让这世界更美好,从此奠定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基础,并促成近代科学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最早由此受益的欧美国家,因而得以领导全球进入20世纪现代化世界之中。当然,学者们也将猎巫风潮在17世纪晚期的快速退却,归因于启蒙运动之科学理性思维所推动的人权概念及司法进步2。

   笔者提及这一段欧洲“猎巫”之暗黑历史是因为,它的主要背景之一是黑死病流行及人们对此疫疾的集体恐惧,此与今日所面对的新冠肺炎横行的情况有些相似。在集体恐惧下,人们猜疑这些“毒”由何处来,以及该如何消灭它们。借着找寻及认定女巫来发现“毒”的源头,严刑拷问哪些女人参加群巫和魔鬼的夜间聚会以探索其传播途径及范围,最后经由审判及将女巫们烧死来消毒。无论如何,最终猎巫这一套“防疫抗灾”程序并没有克服黑死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猎巫审判与最后的公开行刑有另一层意义,它们是一种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人们藉此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恐惧、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由此角度,许多研究欧洲近代初期猎巫风潮的学者都认为,在集体恐惧与焦虑下,人们猜疑并施暴于内部或身边敌人的“猎巫”(找寻替罪羊)行动从未消失3。近日因新冠肺炎而产生的许多人群间的恐惧与猜疑,以及各种政治、区域社群间的相互指责、攻讦与暴力,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因着新冠肺炎的暴发,在全球各国之间,都掀起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暴力。这是比病毒更值得关注的。

  

   一、人类社群与“病毒”

   所谓“启蒙运动”并未让人们脱离人类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族群、阶级、性别等人类社群区分,与因此产生对他者的偏见、歧视与暴力。在人类社群认同下,“病毒”常影射我群之外的人:富贵阶级认为穷人脏且带有病毒,男性认为女性有毒,在族群认同下人们更认为 “非我族类” 可能给本群体带来毒害。

   对外界与他者之“毒”的嫌恶与恐惧,让社群成员更感觉内部的安全与温暖。新冠肺炎之暴发与全球传播,在全球许多地方,由小区到国家,人们的普遍反应便是封闭边界、隔绝流动。这看来是十分科学的防疫手段,但其实是人类十分原始的一种社群自保反应。这种社群自保,最近也反映在国内许多偏僻村落的封路行动上。事实上,不待恶性疾疫或其它外来灾难来袭,人类社群平常就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在此,人类社群泛指小至一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的人类群体。人类社群的封闭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内部“自己人”之间的团结与情感,以及大家对“外人”的防范与敌意,又如实质的空间边界如村界、国界,与透过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等之客观因素展演与主观品评所表现的“我们与他们不同”4。他们,尤其指的是与一社群紧邻的其它社群,甚至是我群内部或边缘的“非内部人亦非外人的他者”,如印度的回教徒、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因最接近而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最具威胁,也因常接触而纠纷多,让人感觉最可能由此让外界的“毒”进入社群内。最近在许多新闻报导中,都可见到或因争夺医疗资源,或因争论病源及防疫措施,而造成各国间或一国内各地域人群间的紧张与冲突。这些反映的便是此一现象。

   也因为人类的社群认同,人们对“病毒”的认知与恐惧经常错综复杂。对一人群来说,有近身的、能被人们直接感受的以及能被控制的毒,有远方的、常涉及人们主观想象的、难以预测及掌控的毒。人们更常将此两种毒联系在一起,猜疑内部的毒(内忧)与外界、远方庞大的恶毒势力(外患)相联结,因此,感觉外界黑暗势力已透过“内奸”侵入体内或身边。近一年来台湾、香港的局势变化,与一些欧美国家的介入,可能让部分台湾民众被视为内部之毒,是“亲共”的台湾人,他们被猜疑将外界之毒带入台湾。这样的内部之毒与外界之毒及其彼此联结,可以是十分真实确凿,也可以被虚构想象。所以,一个社群(应说是其中的统治阶层)常创造、想象及强调一些外患内忧,以巩固社群团结。

   在过去欧洲与美洲的猎巫风潮中,宗教或俗世政权领袖警告群众,外部敌对势力(魔鬼)已透过内部敌人(女巫)渗透到社群内部,于是透过猎巫之反渗透行动,巩固人们在上帝之国中的凝聚5。今日世界许多政治群体领袖的作为与此并无不同,即建构外界庞大的恶毒势力,猜疑并施暴于与之勾结的内部敌人,以此凝聚一想象的共同体。在民众方面,动乱不安助长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这便如溺水的人恐慌地紧抱着浮木一样。因此,近日来,无论抵抗病毒的作为与成效如何,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及支持度都普遍升高。

  

   二、族群、性别群体与“病毒”

   最近,许多社会人群与国家对新冠肺炎的反应,由此产生的诸多现象与言论,也印证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防疫抗灾的问题。“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族群、文化、性别偏见的联想,因此,人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也与他们其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其中一种恐惧,一种在此之前早已在学术界被一再夸大的恐惧,便是西方世界之中国威胁论,或更带有种族、文化色彩的文明冲突论(4)。在这样的想象与恐惧下,新冠肺炎成为一种触媒,在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自视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有别的国家,皆发生华人被排斥、辱骂或遭肢体暴力的替罪羊现象。其原因仍是前面提及的,人们经常将“内部敌人”与“外界敌人”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华人,或说普通话的人,被人们想象为与外界敌对势力(中国)相勾结的内部敌人。在此想象下,人们平日对街坊邻居华人﹙内部敌人﹚的不满,常转移到对中国(远方庞大敌人)的嫌恶上。相反地,对中国的恐惧与嫌恶,也会转移为对身边“中国人”的猜疑与仇视。最近美国福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杰西·华特斯(Jesse Watters)在谈话节目中的侮辱中国言论,以及他在2016年对美国华人的侮辱性报导(5),反映的便是这种内外敌人相勾结的心理丛结。

   内外敌人相勾结的想象与恐惧,也反映在欧美的女巫传说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本地女巫会在晚上飞到某处,与魔鬼以及一大群女巫聚会。川西羌族也有类似的“毒药猫”传说:人们将疾疫与意外死亡怪罪于村中某一女人,这种女人被称为“毒药猫”[2]。同样地,在羌族传说中,寨子里的毒药猫女人会在晚上与外面一大群毒药猫聚会,吃人肉。这些传说也流露出人们对内部敌人与外界邪恶势力相勾结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初期欧美各地曾发生严重的猎女巫历史事件,而在羌族地区,说某人为毒药猫只是过去村寨民众间的闲言闲语,人们不会真正对这些女人施暴。

   虽然如此,日常性的人际或人群间之猜疑与仇恨言语不能被忽视。如1692年美国麻州萨冷(Salem)等地猎巫事件的例子,由证人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来看,这些所谓“女巫”在被送上法庭前,多已长期被其邻人猜疑并闲言为巫了(6),这情况与过去羌族村寨中人们对“毒药猫”的闲言闲语并无不同。研究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的历史学者们,常提及饥荒、战争、政治动乱与黑死病等等时代社会背景,触发此种集体暴力。这些见解毫无疑议,然而却忽略了以上因素只是社会集体暴力的触媒,对施暴者与受害者来说,一个或一些女人会被其邻人甚至亲人猜疑并指控为巫,其原因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敌对、猜疑与恐惧之中(7)。

   这些传说以及历史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轻微的猜疑、歧视与仇恨言行,包括在幽默与言论自由遮掩下的轻佻讥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暗流。在人们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下,这样的暗流便容易激起为集体暴力之历史浪花,也就是被记载为“历史”的严重暴力事件。最近各国街头、地铁以及电视媒体、网络上的仇恨言论与霸凌行为已有激发现象,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加剧,这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

   人类理智与理性十分脆弱,对此启蒙运动也没有太多帮助。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Neil Postman),曾以一个耸动惊心的例子说明人类理性之脆弱:1920年代末的德国仍为世界理性的中心,有世界最顶尖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然而不到10年之间,1930年代中期的纳粹德国成为失去理性的野蛮世界[3]。二战之后汗牛充栋的对大屠杀(Holocaust)的研究与反思,也无益于增进人类理性,因此并不保证同样的事不再发生。最讽刺的例证便是,大屠杀受害者也可能在现实政治中扮演屠杀者角色。

   将大规模屠杀暴力归罪于希特勒及纳粹党(8),或只注意大屠杀历史事件,都无法让人们对此有真正的认识与反思。集体暴力的源头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间,当灾难式的集体恐惧发生时,施暴者经常只是平凡人,而受害者则是他们的邻人。两本探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屠杀暴力的书,其书名正分别为《平凡人》(Ordinary Men)与《邻人》(Neighbors)。后一书,作者格罗士(T. Gross)描述的是1941年发生在德国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小镇Jedwabne的屠杀事件。该镇的波兰居民将镇上另一半的居民,他们的邻人,约1600位包括老弱妇孺的犹太人残忍杀害[4]。前一书,作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研究德国警备军101营(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一个在波兰执行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单位,他指出这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军警都只是十分平凡的人,没有特殊暴力的人格特质,没有特殊社会背景,但他们却能毫不手软地执行此任务[5]。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及的,大规模猎巫暴力肇基于日常生活中对“女巫”的猜疑与闲言闲语。

西方的女巫传说与川西的毒药猫传说,另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被指控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对女性的歧视。最近许多医护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受到民众各种缘由与形式的暴力。可以由此思考: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文化现象是,女性从事医疗照顾(如护士、接生婆、临终照顾者)的人口比例远超过该行业中的男性。没有任何道理认为女性特别宜于这些行业。事实上,这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皆如此),人们认为疾病、死亡是危险与有毒的,因此常让女人(或鼓励她们)来从事这些行业。甚至在一些社会中,人们认为女性具有毒性,因而宜于处理一些与疾病、死亡有关的事务,以毒制毒。在传统中国的一些地方民间,人们相信女人属阴,因此可以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事务,此也是出于同一种性别偏见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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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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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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