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从中原到边疆:对典范中国史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17-10-10 1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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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  

   我们被自身的记忆支配(we are what we remember),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老生常谈之语,但它仍能深刻地说明“历史”的现实意义。如蚕织茧,让自己生活其间,我们也创作及相信“历史”,让自己沉浸在“历史”所建构的世界里。对周遭发生的事,我们或感到哀怒,或奋臂疾呼力争,或抛头颅﹑洒热血;无论如何,历史记忆为我们塑造一个世界,并为我们在其间安排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与位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或少数民族,台湾人或美国华裔族群,成为科技业精英或深圳打工族,这些都发生在社会记忆建构的世界中,让我们成为记忆的玩偶,言行举止皆让此世界更“真实”。

   这并非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美好,而是,我们缺乏认识这世界及其社会现实的能力。我们所知及所关心的“历史”,便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内涵。学者们争论历史事实,解构历史事实,建立新的史观(以某种立场选择性建构及诠释历史),都经常受到自身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影响。这些身份认同来自于社会中流行的典范历史;陷于如此循环中,我们如何可能深入认识这世界?

   以近代普世性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来说,各个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国民历史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建构及传播典范历史知识,以历史记忆(国族历史)打造爱国﹑爱民族,并愿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尊严而行动的个人。然而,这样的“历史”及以此打造的国民或民族成员,经常与由另一些“历史”塑造的他国或他族之人产生敌对与冲突;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间的“历史”战争,便是其中的显例。在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如中国,典范历史记忆更造成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困境。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诸多的国际政治纷扰,包括前述中﹑日﹑韩三国间因历史产生的敌意,使得解构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风尚。被解构的主要对象便是“历史”﹕后现代史学告诉人们,“你所相信的历史是近代民族主义下的想象与建构”,以此解构人们的国族认同。然而如此学术风潮,常流为学者各据其国家与文化认同立场而相互解构。因此问题仍在于,学者自身之认同受其历史记忆影响,以至于轻率地解构“他者“之国家与民族认同,更无法提供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体系,不必否定或破坏人们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但让人们从刻板的身份认同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真切地认识世界的过去,及其如何走向现在,因此对当今社会有所体认﹑反思及回应,以此让这个世界朝较为良善﹑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自我调整?以下,我们以当代中国人认同与相关历史记忆为例,来探讨此问题。

  

国民﹑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以及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而有亡国灭种危机之局势下,中国经历将传统中原帝国与其边裔人群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之过程,其中包括以军事与政治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及以学术和教育建立并推广与之对应的知识体系。关于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时发生在中国边疆的变化提出一些近于感慨的议论﹕

   在20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 “民族” 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而进入中国边疆――造“国民” 与建构 “民族” 同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看来,近代中国之国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是普世性的现象。无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人群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此多为想象与建构),或是由多民族构成,当代民族国家的特质与要素之一,便是“同质性的国民”;这样的个人,也是构成当代国家的基本元素。所谓“同质的国民”是指,国民虽有贫富阶级之不同,有智愚及贤与不肖之别,术业各有其专攻,但他们应有些共同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社会常识。地理说明国族同胞共享的资源领域,历史说明此国族﹑国家及其领域如何由过去走来,政治社会常识则说明民族国家之现况及其内部区分。当代国家之国民普及教育及边民教育等,皆在于打造同质性的国民。

   我们可以从许多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的人与事上,观察当时同质性国民之建构过程。如我在过去著作中提及的,一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调查者黎光明,对于川康之边的“西番”喇嘛不知道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南京,感到十分讶异且有趣。另一位民族考察者刘锡蕃,在广西省三江县任县长时曾以我国第一﹑二届总统是谁﹑什么叫做三民主义等问题,让30个“苗狪”男子作答;他称,结果令人失望之极。事实上这反映的便是,同质性的国民概念当时已深入这些抱持民族国家观念之民族考察者心中,他们因而对国族边缘同胞之无知感到讶异与失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近代以前。所以,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对国族边缘之“西番”及“苗狪”之无知于国事及国家史地感到讶异﹑失望,这事本身倒是奇特而值得我们深究。

   事实上,当年的边疆考察者不只是讶于边民对民族国家的无知,也讶于居于民族国家核心的一般知识分子对边疆之地与人的无知。1930年代,感于国人地理知识中甘肃西南部、青海南部、西康北部“还是一片白地”,让青年探险家与民俗考察者庄学本,“为了这样大的使命”,进入边区进行考察。同样在1930年代,感慨于“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斯真学林之憾事也”;这样的感慨也让语言学者闻宥深入岷江上游完成其“羌语”调查,让国人从语言上认识这川西民族。

   这是一种对国族核心与边缘两相无知的焦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样的焦虑与使命感,以及因此产生的知识探索行动,其成果是﹕以体质﹑语言﹑民族﹑历史与考古等学术,建立关于边疆之地理﹑历史﹑民族﹑风俗﹑语言﹑宗教等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纳入中国民族史与中国民族志之大知识框架中。这样的知识体系,透过著作﹑演说﹑影视及国民教育等媒介,以及透过受此知识锻造之“人”的身体表演(如民族传统服饰与歌舞展演),逐渐成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国民常识。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知识所造成的个人,究竟是“国民”还是“民族”?或者,这类知识造成的“国民”是否如19世纪末梁启超理想中的国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称“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 看来在他心目中,在建立民族国家这事上“民族”与“国民”同样重要。然而,经过许多历史变化后,今日中国由56个民族构成,梁氏所言有同一言语风俗之民族国家已不可得,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仍可能凝为国族(nation),并如梁氏所称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问题仍是,后来逐渐成形的典范中国民族与历史知识,是否能造成如此国族?以及构成此国族的单元“民族”与“国民”两者孰轻孰重?

   让我们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局势。在当时民国草创之乱局中,打造国民有些必要步骤,包括以军事手段扫除障碍,建立全民参政制度,建立均衡区域性经济落差的国家财政体制,以及之后更重要的,以民主法治教育启迪民智,让每个国民都知其社会权利﹑义务,且能以行动展现或争取其国民地位。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内外交煎之政治社会局面,在边疆连扫除毒枭﹑军阀以维持社会治安秩序都力有未逮,更遑论以教育启迪民智了。为了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执政者走的是一条快捷道路;那便是,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之调查﹑研究,建立一个个的民族范畴,而将边疆人群经识别而纳入各少数民族内,以此整合在民族国家之中。这样的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以及相关的民族分类﹑识别工作,在鼓吹民族自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更被积极推动,而终造成今日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之中国国族现况。

  

民族史与现代中国人认同


   支持这样一个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的知识,最重要的便是民族史。典范中国民族史之架构萌于清末。到了1940-50年代,多部名为《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先后问世。民国肇造后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时被化约为一些简单的考古学﹑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知识,蕴含于仰韶-龙山文化﹑汉藏语系﹑蒙古人种﹑母系社会等学术词汇中,被纳于中国民族史论述之内。这样的历史,一方面继承中国24史以来的王朝历史记忆与革命建国记忆,另一方面以新学科知识来强调国族之一体性(如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区分国族文明发展上的古老核心(仰韶-龙山文化)与落后边缘(母系社会﹑游牧社会),以及胜利者(炎黄民族集团)与失败者(蚩尤﹑三苗等民族集团)。它们后来经史学家择良汰窳,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知的典范中国民族史—典范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的历史知识,说明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构成之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分――除了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化等区分外,还有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文明先进者与落后者,以及施予者和被施予者等区分,皆为“历史”所肯定。在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这样的中国史也施于台湾的国民教育中,以塑造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便是我自小从历史教科书乃至于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中读到的,上自三皇五帝﹑尧舜文武,下启汉唐盛世,以及华夏英雄北驱鞑虏﹑南平苗蛮的历史。

   194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此王朝典范历史架构上添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史观。特别是,受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影响,中原王朝历史被套入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时代阶段之中。而在这样的史观下,边疆人群更成为人类社会演化之后进者;如“历史”常称,当中原进入封建及资本主义阶段时,许多中国边疆人群“仍停留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在中国本部的共产革命成功后,他们才因而从封建农奴主手中得到解放。另一历史诠释上的重大改变是,王朝历史记载上的流寇乱民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我年轻时亦多少受此影响,而在第一本著作《楚乡千古为悲歌﹕项羽传》中称陈胜﹑吴广等发起的是“农民革命”。当时我受到台湾警备总部的纠正,被迫承认“农民只是盲目地被野心者利用”而幸免于牢狱。

   中国人认同中的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也曾被检讨﹑修正。在历史见解上的表现便是,1980-90年代,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的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满天星斗”之说,以及社会学﹑人类学巨擘费孝通先生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

   苏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类型,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明之兴呈现“满天星斗”的多元型态,以此反驳文明起源的中原核心论。他还指出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个“怪圈”,一是根深柢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忽略中原之外其它地区之历史文化,另一则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及全部,忽略了历史的多元面貌。他对当时流行之历史观的批评,针对的便是前面提及的清末以来延承自24史,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国民族史观,以及共产革命以来的唯物进化论史观。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注意到中原汉族之外中国边疆多民族的存在,及其与汉族往来互动中的彼此交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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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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