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是什么让防疫政策的制定变得“很复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5 次 更新时间:2023-01-14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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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善波 (进入专栏)  


中国政府近日根本性地改变了抗疫防疫政策,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放弃了大多数的强制措施。变化来得急,幅度也大,引发了不少问题。虽然经过近三年艰辛的抗疫运动后,部分民众欢迎“放开”,特别是商界和企业。但与此同时,有些因“放开”引发后果也引起很多人不满及困惑,这就涉及最近抗疫防疫政策的复杂情况。

这次病毒在内地传播的很快,在一两个星期内,不少大城市大部份的居民已被感染,农村地区也逐渐出现情况。社会所看到的,和一些专家所说的也有出入,“多是无症状、病情轻”,“与流行性感冒无大差别”——现在不缺“阳”过的人告诉你他们的经验,网上流传的说法也很多。另一个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很多国家面对中国的“放开”,纷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作出各种限制——他们的心情也很矛盾,毕竟来自中国的游客,是一些国家重要的生意来源。

评价一个政府处理流行疫情的做法,无论是内地、香港,亦或是外国政府,我们都不应过分苛严,因为处理大规模流行病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公共政策过程。首先,人们对新出现的病毒是缺乏知识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类的病理学经验中从未见过,出现时医学界自然对它的特性并不了解,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我们和它已有三年的接触,直到现在医学界仍未完全掌握病毒的特性。更因为不断有变种出现,完全明白病毒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这一条件,给政府抗疫防疫措施的制定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如何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必须基于多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其中包括:

1)科学及病理学的有限知识;

2)病毒可能作出的伤害的评估,由于对于病毒认知的有限,这种评估的准确性也是有限的;

3)评估各种措施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会造成的社会成本;

4)执行上的技术及财政问题;

5)评估民众的接受程度。

对以上的几个因素作出衡量后做出的决定,基本是个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决定,这可能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认知。例如感染这新冠状病毒后,症状往往会在两、三天,甚至七、八天后才出现。因此为防止传染,要求已发病或高危的人隔离七天,或十四天,甚至二十一天,这纯是对漏网率大小的一个取舍。打个比方,如果基于收集到的数据,隔离七天就可找出90%的感染者;如隔离十四天,就可以管控98%的感染者,决策者就要在这两个科学数据中选择,并作出取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经济的损害有多大,及群众接受程度的判断,最后作出的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

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会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况,使得政策的决定更为困难,更容易出现偏差。其中包括:

诚意和不诚意的专业意见分歧

专家基于专业知识,对病毒有不同的意见,对病理及其影响有不同的看法及判断。这些诚意的分歧,是科学界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这些不同的专业意见,对非专业的决策者,会造成一定的“选择困难”,应该听哪一种意见,标准可能只是对某一个、一些专家的信赖。

这方面的分歧,自然也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行业内的个人矛盾,私人恩怨,专业内的派系斗争,这些非专业、非诚意的分歧,自然也会影响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决策者的决定自然也受影响。

中西医之争

不同于医学专家内部的分歧,新冠疫情在国内也再次引发了长期存在的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中医药在处理流行病有长远的历史及经验,但中医与西医在国内长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医疗系统中对中医中药的排斥,在这次事件中再次被激发。在这紧急情况中,期望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并不实际。但这次事件也应该成为双方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疗法求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从事实经过来看,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针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当然也影响了处理政策的决定。

经济利益的左右

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决策也可能出现偏差。医疗产业是一个庞大、全球性的商业圈子。流行病对于医疗产业,特别是一些开发疫苗及其他有关药物的企业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有庞大的利益考虑。这些利益集团当然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获得对他们产品有利的政策,而针对专家、学者及政府展开游说,同时在社会上制造舆论支持。这本来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个不能避免的干扰,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这种不健康的影响具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研发疫苗是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资,通常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通过政府层层严格的审批进入市场。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各国政府当局多被迫放松这些要求,简化审批程序,让一些发展中的、尚未通过完善验证的药物、仪器、工具向社会销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相关产业的人都发了大财。

使情况更加麻烦的是面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及商业考虑——谁在这次疫情中开发出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就差不多可以垄断全世界的市场。而有能力开发这些药物的就只有两三个大国,这不止涉及经济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因为在关键时期售卖,或拒绝出售这些关键药品,都可以变成一个政治工具。所以政府对这些药物的输入,除了对药品的质量及效用要作出决定外,也有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虑,这也使药品的出入口审批变得更复杂。

个人利益冲突

和上述的情况相关联的,是出现基于个人利益的腐败。药物的发展很难不与学者专家相关,一些专家学者,一方面参与了医药公司有关药物的研发,一方面又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向公众解读疫情。开发的药品如获得使用,与他们个人有重大的利益关连,这一关系很难不影响他们向政府提出的专业意见,向公众推动的防疫办法。在香港就有一个在社会上高调发言的专家,后来被发现他研发的一种防疫药物,成功地被企业收购。

这种情况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专家群体内出现了激烈的分歧。这些公众人物在介入疫情时,都应先交代自己的利益关系。但香港和内地都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只能依靠个人的专业和道德操守。这些有偏见的意见,自然也影响了公众舆论及公共政策的的制定。

大国政治的博弈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目前全球面对的一个现实。这种斗争自然体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成果,尤其是处理这次疫情的成功与失败,这涉及到对制度的认同或抗拒。各国采用的不同政策,不可避免会根据各自的社会现实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最后都难以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议题及工具。谁抗疫成功,谁抗疫失败,成为了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

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

防疫抗疫政策也成为一个国家内部斗争的议题。一些反对政府的人,会利用混乱情况煽动民意,批评及攻击当权者,这是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情况,只是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社会内部的各种分歧都可以被利用成为扭曲抗疫防疫政策的原因,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些人会因宗教理由而拒绝打疫苗,也有一些国家,很多人会因为觉得损害男子气概和个人尊严,而拒绝戴口罩。

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公众对病毒、疫情及应对措施形成正确的、完整的认识,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这不是说政府的决策没有问题,不会犯错,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判断政策的对错并不是那么简单及容易,“是非”也不是那么分明。因为这样的判断应不只包括眼前的,也包括长远的影响。

这次在抗疫防疫政策上出现的分歧,主要是两个极端,简化来说,就是:“清零”还是“躺平” 。虽然对两者的定义并不很明确,但对处理疫情手段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躺平派的主张,不是认为政府什么也不做,而是采取与病毒共处的态度,认为政府不应采用过多的强制性措施。理由可以是“不需要”,因为新冠状病毒病会渐渐变成,或已变成一种季节性流行病,伤害不大;或是“不能做”,因为做不到,或者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基本上态度是“认命”。清零派则主张尝试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考虑的是病毒对人造成的伤害,或是可能出现的伤害,这与前期对病毒性质的不确定性有关。

这种分歧的出现当然也不是完全因为病理学上的考虑,而是持不同立场的人对各种抗疫防疫措施的接受程度不同,在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判断上的差别。比如在香港,政府就认为社会不会接受,自身也没有能力执行全民强制检测的措施。在不少西方社会,强制在公共地方戴口罩这一非常简单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社会也有很大的抗拒,无法执行。

大家一方面欢迎恢复常态,但对疫情下一步的发展会是怎样,无人能确切说得清楚,专家的意见分歧也很大。广泛感染后形成群体免疫,或病毒变得越来越弱,都只是一种可能。进入开放期,社会逐渐复常后,我们仍然需要认真面对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病毒的变种和后遗症:

病毒出现恶性变种是第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病毒已经变得或将会变得越来越弱,最后会变成“风土病”。但病毒的变化是随机的,没有特定的方向,这是生物学的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见到病毒变得越来越弱,虽然是人类碰到病毒的一种经验,但这只是我们的运气好。如果出现一个杀伤力强,传播力又强又快的变种,那人类便会遇到大危机。

病毒杀光了一个地区的人,自己也消失了的例子,人类历史上并不缺。如果病毒已经或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弱,那为什么西方国家及世卫组织对我们这次的感染爆发这么紧张、对来自中国的游客提出各种要求,引入各种行限制?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在中国会出现新的恶性新病毒变种,传入他们的国家。当出现大量感染案例的情况下,出现变种的机会就自然会增加,这也是西方躺平政策下目前面对的危机,我们也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关于后遗症,西方国家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广泛流传,案例非常多。对病愈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即所谓“长新冠” ,有不少研究,仍然未能形成有系统的结论。但从已知的事实来看,情况令人担心。现实中很多人在测试复阴后,其实病情没有真正完全结束,身体各部分仍然出现各种问题,非常脆弱。主要现象包括不同部分的肌肉痛、肢体无力、脑部出现瞬间失能、呼吸系统受损、长时间未能恢复味觉功能等等。有些问题可能延续到半年或更长。

随着我们对变种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的认识,加上各方面综合因素,中央政府决定改变防疫政策,表面上看来虽然是“与国际上的做法接轨”,但下一步政策和疫情将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仍是高度关注。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年来的防疫抗疫经验表明,以新冠病毒为代表的流行病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不会因为新冠病毒的消失或弱化而不再出现。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起面对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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