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创办《大洪报>——《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1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09: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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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大洪报》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前注:1937年10月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一年后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史啸虎


《大洪报》创办地——随州市长岗镇南岳庙前所立石碑,2017年8月立。

  

   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其间父亲等人还曾利用日军尚未占领武汉的短暂间隙期间,冒险从随县返回到武汉去招兵买马,父亲则成功地将一箱书籍也带到身边来了。这箱书籍对于父亲后来创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

  

   然后,大约是1938年10月下旬,他们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在地——随县(即今随州市)县城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

  

   这时,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已经确定随县大洪山区长岗店(即今长岗镇)作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驻在地了。而父亲他们也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还是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党员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由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国防部批准分别铨叙(即授予)了相应的军衔。

  

   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职级设置,政治指导部各科科长都铨叙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政治指导部民运科长,铨叙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父亲最初则被任命为政治指导部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可能因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却也铨叙授衔少校。

  

   没过多久,大约是1938年11月中旬,接替何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先生来到大洪山,想办一份报纸宣传抗日。恰好抗敌工作委员会也有创办报纸的计划,以利于联合政府开展抗日工作。那时,父亲因在武汉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而声名在外,于是便被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并任主编。出于对《大洪报》的重视,陶铸先生还给父亲配了几位助手分任编辑和编务。

  

   在父亲的回忆中,《大洪报》编辑部中有一位编辑姓李,岁数比他大,父亲喊他老李,也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很能干,但名字忘了。经查,父亲提及的这位李姓编辑可能就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父亲离开随县大洪山去延安后,李苍江先生又被调去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报》工作并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的扫荡。2015年8月,李苍江先生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列名第201位。

  

   据史料记载,《七七报》最初也是油印,1941年元旦改为铅印,后成为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时,将《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办的《挺进报》合并,改版为《七七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1946年6月,《七七日报》停刊。

  

   在大洪山,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中共又调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自己就不再代理科长而去专心办《大洪报》了。此时可能是1938年底。

  

   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先被派去国军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当年11月身份曝露后撤出,又到新四军去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

  

   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与中共合作的联合政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随县(现随州市)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当年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20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珍珠泉村的一座小山上,据说只有3间庙屋。2017年,当地政府已在此地立有一块石碑,纪念抗战时期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的创办(详见文头照片)。

  

   根据历史资料,《大洪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抗日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当年在鄂豫边区所属十三个县市范围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士气,培训鄂豫边区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史略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在武汉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详见本系列文章第五集)。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大洪报》的发行人(陶铸先生应该是《大洪报》发行人,如果有的话),而是主编(详情后文会有叙述)。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审改稿外,具有在蜡纸上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这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也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市里办,有铅字印刷条件,主编只需要组编稿及审改稿即可,而父亲办的《大洪报》则因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铅字排版和印刷条件,在繁重的组编稿和审改稿之余,还得亲自动手在蜡纸上刻字油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说起来也有意思。自从1937年10月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整个抗战时期父亲似乎与创办报纸很有缘分。先是在随县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创办这个《大洪报》,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父亲还创办过抗日报纸《豫北报》(后续章节会谈到这个问题)。再后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的工作似乎也与办报等宣传工作有关。

  

   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抗日文化宣传或教育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包括前面那幅南岳庙石碑照片上刻写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因为陶铸先生当时还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而且没多久就改行任中共鄂中区军事书记并将精力放到抗敌工作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上。

  

   不过,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说《大洪报》是“中共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名义上是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实质上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党内则仍然是其那年10月份才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

  

而何伟先生则在那年10月,也就是安排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又先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牡丹江省委书记、广西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国家教育部长,“文-革”中身心饱受摧残,1973年3月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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