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父亲九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4 0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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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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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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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3

   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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