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西汉时期的道教——黄老道再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20-08-20 08: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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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铁基  

   摘    要:在中国古代, 祭祀神灵是每一个王朝的头等大事。道教与国家祀典关系紧密, 表现在一是主神“太一”敬祀相同;二是道教徒参与了国家祀典, 而且是主力。西汉时期数以千、万计的道士 (方士) , 分布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不少人还有很大的影响。小的掌管各种祠庙, 大的为官、封侯, 他们各有所长的方术。这些道士属于哪一个道派, 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初步分析来看, 大多属于早期道教的黄老道派。西汉时期, 道教还有了自己的经典, 内容异常丰富, 只是除开《包元太平经》有点影子之外, 几乎全部亡佚了, 也可以说是淘汰了。或者刘安的某些秘籍还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其实《淮南子内篇》本身也是道教经典。道教与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神话内容, 在汉代及其以后的丧葬壁画或画像石中有同样的表现。这种文化现象, 理当是宗教文化。具体内容, 联系当时道教发展的状况分析, 可以梳理出西汉时期道教发展和影响的一些证据。

   关键词:西汉;道教;黄老道;方士;“太一”;宗教文化

  

   一、道教与国家祀典

   中国古代“祀, 国之大事也”1。祭祀祖先、祭祀神灵, 是每一个王朝的头等大事, 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 秦、汉自然也不例外。《史记》有《封禅书》, 《汉书》《后汉书》均有《郊祀志》做详细的记述。《汉书·郊祀志》2开章明义地说:

   《洪范》八政, 三曰祀3。祀者, 所以昭孝事祖, 通神明也。旁及四夷, 莫不修之;下至禽兽, 豺獭有祭。是以圣王为之典礼。……在男曰觋, 在女曰巫, 使制神之处位, 为之牲器。4

   有学者把这样的祭祀大典称为“国家宗教”5。这一问题尚可进一步研讨, 但祭祀典礼可视为一种宗教活动, 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西汉开国之始, 高祖二年就“下诏曰”: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 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64

   西汉一代的各种祭祀, 《汉书·郊祀志》中有较系统的记载, 成帝时匡衡等条奏说:“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 凡六百八十三所”4, “哀帝即位……博征方术士, 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 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 凡七百余所, 一岁三万七千祠云。”4这是官方的。民间影响也很大, 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街巷有巫, 闾里有祝。”7

   这么多、这么重要的祭祀礼仪与道教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想从两大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其一, 主神敬祀之相同。

   “天神贵者泰一, 泰一佐曰五帝。”“泰一”又写作“太一”。西汉崇奉的主神是“太一”。关于“太一”的考证文章很多8, 我们这里只说汉代的崇拜和礼敬。原来我和许多人一样, 只注意武帝时“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 实际如有的学者 (如王葆玹) 指出, 至少从文帝时就是敬祀“太一”等神的, 《汉书·郊祀志》记有平帝时王莽的“奏言”说: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 初起渭阳五帝庙, 祭泰一、地祇, 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 夏至祠地祇, 皆并祠五帝……4

   王莽也说到武帝时的事, 看起来, 祠祀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而“太一”是最高最尊之神, 这一点可以肯定。

   然而, 对“太一”的敬祀, 是战国至东汉黄老道的特点, 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注意。这里想提出来并略加阐释。

   太乙之名及其意都很复杂, 记载和使用中甚至比较混乱, 矛盾甚多。各种记载和考证都认为, “太一”、“太乙”、“泰一”、“泰乙”……等异名同义, 均指最高之神。到东汉明显出现“黄老道”之名时, 又有“祭黄老君”、“中黄太一”之类的文辞出现, 但只言、片语很不完整 (乃至引起后来许多考证) , 其原因显然是信黄老道的张角起义并失败, 使黄老道的各种记载被正统史家忽略了, 恐怕有一段时间, 人们不敢、不愿提论相关史事。

   黄老道及其尊敬太一, 凸现出了关键词:黄、老、道、一。这四个字完全是属于道家道教的, 中心是老子——老君, 他的《道德经》就是中心, 老子《道德经》的理论是“道”论, 是对先秦文化思想的概括和提升。黄帝即使有其人, 也没有什么著作, 战国以后的所谓黄帝著作, 《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等 (包括出土古书) , 都是“似老子”、“六国时人作” (这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话) 。但黄帝在战国时被特别突出起来, 特别是齐国, 田氏代齐之后认黄帝为高祖, 办稷下学宫, 广聚人才, 形成了黄老学派。这就有了黄、老、道三个字, “一”同样出于《老子》, 《老子》中论一颇多, 一就是“道”, 而《庄子·天下篇》更明确地说, 关尹、老聃的学说是:“建之以常无有, 主之以太一……”。“太一”二字在这里出现了, 尊奉“太一”与此是否有关呢?至于“中黄太乙”, 我曾作《“中黄太一”信仰考论》9, 认为和“东皇太一”一样, 都是对最高神的尊称。

   总之, 战国秦汉时期, 道教的一个主要派别黄老道, 信奉的主神是“太乙”或称“中黄太乙”。

   其二, 道教徒参与了国家祀典, 并且是主力。

   我曾讨论过巫、方、道的演变大体上有一个替代过程10。但这过程较长。西汉时期的道教徒仍然被称为“方士”, “巫”的名称也保留着。我们在《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中看到了许多方士的活动, 各种祭祀礼仪中都有方士的身影, 同时仍有一些“巫职” (特别是早期) 。

   例如, 高祖初就在“长安置祠官、女巫”4。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 等等, 其中大部分“皆以岁时祠宫中”, 其中“晋巫”所祠有“巫社”、“巫祠”这样的“古巫之神” (师古注曰) , “秦巫”所祠有“巫保”, “荆巫”所祠有“巫先” (师古曰:“巫之最先者也”) , 等等。总之, 周代本应淘汰的“巫官”, 在汉初还作为“古巫之神”、“之先”保留着。上述巫官都是祠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一些具体的负责人。

   在史书记载西汉的各种祭祀活动中, 大多还是使用“方士”这样的名称, 方士活动甚多:大至顶层设计如文帝时鲁人公孙臣、赵人新垣平之参议“改正服鬼神之事”4, 武帝时“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4, 等等;小则有各种各样的鬼神之事, 如:

   李少君亦以祠竈、谷道、却老方见上……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 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 , 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4

   国家的祭祀活动是宗教性的, 参与和执行者理应是宗教人士。他们属于什么教?从信仰敬神看属于黄老道;从活动、方术及方士来源地等方面看, 也不排斥方仙道等其他道派, 都可以归总为道教。

  

   二、众多的庙祠与方士

   由于拜神求仙的需要, 整个西汉时期所建庙祠甚多, 自称能通神接神的方士也甚多。

   关于庙祠,《汉书·郊祀志》中有几个统计数字。成帝时匡衡等人上奏说:

   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4

   元、成、哀、平时期, “或罢或复”, 始终不定。

   哀帝即位, 寝疾, 博征方术士, 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 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 凡七百余所, 一岁三万七千祠云。4

   王莽篡位, “兴神仙事, 以方士苏乐言, 起八风台于宫中。”4

   莽遂崇鬼神淫祀, 至其末年, 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 凡千七百所……数下诏自以当仙……4

   这些数以千、百计的祠庙还是官方的, 未入官方统计数字的当然更多, “郡县远方祠者, 民各自奉祠, 不领于天子之祝官”4。再如刘向所说:“家人尚不欲绝种祠”4, 师古注曰:

   家人, 谓庶人之家也。种祠, 继嗣所传祠也。

   再加上前所引《盐铁论》之“街巷有巫, 闾里有祝”, 这些巫祝所待的地方, 不也会有一些小的祠庙 (当然有些巫、祝、方士可能是待在家里的, 如陈平从政之前) 。记载也明确说方士主祠, “方士所兴祠, 各自主, 其人终则已, 祠官不主”4。

   从统计数字看, 似乎比后世的宫观庙宇要多得多。祠庙是宗教场所, 是宗教人员活动、生活之处。除了道教 (包括黄老、方仙等派) 又会是什么宗教呢!

   关于方士。祠庙多, 方士更多。《汉书·郊祀志》记载说, 汉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用方士之后:

   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4

   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4

   他不停地派方士到蓬莱找神仙, 四处找仙药:

   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4

   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

   一直到西汉晚期: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 亦以无继嗣故, 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 皆得待诏, 祠祭上林苑中, 长安城旁, 费用甚多……4

   整个西汉时期, 方士得到重用的不少, 后期丞相谷永曾总结说:

   汉兴, 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 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 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 至妻公主, 爵位重累, 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 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掔, 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4

   数以万数的“方士”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认为就是道教之教徒, 也就是道士, 至少大部分是。

   方士即道士问题, 需做一点说明。如上所说, 我曾论述过“巫、方、道”的演变, 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的《方士道士术士》的基础上展开了一些考述, 认为巫士、方士、道士是一个名称演变的顺序, 现在应补充说明的是, 这个演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长期是交互使用的, 至于其遗留, 可以一直到现代。陈先生说:“战国时已有方士之称”, “道士之称始于汉”, “至晋以后, 方士之称, 始不复通用, 而以道士代之”11。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实际的。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 西汉时期的“方士”即为“道士”, 可以查到几个很好的例子。桓谭《新论》:

   元帝被病, 广求方士, 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至。12

   《新论》还有:

   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 从其学养生却老之术……12

   《汉书·王莽传》:

   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 君惠好天文谶记。13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亦有“道士西门君惠”之说。这里可见“方士”即“道士”。王充《论衡》的说法也可证明, 《论衡·自然篇》说:

武帝幸王夫人, 王夫人死, 思见其形。道士以方术作夫人形, 形成, 出入宫门, 武帝大惊, 立而迎之, 忽不复见。盖非自然之真, 方士巧妄之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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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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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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