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鹏 韩东屏:关于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争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20-08-19 22: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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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争鸣


   背景介绍:韩东屏教授于2018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制度的威力》,对人类社会历史给出了一套“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解释。今年,在《东岳论丛》第6期上,鲁鹏教授与韩东屏教授就制度决定论进行了一次质疑与回应的争鸣。争鸣的焦点有两个:一为从制度的作用能否推导出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二为制度决定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能否成立?


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鲁  鹏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韩东屏教授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决定论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本文循其阐释脉络从历史和历史决定论两个方面提出置疑:其一,由人的活动出发展开的历史画面千奇百怪,没有统一的制度,也没有制度决定的统一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人创造历史活动的一般特点,是在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制度是"思想-行为"的中介,它虽然作用巨大,却也只是影响人的活动的要素之一,受制于其他要素并随其他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故不能简单地认为制度决定历史。其二,"制度决定历史的规律"如果仅限于"具体的社会或国家",它便不能回答历史决定论的"终极原因"之问,历史有规律不等于历史被决定,由制度的作用能够推出历史确定性,不能推出历史决定论。

   关键词:制度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 历史确定性

  

   原载《东岳论丛》2020年第6期。

  

   韩东屏教授的《制度的威力》一书从历史观角度审视制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最引人注目并贯穿全书的中心观点,是制度决定论。《制度的威力》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其阐释理路大致如下: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好利恶害、怀赏畏罚;制度是正式规则,制度化的社会赏罚是社会最为强大的行为调控机制,它能够范导人的活动,形成与之相应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故而制度决定历史,决定社会,决定国家;制度决定论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我和韩东屏教授在制度研究的进路上相同,对经济、国家、社会的看法有许多惺惺相惜之处,但在具体分析特别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方面有些不同,其中包括历史决定论,即我以为从制度的作用推导不出历史决定论。以下大致按制度决定论的阐释脉络分两部分说明我的理由。

  

  

   人创造历史,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虽然许多人未必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

   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人的活动怎样,历史也就怎样;二是历史或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有方向的。两种理解代表人创造历史的两种含义,无论哪一种含义,历史和人的活动都是一致的。

   按第一种含义,历史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既有社会繁荣、国家兴盛、人民安居乐业,也有社会动荡、王朝衰败、民不聊生四处逃荒;既有可歌可泣争取自由解放的故事,也有可悲可叹落入奴役黑暗的影剧;恶可以成为历史的动力,善可以成为历史的桎梏;文化是分“片”,国家是独立的……

   总之,无论人们做什么、怎样做,都是在书写历史。这种情形下的历史,没有什么决定了人们一定怎样,它是一个开放系统,有着无限可能的选择空间。

   第二种含义的理解显现了自己的不同,历史是有方向的,人的活动有追求的目标。韩东屏教授从创造者那里找到历史方向或目标的本源——好利恶害、怀赏畏罚。这种本能的追求存在于古今中西各种人群、各个国家,只不过许多人不愿正视而已,至于它在不同时间空间表现为怎样的形式,以生存还是生存的更好为内容,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人的活动因此有了共性,历史因此亦有了方向,人们围绕趋利避害展开自己的活动,制度在此过程中相较道德、习俗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发挥着决定性的调节作用。主要基于这个理由,韩东屏教授说:“创造历史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亦即历史的走势走向是被制度决定的。而这,就是制度决定历史的要义。”[1]

   然而,只要翻开历史就能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承的民族和不同信仰者(特别是宗教信仰)人群,在以好利恶害、怀赏畏罚为共性追求而展开的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有义利之辩、道路之争,有不同的理论学说、信仰体系、意识形态,有飞跃和渐进、专制和民主、人治和法治的选择,有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改变,有战争,有动荡,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人们甚至在何为利何为害、什么该赏什么该罚亦存在分歧,直接影响到行为方式、发展方向的选择,特色说和文明冲突论因而有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即使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同一政党、同一阶级阶层、有着相同信仰和追求的人们,对好利恶害、怀赏畏罚也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有些人比较激进,主张革命,有些人比较保守,主张改良;有人把未来的事放到现在来做,恨不能“立马长江、会师武汉”,有人实事求是,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能变”。这其中的思想交锋、实践冲突,一点也不比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承的民族和不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者的人群来的差!第二种含义的历史,除了“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共同性,其他方面都没有变,仍然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仍然是没有什么决定人们一定怎样,历史仍然开放着自己,向“好利恶害”的人们展开着“怀赏畏罚”的可能性空间。

   这样看来,两种含义的理解本质上是相同的。“无论人们做什么、怎样做都是在书写历史”包含着“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活动,“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阐释是一种对“无论人们做什么、怎样做都是在书写历史”特殊视角的表述。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含义的理解,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中都有制度。

   我和韩东屏教授一样,视制度为正式规则,认为它是冰山的一角,在它下面有习俗惯例、伦理道德等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因此我不同意诺思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统统看作制度的观点。理由之一是,这样将无法解释正式规则的起源,而诺思本人曾表达过从文化角度探究制度即正式规则起源的想法的。理由之二是从发展角度考虑的,认为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将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度从混沌不分的规范世界中区分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凡有人的地方都有共同体,凡有共同体的地方都有规矩。进入文明史以后,主要伴随国家的诞生,制度从原初规范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存在——按马克思,社会的含义是许多人的相互合作——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此而言,说制度决定历史的要义是制度决定创造历史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没有错,只是再向前走时需要小心,注意到一般背后的个别,抽象背后的具体。明言之,这里的历史不是统一的历史,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承的民族乃至不同阶级阶层、政党、行业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活动展现着颇不相同的内容和形式。是故,我们可以说制度决定历史,也可以说制度不决定历史,可不可以说取决于“范围”。从非统一性的角度可以说制度决定历史,它和我前面“无论人们做什么、怎样做都是在书写历史”的说法是一致的。从统一性的角度不能说制度决定历史,因为历史中不存在统一的制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历史的走势走向受制于诸多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的“合力”。韩东屏教授思考过“合力论”,在评价恩格斯的相关论断时,说它“没有说明历史合力又是被什么决定的,也没有说明历史合力会走向何方,其中具有什么样的规律,因而,……又变成了非决定论,即没有必然性的合力的自由意志论。”[2]的确,从“合力论”推导不出决定论。我以为,这正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貌。

   历史如此,“决定”历史的制度怎样?对这个题中应有之义的问题,我们从“思想-行动”角度切入讨论,要义是给制度的历史作用以恰当的定位。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制度是社会结构的要素之一;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制度是人的活动的规范体系之一。本文持实践唯物主义立场(韩东屏教授所持应当也是这种立场),认为制度作为规范体系具有约束功能、信息功能、激励功能,能够形塑实践方式、整合社会力量、养成人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调节规范创造历史的活动。[3]

   长久以来,人们对制度调节规范人的活动的历史作用所知甚少,对思想观念支配人的活动感悟甚深,故特别强调思想路线,特别关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能在发展实践中取得成功。所以如是,理由简单却根本: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在思想观念的引领下进行。这个理由的合理性无庸置疑。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人的类特性,他在《资本论》中有一段脍炙人口论述:“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鳖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4] 恩格斯也说,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志,凭借思虑和激情行动的人。历史上,启蒙运动把上帝拉下马,将理性推向王座,是要用合理的思想观念审视一切。传统中国讲修齐治平,修齐治平从诚心正意格物致知开始,也在凸显思入心性的重要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马克思揭示的人类活动的一般特点,还是启蒙运动、“修齐治平”表现的人创造历史活动中的倾向,作的都是精神世界的文章,信的都是思想观念的优良绩效。[5]

   韩东屏教授说,制度是人为的。从制度总要经人上手才能建立看,这样说没什么错。人为制度的生成有两种形式,自觉和自发。当韩东屏教授把人为的制度与制度安排者的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时,他所强调的显然是自觉,思想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是故,制度也是思想支配下人的活动的产物,正确思想设计出合理的制度,错误或过时思想设计出落后或不合理的制度。权且如此,继续我们的中心话题。

   制度设计有思想,制度本身没思想。没有思想的制度和思想比照有一个意义巨大的优点,它能解决思想不能解决的问题——社会存在和活动方式。思想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人存在于社会中。因为社会的含义是许多人的合作(马克思),也可以说人存在于交往关系中。思想通过人对行为发生作用,只要发生了这样的行为,思想的引导也就完成了。[6] 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彼此间存在什么样的生产/社会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关系,是思想不能决定的,历史中那些凭依某种方向人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努力无不在实践中落空,哪怕揭示那个方向的理论学说伟大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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