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第九章 撤离武汉,老友分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20-08-10 11: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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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撤离武汉,老友分手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九章



史啸虎


  

 

1938年春天的武汉街头,网图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的帷幕拉开了。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一场大规模战役。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 北四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役,日本调集了 25 万精锐兵力、120 艘军舰和 500 架飞机进攻武汉,加上支援性部队,总兵力约40万;而国民政府则由四个战区110万军队、30艘舰艇和300架飞机保卫武汉。其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战。

  

   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40多万军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人,阻塞了日军侵华步伐四个半月之久,消耗了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有生力量(不过,根据日本 1975 年出版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卷记载,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会战的两个军一共战死 6800 多人,受伤 2.5 万余人,合计伤亡 3.2 万人)。

  

   到9月中旬,安徽省的安庆、合肥和六安以及江西的九江都已失守,河南的固始和麻城也被日军占领。日军飞机也开始对武汉进行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很多建筑物被毁,被炸死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机关和在武汉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都已撤走。过去一两年里从全国各地茵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撤离,或南下广西、云南和贵州,或转移至重庆,还有少数则辗转去了延安。

  

   原本抗日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武汉三镇各个街巷开始逐步冷清下来。《救中国》周刊早已在那年6月底停刊,而张贴于各个街头巷尾的抗日壁报也没什么人看了。这表明自1937年秋以来逐步逃难到武汉的上千万难民以及上百万普通的武汉市民也都开始逃离、疏散,各自避难去了。

  

   一天在搭伙处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现在武汉外围战斗很吃紧,日本人要来了,省委机关已经撤往鄂西,看来我们也都该走了。他问父亲有什么想法,父亲想到了被他引荐去延安的四弟力群(当时刚从抗大毕业)和堂弟史敬棠(后者当时就在延安马列学院当助教),于是便说他也想去延安,上马列学院。

  

   何伟说,这个想法当然好,我知道,我也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局势你怎么去呢?你还是先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黄新学那里去和他一起工作吧,他那里正需要人。等那里工作告一段落你再找机会去延安,而且从那里去延安也近些。如何?何伟还说,他这是代表省委的意见。父亲答应下来。这时,父亲就问何伟自己会去哪儿?何伟说,他现在还不清楚,正在等中央通知。

  

   父亲回到公益会住处,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两天后的那天中午在吃最后一顿合伙饭时,父亲拿出一瓶酒,给何伟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与何伟一饮而尽,是谓告别酒。然后父亲就拧着一只箱子,告别自己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其政治上的引路人——何伟,从自己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汉口坐火车去位于武汉北边近200 公里远的河南信阳鸡公山了。

  

   河南信阳鸡公山是避暑胜地,与庐山一样,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建有别墅,但自1935年原在北平的东北中学南迁那里后,陆续有河南大学等教育文化机构迁至鸡公山。1938年初,经中共多方运作,第一战区司令部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豫南民运指导专员办事处,由武汉大学林学院教授李相符任专员(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该民运指导办事处主要培训豫南地区各市县进步青年以壮大抗日力量。但这个办事处主要还是中共在运作。有资料说,武汉沦陷前鸡公山已成为抗战文化基地。当时,黄心学已经受命先期,即大约于那年7-8月份就去了鸡公山。

  

   在父亲走后没几天,何伟也离开汉口走了。他是奉中共中央指令去大别山地区向中共安徽省工委传达中共长江局的工作部署的。抗战期间,何伟先是任鄂豫皖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及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

  

   那时,即父亲离开武汉之前,与父亲熟识的老朋友大多已经离开武汉分散走了。比如,与父亲一个党小组的那位李姓先生(李抱一)1938年上半年就已随中共湖北省委部分机关撤离武汉到鄂西去了。胡绳则在《救中国》因无经费而停办后没多久就去协助邹韬奋先生主编《全民抗战》,在武汉那段期间与父亲可能也见不上面了。

  

   有资料说,大约也是同年 9 月份,胡绳先到了宜昌,并在那里续办了1—2期《救中国》,然后浸透了父亲与胡绳心血的《救中国》周刊也就永远停刊,再也没有复刊了。也有资料说,胡绳先生没去宜昌而是直接去了襄樊,《救中国》周刊在宜昌复刊那1—2期是史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编辑的。

  

   然后,胡绳又去了襄樊,在那里主编《鄂北日报》。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父亲曾两次到过襄阳,均见到了胡绳先生,那时他已受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邀请来到襄阳办《鄂北日报》。与胡绳一起去襄樊的还有进步人士孟宪章、范文澜、臧克家等。当然此是后话。

  

   父亲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更是在父亲离开汉口的前1-2个月就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去辅佐李相符了。而成庆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父亲离开武汉的一个月前,但那次见面匆忙,两人都没说什么,老朋友只是互道珍重,后会有期。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俩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后来父亲听说,成庆生随着一批文化界人士从武昌南撤到湖南去了。再以后情况,父亲也不清楚了。

  

   父亲的发小蓝志一,也叫蓝乃真,当时是汉口慈幼院院长,住得也较远,离父亲所在的公益会和天泰纸庄约有好几里路。父亲在留下的资料中没提及他撤离汉口前有无与蓝乃真道别,但我想,父亲显然是跟他的发小蓝乃真先生告别了,否则单身一人的父亲不会花两天时间准备行装再走的。至于父亲与蓝乃真是怎样告别的以及当时身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有没有也准备撤离武汉等问题,因父亲没说(其实父亲在他留下的一份资料中谈及了此事,后文会叙述到),加上史料缺乏,均不得而知。

  

   但一个事实是:父亲与他的这几个从 1932 年起就在武汉认识、相聚并投缘的好朋友——何伟、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还有胡绳,也就在1938年秋,即武汉沦陷前夕,各自撤离武汉,就此分手,犹如星散了。

  

   自那以后,何伟和胡绳与父亲在中共建政后在北京见过面。胡绳随后在襄樊也与父亲先后两次见面,而黄心学则在以后几个月一直与父亲在抗战初期的国共联合政府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后又因该机构被撤销而再次分手,自那以后他俩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黄心学先生,可能摄于1949年。

  

   第二年,即1939年春,与父亲在湖北宜城附近的国军第84军军部最后一次分手后(续集将谈及),黄心学先生曾先后任中共湖北襄枣宜县委组织部部长及随枣地委宣传部部长,1941年后曾任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山等地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6月任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处长,1950年4月病逝于汉口,年仅42岁。

  

   父亲的另外两个好朋友,即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个人,自那年9月底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以后,父亲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甚至连他们后来的情况,直到去世父亲除了零星有点儿消息,具体情况都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据父亲回忆,离开汉口后他曾两次听说过老友蓝志一。一次是1945年冬,姑妈从泰州老家送我的小姐到淮南路东根据地读书时告诉父亲说,蓝志一在抗战期间曾回过泰州,还到过家里询问过父亲的下落。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很重要,至少得知他的发小蓝志一还活着,没有死于抗日战争。

  

   另一次则是“文革”中,父亲被审查时,曾被武汉一个外调小组人员告知说,他们掌握了蓝志一在抗战期间还曾给在太行山工作的他写过信,要他交代与蓝志一究竟是何关系?

  

   抗战时期蓝志一给父亲写信一事也许是真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日伪、八路和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犬牙交错,互有冲突,居然还会通邮,真让人惊讶),但前者是怎么知道父亲在太行山工作地址的呢?是不是蓝先生从父亲当年办的太行山根据地报纸上得知父亲的行踪后写的信则未可知。但由于再次转移,父亲似乎并没有收到蓝志一的信,更不要说给他回信了。但是通过这次外调,父亲又一次得知他的老朋友蓝志一仍然还活着。

  

   但囿于当时条件,这两次虽得知老朋友、发小蓝志一还活着并一直在试图找他的消息,但父亲仍无法与蓝先生建立联系,而且也不知道蓝志一的具体情况。不过,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些材料上却曾断断续续地谈到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好朋友,尤其是前者于青少年时代对他的帮助和兄弟般的友谊。

  

在便写此书稿时我一直在想,父亲生前肯定会时常想念他的这些好朋友的,只是他未曾写自传或日记以记录下他内心对他们的思念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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