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艰难的羽化:八十年代编辑生涯杂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20-08-08 2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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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 (进入专栏)  


   道教把得道成仙称做羽化。说是成了仙的人,可以白日飞升,遗世而去;羽化就是长出翅膀来的意思。我们看道教的宣传画,那些神仙其实并没有翅膀,只是脚踩祥云,衣带歌舞,作飞升状而已。倒是道教的二号祖师爷庄周先生,当年曾做过一个蝴蝶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因此发表了一通万物齐一的玄论,那或许便是羽化典故的起源了。

   要说蝴蝶,蝴蝶本来也没有翅膀,只是一条毛毛虫。毛毛虫蜕皮数次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长出能飞的翅膀来,便是所谓的羽化。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这两次蜕变是不可少的,那是它们成长的目的和过程,是生命的实现。人类没有蜕皮这一关,体会不出蜕变的苦和乐。单从道教以羽化代表成仙得道来看,彻底蜕变以后,大概会是很快乐的;不过蜕变过程本身,想象起来,应该是充满挣扎之苦的。

   每一想起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编辑生涯,便想起毛毛虫,想起蛹和蝴蝶,也想起挣扎之苦。

  

一、一条毛毛虫

   我是1974年8月从山东大学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来的。当时各发达省份都有一名大学历史老师被调来,上海则是两名,北京三名;任务是恢复《历史研究》的出版。《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2月,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66年5月15日出版了该年第3期即总99期后,便不辞而别,“停刊闹革命”去了。革命闹到第七年,1973年4月,毛泽东主席示意复刊。同年6月18日,学部呈送了一份复刊报告;翌年8月1日,科教组(相当于后来的教委加科委)也送上去一份请求接办《历史研究》的报告。结果竟是后来者居上,科教组抢到了绣球,于是便有了踢开原学部,另从各大学调人充当编辑之举。复刊编辑部安在北京南城前门饭店。编辑们是从五湖四海调集来的,彼此相见不相识,从无人事关系和利害关系;这在当时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派性”,没有一般单位中常有的那种被“看不见的手”挑动起来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因而倒也相安无事,宁静异常。照理说,在这里,二十几位同行学人朝夕相处,无衣食之虞,有切磋之便,本来是有望大大干成一番事业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大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整个国家正像被放在累丸之上,前途难卜,整个社会早已就惶惶不安,朝不保夕。我们这帮被“召之即来”、来前尚不知花落谁家的臭老九,是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不准干,除了遵命去干那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恢复《历史研究》的出版。

  

   所以断定恢复《历史研究》并不光彩,是因为,当时的复刊目的,是要用这块阵地来论证中国历史本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好为现实中新法家集团的夺权活动张目!当然这个目标不是我们这些编辑想得出来的,但我们确是一批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的执行者。我不想向局外人和后来人辩解,说我们当时怎样怎样无奈。说真的,当时的心情,倒也并非没有其兴奋之处,那是因为,终于又重新拿起笔杆子了。至于这枝笔究竟是“从道”还是“从君”,在当时,是不容考虑也不敢考虑的事,要知道那不仅是一个不准揺笔杆子的时代,还是一个不准不摇笔杆子的时代,你不仅没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也没有不想写什么便不写什么的自由。1974年年末,新版的《历史研究》经过10月份试刊11月份审批以后,小心翼翼地出版了。事后再来看它,通篇都是鬼话,全无半点真理,浑身长着肉刺,活像一条毛毛虫,一条形象丑陋、令人生畏作呕的毛毛虫。

  

二、即以其人之道

毛毛虫要想变成能飞的蝴蝶,须得经过蛹化和羽化两次蜕变;否则只能在蠕虫状态中僵死。复刊后的《历史研究》,也有两层束缚有待解脱,那就是“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和十七年的教条史学。

   这两层束缚的束缚性,情况不完全一样。“四人帮”所设下的束缚——宣传儒法斗争和影射当时现实,其理论魅力几乎是零,它是靠专政手段来发挥威力的。而史学教条的情况则不然,它具有博辩的理论体系,并且借助于革命成功的事实印证着自己的正确,在大多数人脑袋里扎下了深根。因而为能从这两层束缚下解脱出来,所需要的条件也就很不一样。

   脱掉“四人帮”所蒙上的那层皮的条件,是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出现的。于是有了1976年10月开始的秋后算账活动。那时节,各行各业纷纷清算“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颠倒与混乱,重新恢复十七年的老传统,当时的口号叫做:“拨乱反正”。比较而言,拨乱反正工作的难度不大。大学停止招生是乱,现在再招起来便正了;刊物停止出版是乱,现在再出起来便正了。如此等等。最有趣的要数理论战线,过去按照“四人帮”的调子搞大批判,现在枪口掉过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是拨乱反正了。谓予不信,请看下列几则批判实例:王张江姚反党“四人帮”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

   “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道,一条极右的路线。他们这条极右的路线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对史学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妄图实现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全面复辟。

   “四人帮”把他们蓄意要陷害和打击的同志统统扣上一顶“儒”的帽子,其实,他们自己倒真实深得孔丘的心传的。你看,摘复辟,开倒车,巧伪人,两面派,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所有这些孔老二的反动本性,在“四人帮”的身上不是都可以找得到吗?

   在“四人帮”的嘴里,真是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如果拿“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儒法斗争”的三条“标志”来衡量一下“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把他们苦心设计的“儒家”帽子戴在他们自己的头上,那正是不大不小满合适!这些引文摘自当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第一批拨乱反正的文章。明眼人一望便知,文章的是非标准善恶价值,直到批判手法文字语言,完完全全还是四人帮的老一套;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不同的只是互换一下角色而已。这样的大批判,说得苛刻一点,其实是大宣扬,是对所要批判的人物或派别一一四人帮的意识形态的肯定、继承和发扬。当然,今天这样来指责,多少有点不公平。在当时,这样的文章,还真的是投向四人帮的匕首和投枪,真的能为人民出一口怨气;无论是作者、编者还是读者,无论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没有谁对它的战斗作用产生过怀疑,更不可能有谁想过它会是“四人帮”意识形态的大宣扬。至于它之所以采取那样的标准那样的腔调,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和把握到源于自己的新标准和新形式,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只能照旧再建一个新王朝一样。为能铭记这一点,不妨再举一则更生动的例子,以加深一下印象。过来人都能记得,江青当年爱同吕后、武则天相比附,由此滋生出影射史学,而有了所谓吕后“佐高祖定天下”,“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有力地捍卫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及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奇谈怪论。后来批江青的人,居然也是沿着这条路;只不过事情整个反过来,说吕后如何未曾佐定天下、推行路线、捍卫国家罢了:刘邦当了皇帝,为削平异姓诸侯王出征,“吕后年长,常留守,稀见上,益疏”。在刘邦建立汉王朝的事业中,吕后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她在刘邦生前,就干了不少违背刘邦意愿的事情。例如,在立太子这个重要问题上,她为了便于日后篡权,搞阴谋诡计,破坏了刘邦想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计划。刘邦死后,吕后更公然背叛刘邦生前立下的“非刘姓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盟约,一方面残忍地迫害和剪除刘姓王侯,另方面分封诸吕为王,大搞吕氏家天下。对于刘邦生前安排担任丞相和太尉职务的王陵、陈平和周勃等人,吕后也是千方百计加以排斥和打击。这真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用影射史学抬自己上天,我就用影射史学埋葬你入地,舌剑唇枪,好不热闹。可惜的是,这样的拨乱反正,只可使人痛快于一时,很难让人在理性上受益。事后来看,当时的人们好像还腾不出手来,未能从理论根本上来深究一下,这个“乱”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正”。当时人们急于要做的,好像只是一个“站队”问题,即两军对垒,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这是摆脱“四人帮”束缚的首要一步,脚跟站过来,便是蜕皮的开始了。

  

三、反到什么程度算正

   “四人帮”没有自己的理论,它的理论来自十七年的种种教条主义。因而,从一方面说,摆脱“四人帮”的束缚就相当容易,因为没有理论羁绊,掉头而去便成。但从另一方面说,摆脱“四人帮”的束缚又相当困难,因为为能彻底离开它,还必须清算十七年的教条主义。

  

   从当时《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也是经历着这样的容易和困难。说容易,从“四人帮”被捕的风声传来那一刻起,大家便都解脱了,首先是自我解脱了。记得当时我们正整装待发,奉派前往河北枣强——董仲舒的故乡,去组织一篇批儒的文章(这是当时惯用的入虎穴以得虎子的手法;预定陪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工宣队员)。事变消息传来,我不待同任何人商量,也无须向任何领导请示,便自动把使命给废除了。这倒不是我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志气,那仅仅是因为,“四人帮”所加给的束缚,只是物质的外壳,没有鬼迷心窍的效力;一旦时机来到,外壳便土崩瓦解了。

   全国的情况也大体这样。所以,编辑部很快便收到很多揭批“四人帮”的稿件,拨乱的工作做起来相当轻松。但反到什么程度算正,反到什么地方为正,大家在理解上便远近不同,掌握起来遂颇不轻松了。

   记得1978年第1期,发了两篇涉及“孔丘杀少正卯”的文章,一说历史上真有其事,一说很可能没有其事。按孔子杀少正卯与否,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儒学历史上,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大事。因为孔子曾为鲁国司寇,判杀或未杀一位异端分子,属于执法宽严和仁义轻重的细算,实无碍于历史大局和对儒学的理解,所以文献上虽有不同记载,也很少有人拿它当做事情来较真。唯独到了“四人帮”时代,少正卯案忽然被挖了出来,大大炒作一番。其因不在历史学科本身,而在政争上之反对某个“大儒”这一点,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阳谋了。《历史研究》在拨“四人帮”之乱中,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此案确有而罪有应得,或此案本无乃好事者为之,即拿出一个明白肯定的学术风向标来,以与“四人帮”相对抗,而竟平等地发了两篇观点相反的文章,自己却“态度暧昧”,躲在一旁,让人无所适从,这是当时人们的习惯所很难适应的举措。所以,很快便有好些读者写信给编辑部,陈述自己的困惑和不解,“望予纠正或澄清”。以致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拿出一篇表明自己态度的短文来,发表在1978年第4期上,题目叫:“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答读者”。

   说到“讨论”,那本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进行的项目,不足为奇。但讨论而冠以“自由”任凭“自由”,便几乎不敢想象了;除非一二知己之间。至于由谁来“提倡”自由讨论则更属异想天开;轻点说,至少也是自由化的躁动。现在《历史研究》不仅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居然著文鼓吹“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鼓励众人同心协力自由化,这莫非是想要造反不成?

编辑部对于“孔丘杀少正卯”一事的如此处理,博得了一些朋友的喝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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