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四圣二谛与三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5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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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 (进入专栏)  

  

  孟子曾说过,有四种古圣人: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还有圣之时者。儒家意义上的圣人,在道家语汇里叫真人;《庄子》里有个故事说,真人也有四种表现,或者叫做能现四种相:地文、天壤、太冲莫朕,以及未始出吾宗。在释家,也有所谓凡夫、罗汉、菩萨、佛的分别,但他们更爱谈的而且也更富哲理的,莫过于其真理观,即所谓的二谛。南朝僧人吉藏曾分二谛为四重:1、说有为俗谛,识空为真谛;2、有空皆俗,非有非空始真;3、二(有、空)与不二(非有非空)皆俗,非二非不二为真;4、以上三重皆俗,言忘虑绝最真。 这里展示的儒道释三家言论,所谈对象非一,而所用的分类方法,却彼此相同,都是四分法;在这四分法的背后,藏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认真梳理仔细分析,试述说如下。

  

  (一)

  《孟子》书中多次谈到他的圣贤观,其中尤以并提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那一次最为出名,姑名之曰"四圣说"。 这个四圣说说道,伯夷是圣之清者也。"清"就是清高。据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交,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不以自己的贤能事不肖。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认为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他更推广这种恶恶之心,望见乡人衣冠不正者,便远远离去,生怕自己被玷污。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据《孟子·万章》等,下同) 伊尹的态度则与伯夷相反。他申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所以他主张治亦进,乱亦进;曾经五就汤,五就桀,反复奔走于两大之间,以寻找最佳机会来完成自己觉后觉的历史使命。他深感,天下之民倘有未能蒙受尧舜恩泽者,就如同是自己把他们投向沟壑一样。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任"就是勇于担当,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柳下惠的性格又有不同,刚好介乎二者之间。他与伯夷不同,不羞为昏君的大臣;也与伊尹不同,不推辞无闻的小官。他在受任用时不隐讳自己的才能,必以其道行政,有"任"的风格;于受排斥后也不怨天尤人,甘心潦倒穷困,有"清"的骨气。他的信条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玷污)我哉?"就是说,他也爱惜自己的清净洁白,不与伯夷异趣;但他不担心接触污秽,又和伊尹同工。所以孟子说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就是博采众长,不偏一边。

  最高超的当然还是孔子,孟子誉之为圣之时者也。"时"本指季节,引申为变更着的情况,以及能根据情况变换对策等等。据说孔子高于上述三圣之处就在于,他并不一味地"清",亦非不择手段地"任",也不因"和"而流;而是能根据不变的道理和变化的情况,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一起,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所谓的"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就行止言);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就出处言)"。这样的态度,就叫做"时";它既不同于过去三圣的偏于一隅或偏于一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未离开三圣的清、任与中和;既不泥,又不离,集三圣于一身,所以也叫做"集大成"。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四圣的描绘,着重于他们的从政态度;四者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按时间排列的。伯夷生当商周之际,晚于伊尹整整一个朝代大约六百年的光景,却总是排在伊尹之前,便表明此中另有标准。

  这个标准,看来是逻辑标准。清高的伯夷所以会逆时间隧道而上,高踞四圣之首,显然是被孟子选为逻辑发展的起点,被认为是"正"了。史称:伯夷能让国,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却又为阻武王侵伐祖国敢于叩马进谏;及至殷灭而天下宗周,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中。这种风骨,可以指责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武王的解放战争;也可以褒奖为对宗庙社稷的眷恋和挚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两种迥然相反的评价,以其角度不同而并立同在。现在孟子誉之为清,显然是采取了后者即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这一选择,同孟子自己的政治观念息息相关,曾在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

  与"正"相对而立的是"反"。正和反,从逻辑的推演来说,并无价值上的褒贬。所谓正,是事物或认识的一面或一偏,反,则是相对的另一面或另一偏;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因此,"圣之清者"对面的反,便不一定非是污浊的小人不可,也可以是同属圣人系列的另种性格的圣人;事实是,孟子选中了"圣之任者"来作对。这两者之中,"清者"的特点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为了洁身自好,对行为对方有着严格的选择,以防自己的清白被玷污;而"任者"则相反,它的特点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自信舍我无谁,对行为对方(无论君民)拯救之唯恐不及,岂容有所挑剔!二者都是圣人,但却有着如此截然不同乃至正相对立的个性。

  我们可以命二者的任意一方为"正",另方为"反",在逻辑上均无规定也均无窒碍。现在孟子不惜颠倒时间顺序,以伯夷为正为先,伊尹为反为次,那是由于他自己更倾向于"清"的缘故;这不仅全不影响而且更有利于我们对他的四分方法的认知和分析。 任何事物或认识都有"正""反"两面,二者结合而得其全,是为"和",也叫做"中"或"合"。这种结合的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是包容正反二者而成的"亦正亦反"式,也可以是超越二者而成的"非正非反"式,乃至是亦包容亦超越二者而成的复合形式,等等。从上述柳下惠与清、任二圣的关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很生动的实例。

  就一般逻辑的意义说,和是正和反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的完结;同时且因此,和又是新的正,是新的过程的起点,它将过渡到新的反、新的和,如此循环不已,像黑格尔所演绎的那样。但在孟子这里,事情尚不如此简单。

  孟子认为,到达和或中、合,尚非过程的结束;和与正反一样,也还是相对的,也不过是旅途中的一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固执此和,和便与正、反一样,成为边见偏识。所以还得往前行进,去攀登绝对。于是便有了孔子的"时"。

  时是和之和。它与和的差别,在于能否不执着于和而又不偏离于和,从心所欲却不逾矩。譬如行与止,知道应该亦行亦止而念念不忘之,这是和;待到这种"念念"升华为无意识,无可无不可,可以行则自然行,可以止乃自然止,如花木随时序而兴,禽鸟因季节而迁那样,无须刻意为之,那便达到时的境界,无与伦比而绝其偶对了。孟子曾用智与圣以及乐队的始条理与终条理来比喻和与时的不同:和,可以视为技巧,视为智慧,它开了一个好的头,是大合奏的开始;但要想善始而善终,光有技巧与智慧便不够了,还需要力度与圣德,那便是时。 孟子的这种四分法,被作为认识的逻辑,在《孟子》书中曾以不同的材料多次演示。如: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这里出场的是三位:杨子、墨子和子莫,一位太右,一位太左,一位中而无权。三位都未免执一,未免举一而废百,因而戕贼了大道。能以驾三者而上之,既非为我,又非兼爱,能执我、兼之中而又能权的,这里虽然没有出场,但已呼之欲出了;那当然是夫子自道,是绝对者孟子!

  孟子的这种四分法,直接来源于孔子。《论语·微子》篇有一章这样说道: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发)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

  这里谈的是七位逸民,不是上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是一些逃避社会的散淡之人。有趣的是,逸民作为群体,精确地说,我们视之为群体,也并非都是一般无二的闲云野鹤,而有其左中右之分。前人于此,多已能注意到伯夷的"清"和柳下惠的"屈",以及孔子的"异於是"之分(譬如郑玄《论语注》有云:"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但似绝少有谁注意到这里亦作四重分别者。其实孔子于夷齐、惠连以及"我"这三层之间,还穿插有"隐居放言,身中清,发中权"的虞仲、夷逸一层。尽管虞仲、夷逸的身世和业迹已难确知,但从《论语》的行文以及孔子这十个字的评介中,我们可以推知,二位当属夷齐、惠连之间的人物,因为他们既隐居却又放言,能中清又能中权,具有明显的中和色彩。至于"异於是"的孔子,当然不止是异於夷齐、惠连而已矣,实在是连虞仲、夷逸也一齐异过去,而高居逻辑之顶的。这样,在这里,我们便找到了孟子四圣说的方法论渊源。虽然柳下惠的位置,在圣者中与在逸民中有点两样,但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只是评价的不同,并非方法之有异;本是无伤大雅的。

  

  (二)

  四分法在《庄子》中,也所在多有;一个最出色的例子,见于内篇《应帝王》: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 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於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斋),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太冲莫胜(朕)。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饲)豕如食人。於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这是一则很美妙的故事,一则哲学故事。真人壶子居然可以表现出四种相,令人莫测高深,虽神巫亦因之丧魂落魄,望风披靡。简单说来 ,其第一种相叫做"地文",是一种静止不动之相,有如止水一样,整个生机都闭塞起来。第二种相叫做"天壤",是一种运动不止之相,有如流水一样,呈现活泼泼的生机。第三种相叫做"太冲莫朕",是一种动静冲和之相,有如漩涡之水一样,没有固定的朕兆。最后一相叫做"未始出吾宗",一切都深藏不露,无所示而无所滞,随机应变,不知其为谁何。

  我们看得出,庄子这里的真人四相,与孟子那里的圣人四品,其思维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也有什么不同的话,只不过四相是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四品则是由四个人来体现罢了;其正─反─和─时与静─动─冲─无的内在理路,则全无不同。

  孟子、庄子同是战国中期时代人,也同是各自学派的第二位宗师。二人的宇宙观点、政治倾向、道德标准、人生态度乃至行为作风、生活情趣,无不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乃至对立;可是二人用以认识世界说明世界的四分方法,竟如此若合符节,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设想,他们的方法都得自孔子(如上述的"逸民"分析法);也可以认为,他们的方法都来源于老子;或者是,他们各自师承于自己的宗师。

  可怪的是,在现存的《老子》书中,看不到明显的四分方法的论说或实例。这点有点麻烦。可是如果细加分辨,那么将会承认,这种方法还是在运行的,只不过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形式,以致难以捉摸罢了;一旦说穿,真相立刻大白。请看《老子》的如下名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上面《庄子》那个未始出吾宗的"宗",《孟子》那个无可无不可的"时",亦即逻辑链条的最高环节。与上面不同的是,这里的最高不是出现在最后,而是在最先;因为这里讨论的是宇宙生成问题,源头理应优先。至于所谓的"生",本有化生、派生、发生之别。这里的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说的都是化生,有如蛋之生鸡那样;蛋生为鸡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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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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