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玮 杨原:“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

——兼答周方银、王旭彤对《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37:55

进入专题: 两面结盟     大国共治     同盟理论     朝贡体系  

曹玮   杨原  

   内容提要:“两面结盟”是现有同盟政治研究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理论问题。在周方银、王旭彤评论的启发下,文章对同盟界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将同盟的判定标准严格限定为“被要求援助方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并据此重新检验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为了将对“两面结盟”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文章以“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准,将笼统的“两面结盟”现象细化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最少和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并指出,《盟国》所揭示的是导致这种特定类型“两面结盟”出现的一种机制,其本质是“大国共治”,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反映的正是这种“大国共治”模式。这种基于差异化竞争的共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较弱的零和性,是一种比分治模式更为温和的大国权力竞争模式。

   关 键 词:两面结盟  大国共治  同盟理论  朝贡体系  同盟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同时保持同盟关系?这是现有同盟理论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发表了拙文《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盟国》)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随后,周方银和王旭彤两位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于《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发表《“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再思考》)②,在批评《盟国》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见解,拓展了“两面结盟”问题的研究议程。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再思考》具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强调了并非所有的朝贡关系都是同盟关系。这提示我们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理解和判断“两面结盟”,为此需要进一步剥离朝贡关系的话语外衣,直击“同盟”的实质。二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现了更多的“两面结盟”案例。这一方面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时空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两面结盟”,有必要对其做出更为细致的分类。

   受以上两点的启发,本文将尝试进一步厘清“两面结盟”的内涵,探讨这一现象对国际政治互动模式的启发意义。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行为存在性的质疑,对同盟判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澄清。第二部分将同盟的判定标准严格限定为“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并据此重新检验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第三部分以“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准,将“两面结盟”现象划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频率最少、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共治”状态,《盟国》所揭示的产生机制同时也是“大国共治”的一般机制,这一机制导致了“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的出现。最后是结论。

  

   一、什么(不)是同盟?

  

   《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行为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由于“两面结盟”是同盟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要判断是否存在“两面结盟”,首先需要明确是否存在同盟。受《再思考》的提示,我们意识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对于“什么(不)是同盟”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模糊和混淆之处,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系的亲密友好并非同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再思考》指出,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不仅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而且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一度非常友好,两国君主去世,对方都会举行规格非常高的悼念仪式。双方的政治交往也非常频繁,从1004年至1121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相互遣使共达643次。这意味着,如果以关系的亲密友好作为同盟存在的判断标准,那么不仅这一时期北宋和高丽是同盟关系,而且北宋和辽同样也是同盟关系。这样一来,高丽与宋辽的同时结盟就不再构成“两面结盟”的困惑,而“不过是三个国家互相处于结盟状态”。③这提示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能否以两国元首的关系是否亲密、两国交往互动是否频繁,以及两国关系是否友好来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关系长期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的数据,大致从2001年开始,中俄关系分值始终保持在8.0左右(最高分为9.0),是中国与所有主要国家双边关系中分值最高、最稳定的一组。④近年来,中俄两国元首互访和互动频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配合默契,保持着高水平的战略合作。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强调“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建立军事政治同盟”。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结伴不结盟”的外交理念。⑥

   关系好不一定是同盟,关系差也不一定不是同盟。自2016年6月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关系出现重大裂痕。杜特尔特不仅公开指责美国的中东政策,称“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国家发生流血冲突和美国受到恐怖袭击威胁,其根源都是美国的干涉政策”⑦,还公开发表针对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辱骂性言论,以致美方取消了原计划在老挝万象举行的首次首脑会晤。⑧杜特尔特政府还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军⑨,结束与美军在南海的联合巡航⑩,并且下令审查2014年两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11)尽管美菲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但两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存续。美国多次声称,要“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两国间的盟友关系,“继续强化”美菲盟友关系。(12)就连杜特尔特本人也多次谈到,“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签约盟国,菲美有着牢固的同盟关系”(13),“菲律宾不打算取消或废止菲美军事同盟关系”。(14)“美菲同盟依然活跃,不必担心其是否有变化,菲律宾也无意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关系。”(15)

   可见,关系友好既不是同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换言之,盟友不等于朋友。应当承认,《盟国》在提出研究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将国际关系中的“盟友—敌人”三角关系直接类比为人际关系中的“朋友—敌人”三角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上述争议。(16)

   (二)同盟不意味着成员会为彼此无条件提供一切资源

   《再思考》指出,高丽曾遣使请求北宋赐售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等典籍,北宋拒绝了大部分请求。该文还指出,苏轼曾上书建议朝廷拒绝高丽的有关请求。《再思考》分析认为:“如果在北宋与高丽之间存在同盟关系的话,作为朝廷大臣进行这样的上奏是难以想象的。”两位学者根据其所列举的这些“种种迹象”认为:“在高丽与北宋之间,并不存在军事同盟关系。”(17)两位学者列举这些史实的意图在于,既然北宋连高丽向其索要图书这样一个请求都可以拒绝,那么北宋和高丽肯定不是同盟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一国拒绝另一国的某个请求——无论该请求是重要还是轻微——能否作为这两个国家不是同盟关系的判断标准?与这个问题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问法是:是否只要是盟友,就应无条件地同意对方的任何要求,无条件地为对方提供自己的一切资源,否则就不是盟友?

   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是对同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很多时候,国家在签订盟约时,会出于规避风险等自利性考虑,预先对自身所承担的同盟义务做出明确的限定。(18)同盟并不会对其成员承担无限责任。在现实世界中,在同盟存续状态下拒绝盟友要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亟须发展自身核力量的背景下,向苏联提出希望得到对方核技术的相关资料。1957年,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实质性技术装备援助。但是到1959年,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称“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19)苏联同时还单方面停止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政府决定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20)尽管如此,中苏同盟并未因此而彻底破裂。

   1971年,韩国为研发核武器,试图从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引进核燃料制造及再处理技术和设备,此举遭到美国的坚决阻挠,美以扣留对韩贷款和取消对韩安全保障为威胁,向韩国施加压力,同时积极游说法国和比利时中止与韩国有关核的秘密交易。(21)1972年,两国签订《韩美原子能协议》。根据协定,美国不允许韩国在发展民用核电的同时,发展独立的核燃料循环,即美国既不准韩国在未经美国许可的情况下进行铀浓缩,也不准韩国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22)在美国的一再施压下,韩国被迫于1978年终止了核计划。然而,美韩同盟一直延续至今且在不断加强。

   (三)盟国决策都是基于自利目的的理性行为

   《再思考》以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彼此寻求和提供军事援助为例,指出在类似的军事援助行动中,一国“即使派出救兵,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履行同盟义务,而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23)这里涉及在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时两个非常容易出错的问题:一是如果实际提供了军事援助,能否据此认为存在同盟关系?二是如果为他国提供援助仅是纯粹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能否据此认为不存在同盟关系?《再思考》澄清了第一个问题:存在同盟关系并非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提供军事援助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存在同盟关系。(24)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再思考》并没有给出特别明晰的回答。鉴于这个问题在实际讨论中极易出现混淆(25),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如果已知一国纯粹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对另一国实施援助,单凭这一点是否就能断定双方不存在同盟关系?与这个问题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问法是:如果两国存在同盟关系,是否其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任何军事援助行为都是基于纯粹的同盟义务而非自身利益?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与国家的其他绝大多数行为一样,国家的同盟行为也是基于自身利益计算的理性行为。国家之所以会建立同盟,不管是出于制衡威胁还是为了获得利益,都是实际的利益考量。同盟成员之间如何才能避免被牵连和被抛弃,如何才能有效地慑止同盟内外的潜在威胁,现有的主流理论几乎全都建立在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主义框架之上。(26)在无政府状态下,无论是否存在同盟,一国任何援助另一国的行为都可以而且都只能还原为自利行为。任何不符合盟国自身利益却又由同盟“义务”所规定的行为都不会是盟国的均衡策略选择。

其次,实证研究也显示,几乎不存在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同盟内援助行为。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系统考察了“国际军事冲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MID)数据库中1948年至2010年所有有美国介入的军事冲突。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62年的时间里,只有5个案例美国疑似是出于履行同盟义务才介入的。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美国的行动都是由其自身或盟友的利益所驱动,而并非出于对同盟义务的遵守。即使是那5个疑似案例,仍然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促使美国介入。不仅如此,美国还曾多次因自身利益考虑而有意回避甚至违背同盟承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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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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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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