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华: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史的生态还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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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 (进入专栏)  

  

   【摘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反思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摆脱西方“纯文学”概念的束缚,尽可能以古人的文学观念为标准来界定研究对象,并努力实现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历史还原成为较为一致的呼声。然而由于古今中西文学研究存在实用性与科学性的差异,重回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是不可行的;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亦应尽可能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容许并提倡方法的多元性,以多种方式对古代文学进行一种全息式的“生态还原”。对于上古文学史而言,由于近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上古“文学”观念更大的包容性,使得“生态还原”式的研究成为可能。这种研究应立足于文化史的宏阔视野,既要树立一个大的框架,更须进行“解剖麻雀”的微观研究。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反思;出土文献;生态还原

  

   一 当前文学史研究反思与生态还原问题

  

   屈指算来,自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1904年)至今,文学史研究已逾百年。百余年的时间虽不能算很长,但也已经历了数代人,其间有辉煌的业绩,亦有纷纭的论争。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比起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波澜还算少的,但也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处于一种较成熟的状态。恰恰相反,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正处于一个令学术界倍感焦虑的瓶颈期,各种反思和探索、争论正在发生。例如对“文学”概念、“文学自觉”问题的反思,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缺乏本土理论,以及如何提升本土文学研究理论的探索,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论争,关于进化论、唯物史观与文学史书写关系的讨论,等等;最近几年,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辑部为主发起了多次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学术论坛和会议,这一切都表明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也面临着历史的机遇。而是否能有所突破,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今日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变。国学热,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民间抑或官方的声音,都昭示着中国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阴影、找回“自我”的努力。这是当下国人最主要的思想潮流,这一潮流之下,许多领域皆表现出找回“自我”的倾向。学术界除了同样存在国学热之外[①],许多学科都在反思自己自清末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就连某些完全“西洋范儿”的学科也提出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②]。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所展现出来的反思也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古代文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反思,也表现出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国的潮流惊人的一致与合拍,大家都认识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弊病是百余年来我们受制于西方的文学概念与方法,过于强调所谓的“纯文学”,并致力于探求带有一定预设性的文学史“规律”。百余年的文学研究固然成绩斐然,而其局限也日渐凸显:以西方“纯文学”概念为准绳来评骘中国古代文学,久已饱受凿枘不合之讥,而对文学史规律的探索更不免入主出奴的成见。

  

   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致认同上述弊病的同时,寻求研究上的突破也就成为学界的共同追求。据我的管见,在此点上学界也表现出惊人的共通性,即在文学概念上努力摆脱狭隘的“纯文学”羁绊,而尽可能地以古人的文学观念(即所谓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或“文章学”的观念)为标准来界定研究对象,并努力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做出历史主义的解读或曰历史还原。近年来,在批判以往文学史研究受西方文学概念束缚的同时,提倡回归“大文学观”或“文章学”观念的呼声甚高,大有“梦回唐朝”、重新回到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上之势。回归“大文学观”是对我国固有文学传统的尊重,是解决当下文学概念与我们的传统凿枘不合的关键所在,然而是否因此就须重回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则需讨论。

  

   的确,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学研究的老传统的,谁也不能说《文心雕龙》不是文学研究,历代的诗话不是文学研究,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不是文学研究,桐城派的理论不是文学研究。然而反观旧有的文学研究传统,与当下文学研究是有质的区别的。有学者指出:

  

   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 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③]

  

   这话是极有道理的。正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所谓回归传统,不过是没有认识到古今差异的痴人说梦。由于存在古今文学研究的实用性、科学性的差异,而古文在当今已基本退出了实用的历史舞台,故而以实用为目的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恢复了。

  

   那么,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固守以往的西方理论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学术界在理论创新上的呼吁也异常强烈。如早在1995年开始筹划、1999年出版的,当今影响最大的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就已提出以“文化学视角”撰写文学史的观点,近年又提出从时间坐标和地域坐标纵、横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华文化。陈文新则提出将文学编年史的客观性、丰富性与传统文学史一以贯之的规律性结合起来的设想,由其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便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努力[④]。廖可斌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应当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因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生活、描述心灵,……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长人们的智慧,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历史与社会,理解人性与人生。因此,注重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⑤]。在研究方法上,陈洪提出以“互文性”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化血脉,并以《红楼梦》的研究付诸实践[⑥];王兆鹏以统计学的方法考察唐诗宋词;刘笑敢也以统计学的数据,对比《老子》、《诗经》与《楚辞》三者之句式、修辞及用韵情况,从而认为《老子》更接近《诗经》,其核心或曰主体文本应该产生于《诗经》的风格依然流行的年代[⑦]。

  

   无可否认,以上诸说都有其合理性,而对西方理论的合理运用也皆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对待西方理论方法的问题上,以往的倾向是一边倒地运用西方理论而否定传统的文学理论,如今又出现反驳或对抗西方理论、回归传统的主张,以宏通的视角来看,二者恐怕都有走极端的危险。即便某些西方理论有其不尽合理之处,我们在运用时也未尝不可扬长避短。如接受美学,其本身就被指摘存在“悖论”[⑧],然而当今以“××接受研究”为题的论著却纷纭鼎沸、不胜枚举,原因就在于以“接受”为视角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确前所未有,且能解决或反映某些文学史的现象和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已有的“接受”类的研究都是合理且有意义的。

  

   总之,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问题,一方面,对于古代文学的内涵无妨回归我们固有的“大文学观”,而摆脱这些年来西方文学概念的羁绊,以期更为接近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学的“实况”;另一方面,在理论方法上我们亦应拿出兼容并包的胸怀,不必画地为牢,在中、西学的方法上划定此疆彼界。方法尽可以多元,我们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真实。我想,这种历史还原应该追求一种全面的还原(虽然真正的“全面”是做不到的),类似于一种全息式的研究,我们无妨称之为文学史的“生态还原”。这仍是一种自近代以来追求科学性认知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我们无法在方法上完全回到过去,而更应该立足自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否则只能是再次自我封闭、故步自封。

  

   二  先秦文学研究界的生态还原尝试及存在的问题

  

   要做到文学史的“生态还原”殊为不易,特别是越久远的过去,留存于世的材料非常有限,还原就越加困难。新方法的产生往往与新材料的发现紧密相关[⑨]。近年来,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史(特别是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近来的出土文献就时间看主要在斯坦因等发现的六朝隋唐文献之前,其形制以简帛为主,内容上更是涵盖了《汉书·艺文志》中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所有类别。可以说是奇迹般地展现了先秦秦汉时代文献的“全貌”,虽仍不免于管中一斑之憾,但由此一斑已可约略窥见彼时文化生活及文学活动的丰富,而由之生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上古文学研究的推进与变革,必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有过“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古文献、古史及学术史、思想史等领域,李学勤提出了著名的“重写学术史”的口号。虽然文学研究对出土文献的关注实际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但也有学者提出了重写先秦文学史的想法[⑩]。其实,无论是否有新材料的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史的改写、重写是必定会不断进行的,但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则体现了学界对此意识的强烈。然而所谓文学史的重写,目前来看,正如廖名春文章中所说:“这主要不是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史料方面提出来的问题。”是基于新材料的发现,而非新理论的创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理论创新之难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人们的眼光仍囿于旧有的“文学”概念,恐怕也是一大主因。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献与文学的研究上,仍以从出土文献中抽绎出文学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王泽强《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然而上述研究本质上并未摆脱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束缚。可见虽然对百余年来的文学史研究的反思,主要是在研究对象上挣脱“纯文学”观念的羁绊,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当然,就出土文学文本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样的研究仅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史的内涵、性质与方法,或者说从根本上“重写文学史”。

  

实际上,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可以说能够让我们比任何以往的时代都更加逼近真实的文本,或曰真正回归文本。这里的“真正”回归文本,不仅是对文本的细读,更重要的是指我们现在能够非常真切地看到原始文本的原始形态。如此一来,结合传统文献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从中获知许多原来无法想象的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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