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倩: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认

————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0-08-05 17:26:41

进入专题: 章太炎   出土文献   政治场域   学术场域   实践   规训   体认   互文  

张虹倩  

   摘    要:

   通常以为, 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术保守与政治激进似构成一对矛盾体。就前者而言, 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抵制其时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然而关于章氏对甲骨的态度, “一贯否定”说和“始疑终信”说均有待商榷。晚年章氏实已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 (对释读仍表怀疑) 。此外也肯定了大部分钟鼎彝器以及宋以前的考释 (对宋以后的释读仍持怀疑) , 而对《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的文字学意义则更是予以了高度肯定, 甚至将《三体石经》提高到了与《说文解字》同等的地位。由章氏关于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 不但显示出其学术上并非简单“保守”, 也揭示出其对学术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尊重。章氏在学术场域中的严谨与政治场域中的激进均基于其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 看似矛盾, 实则互文见义, 内蕴了深层次的高度一致性。

   关键词:章太炎; 出土文献; 政治场域; 学术场域; 实践; 规训; 体认; 互文;

  

   作为中国近代最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章太炎自认“民国遗民”, 又被世人称作“民国祢衡”。他的一生跌宕起伏, 充满奇幻。在他的身上, 有着多重身份的交叠:既是革命家, 也是思想家、学者 (被鲁迅誉为“以文章排满的骁将”) 。可以说, 不论政治, 还是学术, 章太炎的成就皆是举世瞩目, 但与此同时, 也不难发现政治上的章太炎与学术上的章太炎似乎呈现出了较为迥异的面貌:政治的相对激进 (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尤是) 与学术的相对保守 (如抵制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 似成定谳) 近乎构成了一对矛盾。对此, 学人们或归因于时间迁移 (青年时期热情激昂, 晚年则趋于颓唐保守) ;或归因于思想人格的某种“分裂”。莫衷一是。

   那么, 章太炎的政治实践与学术实践是否确如惯常所以为的矛盾相悖?他对出土文献的态度又是否确为一贯的抵制与排斥, 以至于成为今人评说其“保守”的重要佐证?

   鉴此, 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以章太炎与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为切入点展开详尽细致的考察, 以期还原其真实的学术态度, 同时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加以解读, 探究其对学术场域内部以及不同场域之间运行逻辑的深刻体认, 由此对所谓的“学术保守”和“政治激进”的矛盾体予以重新认识。

  

   一关于章太炎与出土文献的争议

  

   学界普遍认为章太炎抵制出土文献, 董作宾批评章太炎奉《说文》为金科玉律, 不容以金鼎甲骨, 订正《说文》之讹误。 (1) 王力也认为:“章氏在序文 (按此指《文始·叙例》) 中排斥铜器, 就是怕人家以甲骨文与金文来批评他的初文。这种预防是徒劳的。” (1) 那么章太炎对于出土文献是否心存抵制甚至恐惧呢?

   从治学背景看, 章太炎是一位学术视野宏大, 学术胸怀甚为包容的学者。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 章太炎对西方文化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章太炎在《文始》卷二“虫”字条的案语中写道:“今言生物者谓鸟兽及人皆自曳行之虫转化, 故万物各以虫为象也。” (2) 这明显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 章太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 认识到先有语言后有文字, “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 (《訄书·订文第二十五》) (3) 章太炎提出的语源学理论更是受到西方语言学的深刻影响, 俞敏曾指出:

   章氏造《文始》, 自言读大徐所得 (《蓟汉微言》) , 夷考其渊源所自, 实出于德人牟拉 (Max Mǜller) 之《言语学讲义》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71) 。持《国故论衡》之“语言缘起说”后半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语相较, 承沿之迹宛然。 (4)

   再从对考古材料的态度看, 他曾高度肯定了考古材料的作用。早在1900年章太炎就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今日治史, 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 种界实迹, 见于洪积石层, 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5)充分肯定“见于洪积石层”者 (即考古出土材料) , 具有“足以补旧史所不逮”的重要作用。

   故无论从治学背景抑或是从看待考古材料的态度, 章太炎都不可能对出土文献极力排斥甚至心存恐惧。

   而这一推断, 也可从章太炎对于甲骨文、金文、《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等出土文献的具体态度中得到印证。

  

   二章太炎看待出土文献的真实态度

  

   (一) 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

   1. 学界的争议:“一贯否定说”与“始疑终信说”

   章太炎曾对甲骨文持怀疑态度, 此为学界所公认, 然而这种态度是否始终如一, 成为了学界争议的焦点。由此大抵滋生出两派意见:

   一是认为章氏直到晚年一直对甲骨文持否定态度, 即“一贯否定说”, 以董作宾等为代表;二是认为章太炎晚年已经接受了甲骨文, 即“始疑终信说”, 以许寿裳等为代表。其中“一贯否定说”在学界占了主导地位。

   1910年, 章太炎曾写有《理惑论》一文质疑甲骨文 (6) , 董作宾将章太炎对于甲骨文的质疑概括为四条:“ (第一) 是流传之人不可信, 因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第二是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第三是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第四是龟甲文容易作伪。” (董作宾认为:“其实, 这些理由, 都不足以证明甲骨为伪。”) 董文还以金祖同向晚年章太炎求教甲骨文而“碰了一鼻子灰”之事, 试图证明章太炎直到晚年依然极力排斥甲骨文:

   金君于所编《甲骨文辨证》上集自跋中, 记叙进谒时情形云:“予以方治殷人礼制, 乃告以甲骨文。先生蹙然者久之, 曰:‘乌乎可!研机文字之学, 《说文》其总龟也。今舍此外求, 而信真伪莫辨之物, 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得无诬乎?’” (7)

   傅杰《聆嘉声而响和》中引章门弟子姜亮夫在章太炎逝世之初的记述, 1934年章太炎与邓之诚书及同年所作之《今字解剖题词》、1935年章太炎与金祖同书及太炎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演讲等为证, 认为“章先生对甲骨文主要是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且基本上是前后一贯的, 在晚年 (1933—1936) 并不曾有大的变化” (1) 。

   与此相反, 许寿裳、王仲荦等则认为章太炎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接受甲骨文。许寿裳《章太炎传·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中说道:

   章先生晚年看见了这些创获, 亦改变前说, 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 说亦有可采处, 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 遽归道山, 连腹稿亦埋藏地下, 是多么不幸的事!②

   许寿裳虽为章门弟子, 然其提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始疑终信”却缺乏有力的文献证据, 至于所谓“惜乎此意未及写出, 遽归道山, 连腹稿亦埋藏地下”只能算是推测而无确证。不过, 许寿裳回忆晚年章太炎“对于罗振玉的著作, 说亦有可采处”涉及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 章太炎是认为罗振玉哪类著作“亦有可采处”?其二, 如董作宾所言, 章太炎早年怀疑甲骨文真实性的原因之一就是“流传之人不可信, 因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么章太炎晚年对于罗振玉为人的判断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1935年6月30日章太炎给金祖同的信恰能做出回答。章太炎在信中说:

   罗振玉者, 足下似未识其为人, 仆则素识之。原籍浙江绍兴, 生长江淮间, 与之谈论于目录、版本、金石之学, 亦有根底。……然其夜雨雷中拓片, 则伪造欺人者也。比在日本, 多造古法帖或汉唐人手迹及元明以来札牍以欺彼中好古之人, 后又转以欺中国。前数年在洛阳造一袁敞断碑, 近其徒关百益又在洛阳造一袁安碑……此乃一古董商惯作赝物以取利者。今谓之忠厚长者, 想罗之始愿亦不及此也。 (3)

   该信写于章太炎去世的前一年, 集中代表了晚年对罗振玉的态度:此处应该只是肯定罗振玉关于“目录、版本、金石之学”的著作“亦有可采处”, 并未关涉甲骨。而从信中罗列的罗振玉及其徒关百益造假的劣迹可推知, 晚年章太炎对于罗振玉的为人依旧不以为然。

   可见, 若说晚年章太炎对于甲骨文态度有所转变, 那么这并非出于对罗振玉态度的转变, 而是出于对甲骨文本身真实性的考量。王仲荦《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片段回忆为“始疑终信”说提供了另一种依据:

   现在还有人说太炎先生死顽固, 不相信甲骨文, 其实不是这样。我有一次去他家, 见他从方桌抽屉里取出二三片刻有文字的甲骨, 抚摸着说, “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 可见他并不认为甲骨文是假的, 是说有的甲骨片是假的, 对真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 (4)

   胡厚宣亦认为:“许寿裳、王仲荦二位先生, 都是太炎先生晚年最为接近的弟子, 所言当然非常可靠。” (5) 可知其同样支持“始疑终信”说。

   我们认为, 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 “一贯否定说”似过于绝对, 而“始疑终信说”也值得进一步求证。

   首先, 许寿裳、王仲荦以其亲见亲历试图证明, 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只提供了“人证”, 尚缺乏有力“物证”。

   再者, 同为章门弟子的孙至诚、姜亮夫却回忆章太炎到晚年依然极为排斥甲骨文。据《一士类稿·谈章炳麟》载, 章门弟子孙至诚曾撰有《谒余杭先生纪语》, 里面记述道, 民国廿四年 (1935) 秋, 孙至诚曾听章太炎说:“今则以今文乱群经, 以赝器校正史, 以甲骨黜许书, 以臆说诬诸子……怪诞如此, 莫可究诘。” (1) 又据《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 姜亮夫信中也回忆说“二十二年春夏之交, 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 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字”, 结果“讲稿刊布后, 先生大不悦”。 (2)

   可见, 仅依傍于“人证”, 无法有力支撑起背后的观点。要查明晚年章太炎对于甲骨文的真实态度, 还需寻找进一步文献材料作为“物证”。

   2. 晚年的关键转向:“信物疑释说”

   章太炎与金祖同诸人论甲骨文的书信, 便是我们找寻到的关键“物证”。郭沫若《甲骨文辨证序》敏锐觉察到其中的微妙转变:

   比者金君祖同得其手书四通, 其前二通均以甲骨文真伪为主题, 所见已较往年大有改进。如谓“铜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 甲骨之为物, 真伪尚不可知”, 于铜鼎已由怀疑变而为肯定, 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 此先生为学之进境也。再隔若干年, 余深信“甲骨可信为古物者什有六七”之语, 必将出于章先生之笔下矣。 (3)

   郭沫若注意到章太炎书信中有“甲骨之为物, 真伪尚不可知”的表述。实则章太炎晚年与金祖同的另两次通信中亦有类似表述。1935年6月28日章太炎致金祖同信中提到:

   甲骨文真伪且勿论, 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 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征, 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

   在之后给金祖同的信中又再次提到:

   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 所著占繇, 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 何足以补商史

可见, 晚年章太炎看待甲骨文已由绝对否认开始转向徘徊疑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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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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