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 裴孟华:超越真假:元清两代河津干涧史氏宗族的历史建构

————兼论金元以来华北宗族史研究的开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2 次 更新时间:2020-07-14 17:20

进入专题: 史氏   北方宗族   个案研究  

张俊峰   裴孟华  

摘    要:

书写祖先历史是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 宗族成员对祖先身份的表达在不同时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有不同的动机、内容和手段, 这些活动对宗族成员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对山西省干涧史氏现存的一部家谱和八座古碑进行解读, 描述史氏家族后裔数次重建祖先谱系、强化祖先认同的活动, 并探寻这种建构行为背后的逻辑。史氏不同历史时期重刊祖先墓碑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造族活动, 其中所涉及的祖先身份的书写和确认与时代形势紧密相关, 同时也呈现出与华南宗族不同的特点。通过观察这个自元代发展至今的山西宗族, 有助于跳出功能论、系谱论等既有范式来看待宗族, 对进一步开展华北宗族研究的视野、观念和方法提出思考。

关键词:史氏; 北方宗族; 个案研究;


干涧村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的河津市, 是吕梁山南麓出山口的一个村庄。这里有三条洪水沟涧, 即遮马峪、瓜峪和神峪, “干涧”名称的来历大概和这些洪水涧河的季节性有关。三峪水利开发历史久远, 正史记载, 唐贞观二十三年 (649) 就有了兴修水利设施的事例。 (1) 就水源类型及其利用方式而言, 主要包括山涧泉水 (即清水) 和洪水 (即浊水) 开发两种, 当地人称之为“清浊两用”。在以往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 研究者将此种用水方式所在区域称之为“洪灌型水利社会”或曰“沟域社会”, 是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 (2) 三峪水利开发的悠久历史、完备的用水规则和明清以来的水利冲突事件,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较多关注, 迄今已产生数篇有影响的兼具环境史、水利社会史视野的学术成果, 对于我们把握河津三峪地区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特点具有很大帮助。 (3)

2013年, 我们在河津市干涧村继续开展三峪水利社会史田野考察时, 发现了一部撰于清宣统元年的干涧村《灰坡巷史氏家谱》, 随后考察了史氏祖先墓地和墓碑。通过仔细比对族谱和墓碑内容, 发现这些资料清晰地反映了从元至清七百余年间, 史氏族人对宗族历史的多次建构过程。干涧史氏这一系列行为的动机何在, 与三峪水利资源开发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宗族在三峪水利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系列的疑问使我们对三峪水利灌区的研究兴趣从水利领域跨入宗族领域中来。 (1)

长期以来学界多有观点认为华北地区的宗族是“残缺型宗族”, (2) 甚至产生“华北无宗族”或宗族不够典型的印象。 (3) 与国内外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华南、江南、徽州等地区相比, 华北的宗族在祠堂、族产、族规等软硬件条件方面的确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便单纯就族谱数量而言, 也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 (4) 之所以如此,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围绕宗族研究所形成的案例和有影响力的著作, 大多数是围绕广东、福建、长江中下游、江西、安徽等中国南方省份展开的, 北方区域的案例极少。弗里德曼论述宗族的两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1958年) 、《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 (1966年) , 都是以华南地区的宗族为研究对象展开的。其他影响中国宗族研究的早期著作, 如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和金翼黄村的宗族、许烺光《祖荫下》的云南大理西镇, 也都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展开的研究案例。

就我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 宗族研究的重点和有影响力的成果也大多分布在南方省份。其中最有影响力者莫过于华南学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时段上集中于明清以来, 在空间以闽粤两省为中心。其代表如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等均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5) 由于宗族问题是华南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要素, 因此这种将宗族研究侧重于明清以来的学术取向便会对其他区域产生较大影响。身处华北的常建华在对宋以降南北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了明清“宗族乡约化”“宗族组织化”的理论解释, (6) 积极回应了华南研究。就此而言, 山西河津干涧村史氏宗族在金元以来的历史就颇具研究价值和个案意义。

干涧史氏是金元时代崛起的一个汉人世侯家族。 (7) 现存有清末《史氏家谱》一部和先人墓碑共计八通, 这些碑刻所涉及的祖先远至后唐, 近至元代, 先后经历了三批史氏族人的五次重立。重刊墓碑有何动机?史氏家谱是如何修撰的?元清两代史氏族人究竟如何对待自己的祖先?元人与清人的宗族观念及其实践存在着怎样的异同?这是本研究希望认真检讨的问题。

干涧村现有人口1 000余户, 4 000余人。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 史姓一直占据全村人口90%以上, 是北方地区少有的主姓村落。据史氏后裔史中元讲述, 史氏在干涧村原有四座祠堂, 分属三支三甲。三支分别居住在干涧村后巷、前巷和灰坡巷, 三个地方分别对应一甲、二甲和三甲。其中, 一甲曾有老祠堂和新祠堂两座;二甲有前巷祠堂, 三甲有灰坡巷祠堂。老祠堂有朱红大门, 挂竖式匾额, 上书蓝底黑字“将相祠”, 两旁挂宫灯, 灯罩亦有红底黑字“将相祠”。新祠堂位于村中三条胡同, 建于清末, 门上悬挂“皇朝世勋”立式匾额, 照壁上有砖雕楹联, 曰“唐元戎元元戎两代元戎功烈旧;祖俎豆宗俎豆千秋俎豆霜露新”, 横批“源远流长”。二甲前巷祠堂照壁上有“妥侑先灵”砖雕。四座祠堂尽毁于“文革”“破四旧”期间, 现仅存二甲、三甲供奉的“爷婆”轴, 即绘制于布帛之上的史氏列祖及配偶的彩绘画像。 (1) 除记忆中的祠堂外, 修于宣统元年的家谱和庄严排场的元代祖先墓地, 也是史氏后人引以为傲的遗产。史氏祖先墓地位于干涧村东北1 000米一片开阔的农田中, 背靠紫金山, 处于山前丘陵向平川过渡带。史氏族人称之为老坟, 至今仍保留着逢清明、中元等重大节日祭祀祖先的传统。

墓碑所见元清两代河津史氏立碑情况一览    


一真假并存:干涧史氏元代立碑活动考辨


《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以下简称“史迁碑”) 是史氏家族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通。乾隆《河津县志》记载:“元, 元帅史迁墓, 在干涧村, 平阳路提举学校事, 段成己撰碑。” (2) 段成己号菊轩, 稷山人, 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 其兄段克己与之并称“二妙”, 有《二妙集》传世。应该说, 稷山段氏在金元时代也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一个家族。 (1) 据该书序文所言, 金亡后段氏兄弟二人曾避居龙门山, (2) 在动荡的时局中, 得到了当地大族史家的庇护才能容身此地。正是因为这段渊源, 在史迁去世后, 才有了段菊轩署名、其侄孙段辅书丹的《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在这篇七百余字的墓碣中, 段菊轩先是赞扬史迁“首拜新朝故而忠, 散粮救民故而仁, 杀敌果毅故而勇”的品质。接着记述其事迹, 他在金元之交的混乱局面中, 挺身而出组织武装维护地方稳定, 使“一方虐解而稍酥”。后在元军统帅木华黎南下时, 他归顺新朝并“拜授镇西帅, 佩以金符”, 后来长期为蒙元军队在陕西河南的军事行动筹备粮草, 保障后勤。战争结束后作为副京兆尹田雄的下属镇守关中, 一年后疲于政事告老还乡, 七十二岁终于故里。碑碣中还提及了史迁子女的若干信息:共有四子一女, 分别担任浮山令、河津令、管河津诸军奥鲁和监河津课等职务, 女儿嫁给了平阳萧候, 可谓显赫一时。

一般来说, 墓碣铭中表彰墓主德行功绩, 记载其后人职位及事迹, 夸耀墓主人身世高贵等内容都是比较常见的, 然而此文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却耐人琢磨:“曾高尝曰:吾家东人之子, 因仕处龙门, 日月悠远, 世系遗毁。”所谓“东人之子”出自《诗经·小雅·大东》, 朱熹注曰“东人, 诸侯之人也”。虽则史氏曾高祖先姓名已不可考, 但这番话意在说明史家拥有显赫的出身和高贵的血统, 从而将史氏与寻常百姓区别开来。另外这篇墓志在行文中径直使用“曾高”一词, 并有“孝男史承庆”的表述, 完全是以史氏后人的口吻来讲这番话的。这说明墓志作者对史氏祖先历史的了解可能主要来自于墓主人史迁长子史承庆的口述, 甚至可能是史承庆执笔成文之后, 征得段菊轩本人授权后署名的。无论如何, 段氏和史氏可以说是交从甚密:不仅有段菊轩署名的墓志铭, 其侄孙段辅系泰定年间吏部侍郎, 亦为此碑撰额书丹, 并将之收入《二妙集》当中, 是为明证。

碑碣中接着记述了当时史氏尚可确定的祖先名讳及其事迹:祖父史简, 尝为故金忠翊校尉, 曾于任上“导北山水, 圃畦毓椒, 至今民赖其利”;父史真。这两位便是此时史家所能确定的真实祖先了。即使世系遗毁, 史氏一族似乎也不甚在意, 而且十分乐观, 认为后人“绳绳蛰蛰, 必昌必达”。虽然承认自己无法理清祖先世系, 但是如今为官一方的史氏并不承认祖上是平头百姓。与前文中“东人之子”相呼应, 碑铭最后再次强调:“史氏华宗, 出自鲁东, 因官居龙门之邑, 忠翊尉积留善庆, 镇西帅振起前功。”

东人之子, 史氏华宗, 因官居龙门, 这些话语构成了干涧史家最初的自我定义, 祖先史简教民导水毓椒、史迁征战四方官拜“镇西元帅”也成为了干涧史氏重要的话语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史迁碑最后的落款内容为“时泰定乙丑年九月壬戌, 曾孙史恒立石”。这对于我们判断该碑的真实性是有助益的。段菊轩《二妙集》中已收录此文, 其文集最晚于元泰定四年 (1327) 即已成书, (3)而史迁碑的立碑时间“泰定乙丑年”为1325年, 早于《二妙集》成书时间。再者, 史迁碑由“宣授奉训大夫吏部郎中段辅”书丹题额, 段辅是段菊轩的侄孙, 在当时担任吏部侍郎一职基本上也是可以确定的。 (4) 时间、内容、题额者信息都符合常理, 因此由段菊轩撰文, 段辅提额, 曾孙史恒刊立的史迁碑, 完全可以确定是元代史氏族人的行为。

相比之下, 史氏墓地和祠堂旧址现存数通所谓史氏元代甚至更早年代祖先的墓碑, 则并非全都如史迁碑一样具有真实性, 而是真假并存, 甚至有假托元代史氏族人之身份立碑之嫌。

除史迁碑外, 其余七通墓碑均历经数次重刊, 如今所见皆为20世纪90年代所立。其中有三通碑文都将最初立碑时间追溯到元代泰定乙丑年 (1325) , 并且立碑者与史迁碑一样, 似乎都是同一批元代史氏族人。这三通墓碑包括史简碑、史建堂碑和史敬思碑。其中, 史敬思碑现存史氏祠堂旧址, 另外两通则在史氏祖先墓地, 现存墓碑均是1990年由史氏后裔照原碑刊立的。 (1) 这三通碑上都记录了历次重刊的原因和过程。经过分析可以发现, 这三通墓碑并非碑文所展示的那样, 仅仅是后人的“照旧重立”, 而是经历了一个重立—再发明的过程。

先来看史简碑。史简是史迁祖父, 墓碑落款为史承庆兄弟四人, 皆为史简曾孙, 篆额书丹者为“御史中丞张养浩”。张养浩, 字希孟, 元代政治家、文学家。一般认为其首次任御史中丞一职为元文宗在位期间, 即1328至1330年。 (2) 但是在成文于延祐丁己年 (1317) 的《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中, 已有“故御史中丞张公养浩”之语, (3) 早于立碑的泰定乙丑年 (1325) , 故立碑时以“御史中丞”呼之亦有可能。且张养浩于延祐五年 (1318) 赴西安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 曾路过河津, 并写下《龙门》《过龙门》诗二首, (4) 或许正是此时与史家相识。时间、逻辑和题额者信息均符合常理, 因此史简碑的刊立也基本能确认是元代史氏族人的活动。

史建堂、史敬思两通墓碑则完全不同。史敬思碑为“大唐官居一品其救主尽忠史府君讳敬思之墓”, 史建堂碑为“大唐提督元帅曾祖史府君讳建堂之墓”。另外史敬思碑的落款是“男唐封提督元帅建堂”等, 因此可以确定, 这两座碑所指墓主人确实就是后唐名将史敬思、史建瑭父子。碑文将史建瑭写作史建堂不知何故。 (5) 查正史资料可知, 史敬思、史建瑭父子实为山西雁门 (今山西代县) 人, 是后唐李克用、李存勖部下, 二人均一生征战, 功勋卓著。史敬思于884年卒于汴州 (今河南开封) , 史建瑭于921年卒于镇州 (今河北石家庄) , 与干涧史氏毫无瓜葛。

为史建堂碑篆额书丹的是“翰林奎章儒臣刘秉忠”。刘秉忠 (1216—1274) , 字仲晦, 金国瑞州 (今辽宁绥中) 人。奎章阁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 (1329) 创建, (6) 因此碑上刘秉忠头衔是有疑问的。另外碑阳有文:“时泰定乙丑九月, 后裔浮山、河津县正堂, 承宗、承庆, 因地震碑倒, 谨照旧碑刊立”;碑阴有文:“大德丙午年, 茔立碑”, 不论是泰定乙丑 (1325) , 还是大德丙午 (1306) , 刘秉忠都早已去世多年, 是不可能为其篆额的。

此二人均是后唐人物, 生活在公元10世纪, 形成于元代的“史迁碑”中说得很明白, 所谓“世系遗毁, 曾高名讳不可考焉”, 甚至连曾高祖姓名都已无从知晓, 又怎么会平地里突然冒出两个四百年前的“祖先”出来, 甚至还有明确的世系?这是自相矛盾的。

史建堂碑阴有文:“至治二年地震碑倒, 后裔承庆、承宗照旧碑镌录品级。”史简碑也有文:“至治碑倒因地震, 谨照旧碑款式刊立。”史敬思碑也有“碑倒因地震”的表述。查至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书省宣德 (今河北宣化) 地震。 (7) 震中烈度为Ⅶ, 震级为5??, 距干涧村直线距离约为660公里。 (8) 震级既小, 距离又远, 按常理来说, 这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地震应该不会给干涧造成什么实际破坏, 地震碑倒的说法也很难让人信服。

这四通墓碑, 立碑时间均是泰定乙丑年 (1325) 九月, 除史迁碑可以确定是首次刊立外, 其余均有因至治二年地震碑倒故而重刊的叙述。通过分析可知, 史迁、史简两通墓碑确实是由元代史氏族人于泰定二年所立。史敬思、史建堂碑在墓主人身份、题额者信息、刊立人心理、重立原因上均有不合逻辑之处, 应是后人刊立, 并模仿史迁、史简两通墓碑的制式, 假托史承庆、史承宗之名进行了“再发明”, 并非是元代族人的活动。至于其形成的实际年代和过程, 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二由述而作:干涧史氏系谱的建构与确认


干涧史氏在元代的活动展示了其作为汉人世侯的实力, 然而元代国祚不到百年, 朱明王朝一统海内后, 为蒙古贵族统治效力颇多的史家难免遭到新朝的打压, 甚至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给几位曾任职地方的列祖刊立墓碑, 就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康熙版《河津县志》中模糊地提到紫金山下有“史氏墓”, (1) 乾隆版的《河津县志》中, 也仅仅记载了干涧村有个史迁墓。 (2) 至于史氏其他祖先墓则从未提及。

不过, 康熙版县志中对于干涧史氏元代及其之前祖先的事迹却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述:“史建堂, 午间里干涧村人, 唐封元帅, 史简其后裔也。简官忠翊校尉, 生子真, 真之子迁。史迁, 建堂后裔, 在元初封镇西元帅, 后入朝为相。子三, 长承庆, 浮山令;次, 承宗, 河津令, 教民开水利, 植椒树, 当日功德悉载于干涧村东北坟内蛟龙碑记;季, 用礼, 管河津诸军奥鲁。” (3) 类似的记述亦见于之后其他版本的县志当中。 (4)

然而这里提供的信息与元代史迁碑存在诸多矛盾之处。首先, “开北山水圃畦毓椒”一事是干涧史氏立足河津的一个重要话语资源, 但是元代“史迁碑”说这是史迁祖父史简的事迹, 县志中却称为其曾孙———河津令史承宗的行为。其次, 碑文中仅作为“镇西帅”的史迁, 在县志中又增加了“入朝为相”的经历, 有夸大之嫌。第三, 碑文中史迁有四子, 县志中其第四子———监河津县课的史至德未予记载。此外, 康熙版县志中对史建堂的父亲史敬思的名字和事迹也是只字不提, 这与史氏祠堂遗址赫然竖立的“史敬思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作为地方正史的县志之后经过历次修改, 又添加了新的材料以佐证、确认县志中史氏祖先事迹的各种信息。光绪《河津县志》中收录了一篇名为《史公墓旁一碑》 (5) 的碑文, 并说此碑在县北干涧村, 但在史氏墓地并无此碑, 其内容则与康熙十一年《河津县志》中的说法高度一致。从落款时间和人物看, “元至正元年, 翰林奎章儒臣, 刘秉忠撰并书”。至正元年即1341年, 而刘秉忠卒于1274年, 这篇碑文应是假托刘秉忠之名所作。开篇第一句“尝阅晋地通志, 暨龙门邑乘”, 须知河津县志创修于明隆庆四年 (1570) , 成书于万历元年 (1573) 。 (6) 可见, 最早要在明万历以后才有所谓“龙门邑乘”出现, 此文应形成于明代之后。文中出现的史氏祖先“为人卓尔不群, 致仕于唐, 遂舍其身, 庄宗感恩, 报赛维殷”。虽未具名, 但明显是指后唐大将史敬思。 (7) 事实上史敬思舍身所救之主是李克用, 并非后唐庄宗李存勖, 虽有出入, 但舍身救主这种特殊表述所指之人已十分明显。

至于其真实的创作年代和创作者, 则极有可能与乾隆以来干涧史氏的造族活动有关, 其目的正是为了应和县志中已有的说法而假托刘秉忠之名创作的。至此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史敬思、史建瑭成为干涧史氏祖先经历了一个自身改变口径—社会认可—县志收录—族人撰文立碑的过程, 最后又通过制造系谱使这两名后唐大将成为干涧史氏真正的祖先。

乾隆三十七年, 史家后裔史良恭率领族人, 以元至正二年 (1342) 的地震为理由, “重刊”了史迁之子史承庆、史承宗、史志德、史用礼等四人的墓碑。对于这次立碑活动究竟是重刊还是首次刊立, 已无从考证。

至正二年夏四月辛丑, 冀宁路平晋县 (今太原南) 确实发生过地震。震中烈度为Ⅶ, 震级为5??, 距干涧村直线距离约为300公里。五月, 中书省崞州发生地震 (今山西崞阳) 。震中烈度为Ⅵ, 震级为4??, 距干涧村直线距离约为410公里。综合来看, 河津地区只会有震感, 应不会造成破坏。

史良恭等人在一次性为四名元代祖先树立墓碑之后, 又于乾隆五十年 (1790) 做了另一件事情:将已经断裂毁坏的史简、史建堂墓碑上的内容辨认抄写, 存于祠堂。 (1) 所谓“剖碑誊录存祠”可能是史良恭等人对这几位年代更久远的史姓祖先是否与自己有血缘关系还心存疑虑, 因此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措施, 把这个难题抛给史氏后人去解决。更大的可能是以誊录为名, 行编谱之实, 目的是为了给从史敬思、史建堂等后唐人物到史简、史迁等元代人物之间创作一个看上去合乎规范的代际谱系。史建堂墓碑及其碑阴谱系的内容极有可能是于此时形成的。

嘉庆十四年 (1809) , 史焕章、史登科、史执恭等十人重施故伎, 以元代地震为由, 又“重刊”了史敬思、史建堂和史简的墓碑。有理由相信, 这是史敬思、史建堂二人墓碑首次出现在干涧史氏祖坟。这次重刊活动, 意味着史氏后人将史敬思、史建瑭正式拉入自己的谱系, 并作为干涧史氏的远祖。

嘉庆二十三年, 九年前亲身参与了刊立远祖墓碑活动的史焕章又带领族人, 以嘉庆十九年发生地震 (2) 为由, 重刊了史承庆等四名元代祖先的墓碑。至此元代有官职的祖先均已有墓碑, 其族人所认定的两位后唐远祖也已有碑, 而刻于碑阴的介于后唐和元代之间的史姓列祖则均无墓碑, 其名讳仅见于史建堂碑阴和宣统元年的史氏家谱。结合其他资料, 与碑阴史氏祖先谱系进行进行对比, 可以一窥干涧史氏祖先谱系创作者们“制造祖先”的手段。

始祖史敬思, 二世史建瑭, 都是有史可考的名人, 而且他们是真实的父子关系。在处理史建瑭后裔时, 创作者弃历史上的真实后裔不顾, 创造性地践行了一套自己的“认祖”套路。即从史料中选取一些知名人物, 再根据此人的名字, 给他“配搭”上几个兄弟, 这几个“造”出来的人的名字必须要和那位“拉”进系谱的人的名字呈现出“一代同辈”的风格。在“史建堂碑”碑阴, 创作者按这种套路创作出从三世到六世一共四代祖先。

依据这个干涧史氏的祖先谱系, 史建堂碑中墓主人从子到玄孙依次是:业儒在功, 常丞在德;侍卫指挥宏肇, 业儒宏基;弥长, 弥久, 弥远;天润, 天泽, 天爵。

其中史在德在历史上是四川人, 于唐末帝清泰二年 (935) 有记载, 时任太常丞, (3) 他的配搭是史在功。史宏肇在历史上是郑州荥泽人, 父亲史潘是一介布衣。他加入后汉禁军, 以军功升迁, 曾两次任“侍卫指挥”:征代州后授“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征邺后授“卫亲军都指挥使”, 于乾祐三年 (950) 被后汉隐帝刘承佑以谋反诛于朝堂并夷族, 有子史德统。 (4) 他的配搭是史宏基。史弥远和史天泽 (5) 作为著名历史人物, 籍贯、子女等记载在正史中都十分清晰, 毋须赘述。他们的配搭分别是史弥长、史弥久, 史天润、史天爵。

《史公墓旁一碑》的文本, 极有可能也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而后才被修于光绪五年 (1879) 的《河津县志》收录。

两座碑, 几行字, 这位未留下姓名的创作者就把来自全国各地, 分仕不同政权, 且都留名史册甚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六位史姓名人拉进了干涧史家的谱系。并且还“细心”地捏造出与他们看似是同辈的兄弟作为配搭, 可谓费尽周折, 其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给干涧史氏打通由后唐至元这个时期的谱系。

时至今日, 干涧史氏仍在延续并重复着祖先既有的传统:1990年9月, 在当地史姓书记、村长和史姓长辈带领下, 史氏族人对除史迁墓之外的全部元代和之前的史姓祖先墓碑进行了整理和重新刊刻, 并将史敬思墓碑镶嵌到干涧村中史氏祠堂旧址墙壁上。 (1)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族人说明祖先曾经享有的无上荣耀, 建构并强化干涧史氏作为两代元戎、将相之后的身份定位。这种行为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是如何来到当下, 宗族传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和延续的。


三碑谱一致:干涧《史氏家谱》的编纂逻辑


让如今的史氏后裔为之自豪的除了巍立于村边的墓碑群, 还有一部包括了二十四代祖先的《史氏家谱》。然而当我们细细翻阅这本“世系清晰”、直溯后唐的“通天谱”时, 心情却是极为复杂的。这本家谱客观上漏洞百出, 与史建堂碑阴的内容一如出一辙, 以名人为祖为宗, 同时在叙述上又小心翼翼地与碑文保持一致, 维持着共同的表述口径。

这本家谱为线装宣纸本, 扉页是“例授七品衔”史席珍所作的序, 其中说明这份家谱是在20世纪初, 由干涧村史氏后裔从迁往吉州北乡贪达村 (2) 的史氏第十五代族人处抄录的。序后记载了史家祖茔的四至和面积, 并提到史迁、史承宗两通碑的内容都曾载于县志。据其世系内容看, 干涧史氏从后唐开始, 历宋、金、元、明、清六代, 传承上千年, 有24世, 共计199人。其中后唐3世, 6人;宋3世, 9人;金2世, 6人;元4世, 35人;明5世, 53人;清6世, 90人。具体见下表:

自后唐至清, 共938年, 史氏历24世, 平均两代相隔40年。前三朝后唐、宋、金共300年, 历9世, 共21人, 平均33年一代, 每代只有不到3人;后三朝元、明、清共638年, 历15世, 共178人, 平均42年一代, 每代近12人。可以发现, 从前三朝看, 代际间隔时间相对较短, 而且每代人数十分少;从后三朝看, 代际相隔时间长, 但人数较多。就代际相隔时间来说, 这本谱也是不太符合常理的。

此谱世代清晰, 对生母、嗣子等具体关系都有详细记载, 令旁人不易辨出真假。如十一世史革裕, 注明是“后之嗣子, 海之生子”;十二世史彬, 有妻“毛氏, 袁氏, 李氏, 靳氏, 杨氏”五人, 十三世史泰, 注明是“彬之子, 张氏生”。

谱中出现的著名人物会附上官职或事迹, 如始祖史敬思, “唐朝官居一品, 其救主尽忠”, 十世史迁“元朝封镇西元帅后入朝为相”。有官职者17人, 包括“官居一品”“金刀禅师弟子, 唐朝封为元帅”“大常丞”“侍卫指挥”、“卫王矫诏宋理宗四十年”“枢密副使”“金甲神下凡为湖北总都”“京营总都”“河南刺史”“金朝官居忠翊校尉教民开北山水圃畦毓椒”“封镇西元帅后入朝为相”“浮山正堂”“河津正堂”“河津诸军奥鲁”“监河津县女课”“彰德府正堂”等。就朝代分布来看, 后唐4人, 宋5人, 金1人, 元7人, 明清则没有, 高度集中于前十二世。事实上, 从始祖到十二世, 除九世史真“受子之诰封”外, 每一世都有官员出现, 而且越往前越身居高位。另外, 没有官职的家族成员, 家谱上多会标注“廪生”“业儒”等头衔作为身份象征。据统计出现有举人1人, 业儒11人, 贡生2人, 廪生1人, 生员2人, 另有“大像寺得神力后国家大用”1人, “势家公子”1人。即:从始祖到十二世, 共40人中, 除两人外, 其余均有头衔, 其中17人有官职。

在前文的论述中笔者认为乾隆年间的史氏族人史良恭等以“剖碑誊录存祠”为借口, 把史家祖先从仅有三代往前回溯到四百年前的后唐大将史敬思, 而且还为史敬思、史建瑭二人立碑并刻上为其所作的谱系。从忠翊校尉史简往上的谱系有一个内在的“套路”, 这种套路在家谱中的前七代也毕现无遗, 除之前分析碑文时提到的“配搭”外, 还有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这些被拉进谱系的史姓名人们都在正史中有传或多次出现, 但是正史中这些人的先辈后裔在家谱和史建堂碑阴谱系中均被除名, 仅留一人。比如正史中对史建瑭的后裔有明确记载:“史匡翰, 字元辅, 雁门人也。父建瑭……其妻鲁国长公主, 即高祖之妹也……天福六年……遘疾而卒于镇, 年四十。诏赠太保……子彦容, 历宫苑使, 濮、单、宿三州刺史。” (1) “史懿, 字继美, 代郡人也……父建瑭, 显德元年春, 以抱病归朝。” (2) 其余如史天泽、史弥远等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更是如此, 自不待言。

这就造成了这些人物的真实籍贯和所仕政权五花八门, 如始祖史建瑭是雁门人, 后唐李克用部将, 四世史弘肇是河南郑州人, 后周刘知远部下, 五世史弥远是明州鄞县人, 南宋宰相。这种做法确实能够使史家祖先显得十分荣耀, 也是很常见的修谱者攀附显贵的行为。然而这位“创作者”一面为这些名人祖先们“安排”了细致的系谱, 同时却毫不在意这些历史名人的生活时空与干涧史家根本不可能存在交集的客观事实。

谱中标注的职位跟事迹十分简略, 而且一般与史实相差不远, 但吸引人的是这些头衔有很多民间通俗演义的色彩。如二世史建堂“元帅、金刀禅师弟子”, 五世史弥远“卫王矫诏宋理宗四十年”, 七世史彦魁“金甲神下凡”。先来看元帅、金刀禅师弟子史建堂的来历。史建瑭历任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仆射、澶州刺史、外衙骑军都将等职, 其实职则是长期统率骑兵并镇守一州, “元帅”虽不准确, 也勉强说得过去。而“金刀禅师弟子”, 则在改编自明代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的评书《残唐飞虎全传》中有记载:“金刀禅师赫连铎还又收了石敬瑭、王朴二人为徒”, “李存勖对白袍小将史建瑭恩赐雉尾金台拜帅”。由此看来, 家谱中“金刀禅师弟子, 唐朝封为元帅”的记述, 极有可能是出自这本由小说改编的评书中, 至于“金刀禅师弟子”, 则可能是“石敬瑭”的误传。史弥远“卫王矫诏宋理宗四十年”也有迹可循。史弥远去世后被追封为卫王;矫诏, 即指嘉定十四年宁宗崩后废赵竑而立赵昀一事;宋理宗四十年指1224年至1264年赵昀在位期间, 《宋史》中有“理宗四十年之间……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 与相始终”之语。 (3) 史弥远不论在官方叙述还是民间话语中一直都是权臣奸佞的形象, 而史氏修谱者对此却毫不介意, 径直将其纳入谱系, 甚至对于谱中“卫王矫诏宋理宗四十年”之语都不求甚解, 而将其理解为一个官职, 其他祖先的头衔甚至有了神话传说、市井说书人通俗演义的内容。

第二, 与碑阴谱系图一样, 每位名人的同辈都会有一到两个无名的业儒作为“配搭”, 而此代的名人, 其子一般不会是名人, 就一系来看, 名人会隔代出现。如三世, 在功无名, 在德有名;四世, 宏肇有名, 其父是在功, 宏基无名, 其父是在德;五世, 宏肇有名, 两个儿子都无名, 有名的弥远, 其父是宏基。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显得十分反常, 不可能是真实谱系, 而是刻意为之的。

谱中的八世到十二世是史家在河津县真正发迹的一段时期, 包括忠翊校尉史简, 镇西帅史迁, 以及史迁的四个任地方官职的儿子。这几代祖先或有官职头衔, 或是业儒廪生, 而且史迁在谱中与县志一样有“入朝为相”的记录。终元一代, 宰相共有400—600人, (1) 其中汉人130多人, 而史姓者共三人:史天泽, 中统二年到至元三年, 任右丞相;至元三年到至元六年, 任左丞相。史枢, 至元二十二年, 任左丞。史维良, 泰定三年到四年, 任参知政事;天历元年到二年, 任左丞;元统元年, 任左丞。并没有“史迁”其人。

相对比较真实的“忠翊校尉”和“镇西帅”并非高级官员, 《金史》有载:“凡武举, 泰和三年格, 上甲第一名迁忠勇校尉, 第二、第三名迁忠翊校尉”; (2) “武散官……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 下曰忠翊校尉”, (3) 是一低阶武官。元代亦无“镇西元帅”一职, 只有一条元军攻河东时, 以“镇西元帅”利诱, 并持刃威胁一位名为贾邦献的霍州进士投降的记录。 (4) 以此官职劝降一个未曾入仕的前朝儒生, 想必亦非高官显位, 元代史迁碑中“领平阳太原士卒, 藩戍关中”的表述照此看来也是避实就虚地美化墓主人了。

乾嘉时期史良恭、史焕章等人已经明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史敬思就是干涧史氏的祖先, 而且干涧史氏历史上荣耀非常。这种表达经过了长时间的流传, 到修谱时的宣统年间, 后裔已经将这种意见奉为圭臬, 进而参照墓碑后的信息试图按照相似的“套路”将谱系理顺, 并根据自己的阅历和见识为一些祖先添加了事迹和头衔。


结论与思考


本文结合墓碑、家谱和实地调查, 对干涧史氏自金元以来“制造祖先”行为和过程做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 可以进一步对开展华北宗族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 华北宗族研究要从“明清以来”转到“金元以来”, 要重视“金元”时代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于“明清以来”的意义。

与“明清以来”相比, “金元以来”对于华北宗族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以往学界对宗族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明清以来”, 但对于华北地区而言, 该区域开发时间之早、历史之长, 远非江南、华南堪与比肩。因此将“明清以来”这一华南、江南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时段复制到“华北”身上, 进行所谓“明清以来”华北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 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自“宋室南渡”后, 北方先后经历了金、元非汉族政权的统治, 对华南、江南、徽州等区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程朱理学, 在宋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北方并未有广泛传播, 取而代之的是吏学的普及。在宋金元对峙的百余年时间里, 华北区域经历了与华南等区域不同的历史过程, 因此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选择最具转折意义的“金元以来”应该是更为合适的一个时段。

华南地域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明清以后, 而华北区域则要大大早于这个时期。华北区域的宗族研究应该具有与其自身历史相吻合的时段, 而不是简单的复制、套用和比较。与华南区域相比, 金元时代的墓地、墓志、碑刻等民间文献在华北尤其是处于黄土高原的山西而言可谓俯拾皆是, 而在华南区域则可能是一碑难求的。在笔者看来, 进行华北区域宗族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差异性, 差异性只是手段,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归统一性。因此, 在华北区域的宗族研究中, 我们希望尝试将金元与明清连接起来, 做一个真正长时段的考察, 这也理应成为开展华北宗族研究的一个共识。在此基础上, 金末肇始、元代鼎盛、明代衰败, 清代崛起的汉人世侯家族研究无疑是一个极佳的研究案例。本文关注的河津干涧史氏只是其中最为普通的一个而已, 具有更大影响的河北正定史天泽家族、山东山西平遥梁瑛家族、山西曲沃靳氏家族, 对于研究者重新认识华北宗族的发展变迁及其实践过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对河津史氏宗族历史建构过程的研究也提示我们, 宗族研究必须超越“真伪之辨”, 不能仅仅拘泥于对文本史料信息的提取、分析和解读, 而应当去思考“文本何以生成、表达何种话语、实现何种目的”这样的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深入历史行动者的内心世界。

自顾颉刚提出“层累地制造古史”的观点以来, 学界对于中古士族“攀附先世, 冒名士籍”现象已多有关注。如陈寅恪曾提出李唐先世伪托陇西李氏郡望的观点。 (1) 近年来不少中古史界的新锐亦进一步从地域、士族的角度提供更多的案例。 (2) 对于宋代以来宗族庶民化过程中的攀附、冒名问题, 学界也提供了一些研究案例, 其中, 刘志伟对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系谱重构和话语建构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3) 然而, 鉴于过去对华北地区宗族所持有的宗族意识淡薄、宗族形态不典型、不完整等所谓的“偏见”, 导致现有的华北区域宗族研究中缺乏这样的案例分析。面对华北区域可能大量存在的, 如河津史氏这样的墓地、墓碑、族谱文献中明显可见的漏洞, 研究者多在进行资料辨伪工作的基础上便轻易否定了该类型资料的价值和研究意义, 嗤之以鼻。须知, 真伪之辨只是手段, 不是最终目的。唯有通过辨伪, 我们才有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 在更高的层面上探索谱系建构对于当时社会和特定人群所具有的现实政治和文化意义。

经得起推敲的文本固然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凭据。而这些经不起推敲却长期存在于民间、捏在老百姓手中, 并被奉为圭臬的民间宗族文献, 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造假的历史同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一样, 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甚至要比真实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人更有意义。本文通过对河津干涧史氏宗族自金元以来族人为祖先立碑、编谱历史的探究, 发现元人和清人对待祖先的态度是有重大转变的。在元代, 干涧史氏族人对自己的祖先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 因此元代仅有的一次立碑行为留下的史迁碑就因为其真实而得以保留至今, 未曾有过破坏。而托名元代, 实则是由乾嘉以来史氏族人伪造的元代乃至后唐祖先碑刻, 则不断地遭受破坏, 以至于清代史氏族人不得不每次都打着子虚乌有的某次“地震”毁坏的原因去不断地重塑并不靠谱的祖先历史和宗族形象。与元代人相比, 清代史氏族人显得更为大胆, 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然而, 这只是作为客体的研究者的感受而已, 并不能代表历史当事人的感受。从实践来看, 河津史氏至今所标榜的“两代元戎、将相后裔”的名气和形象, 保留至今的年节祭祀后唐、元代史氏祖先的行为, 让我们看到的是时机成熟之际, 史氏重新崛起的希望和未来。因此, 改变我们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 有可能还原一个更为贴近真实的历史过程。

第三, 要重视坟地、墓碑、神主轴等家族文献在华北宗族研究中的作用。与华南、江南、徽州区域大量存在的宗族祠堂、族谱、族产, 严密的族规和族长制度相比, 华北地区的宗族仅具备部分特征, 然此并非影响华北宗族研究的关键。就华北区域的宗族实践而言, 对祖先坟地的重视、大量刊刻的墓碑、将祠堂绘制于布帛之上的神主轴子才是华北宗族研究的重要素材。在此意义上, 华北区域的宗族体现出其独特的气质和特征。近年来笔者在对山西汾河流域、沁河流域诸多宗族个案的研究当中, 就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突出特点。在以山西省每个县域为单位, 相继整理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中就大量收录了金元以来山西各地有关家族的墓志碑刻文献。这些碑刻文献与其他文献结合在一起,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华北地区的宗族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相信随着华北各有关省份对区域碑刻、契约、家谱等等民间文献搜集、整理力度的日渐加大, 华北宗族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对此前景, 我们饱含信心和热情, 并将在“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指引下, 继续开拓中国宗族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有记载曰:“龙门……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 贞观十年筑。”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1000页。

2 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 《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3 张继莹:《山西河津三峪地区的环境变动与水利规则 (1368-1935) 》, 《东吴历史学报》2014年第32期;井黑忍:《清浊灌溉方式具有的对水环境问题的适应性---以中国山西吕梁山脉南麓的历史事例为中心》, 王睿译, 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编《当代日本中国研究 (第三辑经济·环境)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第214页。张俊峰:《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 《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4 (1) 对于干涧史氏与三峪水利的关系, 我们已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可供参考。参见张俊峰、张瑜:《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基于汾河流域若干典型案例的调查与分析》,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3卷,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27-169页。

5 (2) 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6 (3) 刘金梅:《华北地区缺乏宗族之刻板印象与文献的关系》, 《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4月第2期。

7 (4) 笔者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组织的一个以中国族谱文献整理为主题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上了解到, 单就公藏机构族谱数量而言, 浙江、江苏等省动辄以数万部计, 而山西全省只有数百部而已。

8 (5)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卜永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 (6) 参见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 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10 (7) 关于山西汉人世侯的研究, 可参见赵文坦:《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 《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4章,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霞蔚:《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 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40-150页。

11 (1) 即神主轴。采访时间:2015年10月4日;采访地点:史中元先生家中;采访对象:史中元, 67岁。

12 (2) 张其昺, 黄鹤龄:《河津县志》卷2, 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13 (1) 稷山段氏在金元时期的势力集中体现在稷山金墓的发现与研究中, 已产生了一批以考古为主, 涵盖戏曲、建筑、雕刻等领域的成果。如杨富斗:《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3年第1期;延保全:《戏养神:金代北方民间的戏曲观---山西稷山金代段氏“戏养神”砖铭论》, 《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胡冰:《山西稷山金代段氏砖雕墓建筑艺术》,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2015年等。

14 (2) 龙门山, 即今山西河津禹门口。

15 (3) 虞集:《河东段氏世德碑铭》:“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辅出其先世遗文以示。”段辅:《二妙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集部第1365册, 第2页。

16 (4) 泰定二年段辅所任官职已不可考, 但是有多份资料显示, 在泰定四年, 段辅任礼部侍郎。见虞集:《河东段氏世德碑铭》, 段辅:《二妙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365册。

17 (1) 史中元:《两代元戎故里干涧史氏纪略》, 《黄河晨报》2012年6月12日, 第14版。

18 (2) 危素:《说学斋稿》卷2《张文忠公年谱序》:“泰定间屡召皆不起, 文宗即位, 除翰林侍讲学士, 寻改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参见王光磊:《张养浩年谱》,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系, 2003年, 第28页。

19 (3)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5, 《万有文库》,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第267页。

20 (4) 张养浩:《归田类稿》卷16《过龙门》, 卷22《龙门》,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192册, 第613、626页。

21 (5) 在现存的碑文中, 以及各个版本的《河津县志》中都作“史建堂”, 而其他资料中均为“史建瑭”。在本文中则按照不同出处进行处理, 讨论碑文、县志时作“史建堂”, 其他作“史建瑭”。

22 (6) 《元史》卷31《明宗纪》, 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696页。

23 (7) 《元史》卷28《英宗纪二》, 第625页。

24 (8) 烈度、震级信息引自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远古-元》,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第161页。

25 (1) 马光远:《河津县志》卷1, 康熙十一年刻本。

26 (2) 张其昺, 黄鹤龄:《河津县志》卷2。

27 (3) 马光远:《河津县志》卷5。

28 (4) 张其昺, 黄鹤龄:《河津县志》卷7;沈千鉴, 牛述贤:《河津县志》卷7, 嘉庆十九年刻本;程象濂、杨汉章:《河津县志》卷7, 光绪五年校注本。

29 (5) 程象濂、杨汉章:《河津县志》卷12。

30 (6) 刘纬毅:《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07页。

31 (7) 史敬思的事迹在正史中有如下记载:“雁门人, 仕郡至牙校卫从武皇入汴州, 舍于上源驿, 是夕, 为汴人所攻, 敬思方大醉, 因蹶然而兴, 操弓与汴人斗, 矢不虚发, 汴人死者数百。夜分冒雨方达汴桥, 左右扶武皇决围而去。敬思后拒, 血战而殁。武皇还营, 知失敬思, 流涕久之。”《旧五代史》卷55《史建瑭传》, 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740页。另外在《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中也有记载。

32 (1) 史建堂碑后文:“乾隆庚戌, 史良恭纠族人……剖碑存祠誊录。”史简碑后文:“碑倒埋没, 乾隆庚戊史良恭纠族人……剖碑誊存祠。”

33 (2)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山西地区并未发生地震, 而次年九月二十一日 (1814年10月23日) , 平陆县发生6??级强震, 河津县有感, 但也不在受灾区域内。参见郝平:《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91页。

34 (3) 《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中》, 第645页。

35 (4) 《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第1406页。

36 (5) 史弥远 (1164-1233) , 字同叔, 中国南宋中期权臣, 孝宗时代宰相史浩之子, 明州鄞县 (今浙江宁波) 人。

37 (1) 碑文内容一些出入, 如史简碑阴:“简娶吴氏生子一, 史迁”, 将史真除名;史承庆碑于“大德壬戌年”仲春, 由“男, 史弥久;孙, 史天润”立。在家谱中史弥久是第五世, 史天润是第六世, 史承庆是十一世, 岂有祖先倒过来为后人立碑之理, 明显与家谱冲突。而且元大德年号使用时间为丁酉年 (1297) 至丁未年 (1307) , 其间并无壬戌年。史至德碑上作“志德”, 家谱中作“至德”。

38 (2) 经初步考察, 此地为原吉县太古乡, 现临汾市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

39 (1) 《旧五代史》卷88《史匡翰传》, 第1150-1152页。

40 (2) 《旧五代史》卷124《史懿传》, 第1631页。

41 (3) 《宋史》卷45《理宗纪五》, 第888页。

42 (1) 元史宰相年表问题很多, 本文中所用资料来自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3 (2) 《金史》卷52《选举志二》,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1165页。

44 (3) 《金史》卷155《百官志一》, 第1222页。

45 (4) 《金史》卷122《忠义传二》, 第2665页。

46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第1-13页。

47 (2) 参见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 《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

48 (3) 参见刘志伟:《系谱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年第4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49-162页;《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读》, 《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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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7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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