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 裴孟华:超越真假:元清两代河津干涧史氏宗族的历史建构

————兼论金元以来华北宗族史研究的开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4 17:20:50

进入专题: 史氏   北方宗族   个案研究  

张俊峰   裴孟华  

   摘    要:

   书写祖先历史是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 宗族成员对祖先身份的表达在不同时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有不同的动机、内容和手段, 这些活动对宗族成员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对山西省干涧史氏现存的一部家谱和八座古碑进行解读, 描述史氏家族后裔数次重建祖先谱系、强化祖先认同的活动, 并探寻这种建构行为背后的逻辑。史氏不同历史时期重刊祖先墓碑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造族活动, 其中所涉及的祖先身份的书写和确认与时代形势紧密相关, 同时也呈现出与华南宗族不同的特点。通过观察这个自元代发展至今的山西宗族, 有助于跳出功能论、系谱论等既有范式来看待宗族, 对进一步开展华北宗族研究的视野、观念和方法提出思考。

   关键词:史氏; 北方宗族; 个案研究;

  

   干涧村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的河津市, 是吕梁山南麓出山口的一个村庄。这里有三条洪水沟涧, 即遮马峪、瓜峪和神峪, “干涧”名称的来历大概和这些洪水涧河的季节性有关。三峪水利开发历史久远, 正史记载, 唐贞观二十三年 (649) 就有了兴修水利设施的事例。 (1) 就水源类型及其利用方式而言, 主要包括山涧泉水 (即清水) 和洪水 (即浊水) 开发两种, 当地人称之为“清浊两用”。在以往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 研究者将此种用水方式所在区域称之为“洪灌型水利社会”或曰“沟域社会”, 是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 (2) 三峪水利开发的悠久历史、完备的用水规则和明清以来的水利冲突事件,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较多关注, 迄今已产生数篇有影响的兼具环境史、水利社会史视野的学术成果, 对于我们把握河津三峪地区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特点具有很大帮助。 (3)

   2013年, 我们在河津市干涧村继续开展三峪水利社会史田野考察时, 发现了一部撰于清宣统元年的干涧村《灰坡巷史氏家谱》, 随后考察了史氏祖先墓地和墓碑。通过仔细比对族谱和墓碑内容, 发现这些资料清晰地反映了从元至清七百余年间, 史氏族人对宗族历史的多次建构过程。干涧史氏这一系列行为的动机何在, 与三峪水利资源开发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宗族在三峪水利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系列的疑问使我们对三峪水利灌区的研究兴趣从水利领域跨入宗族领域中来。 (1)

   长期以来学界多有观点认为华北地区的宗族是“残缺型宗族”, (2) 甚至产生“华北无宗族”或宗族不够典型的印象。 (3) 与国内外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华南、江南、徽州等地区相比, 华北的宗族在祠堂、族产、族规等软硬件条件方面的确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便单纯就族谱数量而言, 也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 (4) 之所以如此,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围绕宗族研究所形成的案例和有影响力的著作, 大多数是围绕广东、福建、长江中下游、江西、安徽等中国南方省份展开的, 北方区域的案例极少。弗里德曼论述宗族的两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1958年) 、《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 (1966年) , 都是以华南地区的宗族为研究对象展开的。其他影响中国宗族研究的早期著作, 如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和金翼黄村的宗族、许烺光《祖荫下》的云南大理西镇, 也都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展开的研究案例。

   就我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 宗族研究的重点和有影响力的成果也大多分布在南方省份。其中最有影响力者莫过于华南学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时段上集中于明清以来, 在空间以闽粤两省为中心。其代表如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等均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5) 由于宗族问题是华南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要素, 因此这种将宗族研究侧重于明清以来的学术取向便会对其他区域产生较大影响。身处华北的常建华在对宋以降南北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了明清“宗族乡约化”“宗族组织化”的理论解释, (6) 积极回应了华南研究。就此而言, 山西河津干涧村史氏宗族在金元以来的历史就颇具研究价值和个案意义。

   干涧史氏是金元时代崛起的一个汉人世侯家族。 (7) 现存有清末《史氏家谱》一部和先人墓碑共计八通, 这些碑刻所涉及的祖先远至后唐, 近至元代, 先后经历了三批史氏族人的五次重立。重刊墓碑有何动机?史氏家谱是如何修撰的?元清两代史氏族人究竟如何对待自己的祖先?元人与清人的宗族观念及其实践存在着怎样的异同?这是本研究希望认真检讨的问题。

   干涧村现有人口1 000余户, 4 000余人。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 史姓一直占据全村人口90%以上, 是北方地区少有的主姓村落。据史氏后裔史中元讲述, 史氏在干涧村原有四座祠堂, 分属三支三甲。三支分别居住在干涧村后巷、前巷和灰坡巷, 三个地方分别对应一甲、二甲和三甲。其中, 一甲曾有老祠堂和新祠堂两座;二甲有前巷祠堂, 三甲有灰坡巷祠堂。老祠堂有朱红大门, 挂竖式匾额, 上书蓝底黑字“将相祠”, 两旁挂宫灯, 灯罩亦有红底黑字“将相祠”。新祠堂位于村中三条胡同, 建于清末, 门上悬挂“皇朝世勋”立式匾额, 照壁上有砖雕楹联, 曰“唐元戎元元戎两代元戎功烈旧;祖俎豆宗俎豆千秋俎豆霜露新”, 横批“源远流长”。二甲前巷祠堂照壁上有“妥侑先灵”砖雕。四座祠堂尽毁于“文革”“破四旧”期间, 现仅存二甲、三甲供奉的“爷婆”轴, 即绘制于布帛之上的史氏列祖及配偶的彩绘画像。 (1) 除记忆中的祠堂外, 修于宣统元年的家谱和庄严排场的元代祖先墓地, 也是史氏后人引以为傲的遗产。史氏祖先墓地位于干涧村东北1 000米一片开阔的农田中, 背靠紫金山, 处于山前丘陵向平川过渡带。史氏族人称之为老坟, 至今仍保留着逢清明、中元等重大节日祭祀祖先的传统。

   墓碑所见元清两代河津史氏立碑情况一览    

  

  

   一真假并存:干涧史氏元代立碑活动考辨

  

   《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以下简称“史迁碑”) 是史氏家族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通。乾隆《河津县志》记载:“元, 元帅史迁墓, 在干涧村, 平阳路提举学校事, 段成己撰碑。” (2) 段成己号菊轩, 稷山人, 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 其兄段克己与之并称“二妙”, 有《二妙集》传世。应该说, 稷山段氏在金元时代也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一个家族。 (1) 据该书序文所言, 金亡后段氏兄弟二人曾避居龙门山, (2) 在动荡的时局中, 得到了当地大族史家的庇护才能容身此地。正是因为这段渊源, 在史迁去世后, 才有了段菊轩署名、其侄孙段辅书丹的《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在这篇七百余字的墓碣中, 段菊轩先是赞扬史迁“首拜新朝故而忠, 散粮救民故而仁, 杀敌果毅故而勇”的品质。接着记述其事迹, 他在金元之交的混乱局面中, 挺身而出组织武装维护地方稳定, 使“一方虐解而稍酥”。后在元军统帅木华黎南下时, 他归顺新朝并“拜授镇西帅, 佩以金符”, 后来长期为蒙元军队在陕西河南的军事行动筹备粮草, 保障后勤。战争结束后作为副京兆尹田雄的下属镇守关中, 一年后疲于政事告老还乡, 七十二岁终于故里。碑碣中还提及了史迁子女的若干信息:共有四子一女, 分别担任浮山令、河津令、管河津诸军奥鲁和监河津课等职务, 女儿嫁给了平阳萧候, 可谓显赫一时。

   一般来说, 墓碣铭中表彰墓主德行功绩, 记载其后人职位及事迹, 夸耀墓主人身世高贵等内容都是比较常见的, 然而此文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却耐人琢磨:“曾高尝曰:吾家东人之子, 因仕处龙门, 日月悠远, 世系遗毁。”所谓“东人之子”出自《诗经·小雅·大东》, 朱熹注曰“东人, 诸侯之人也”。虽则史氏曾高祖先姓名已不可考, 但这番话意在说明史家拥有显赫的出身和高贵的血统, 从而将史氏与寻常百姓区别开来。另外这篇墓志在行文中径直使用“曾高”一词, 并有“孝男史承庆”的表述, 完全是以史氏后人的口吻来讲这番话的。这说明墓志作者对史氏祖先历史的了解可能主要来自于墓主人史迁长子史承庆的口述, 甚至可能是史承庆执笔成文之后, 征得段菊轩本人授权后署名的。无论如何, 段氏和史氏可以说是交从甚密:不仅有段菊轩署名的墓志铭, 其侄孙段辅系泰定年间吏部侍郎, 亦为此碑撰额书丹, 并将之收入《二妙集》当中, 是为明证。

   碑碣中接着记述了当时史氏尚可确定的祖先名讳及其事迹:祖父史简, 尝为故金忠翊校尉, 曾于任上“导北山水, 圃畦毓椒, 至今民赖其利”;父史真。这两位便是此时史家所能确定的真实祖先了。即使世系遗毁, 史氏一族似乎也不甚在意, 而且十分乐观, 认为后人“绳绳蛰蛰, 必昌必达”。虽然承认自己无法理清祖先世系, 但是如今为官一方的史氏并不承认祖上是平头百姓。与前文中“东人之子”相呼应, 碑铭最后再次强调:“史氏华宗, 出自鲁东, 因官居龙门之邑, 忠翊尉积留善庆, 镇西帅振起前功。”

   东人之子, 史氏华宗, 因官居龙门, 这些话语构成了干涧史家最初的自我定义, 祖先史简教民导水毓椒、史迁征战四方官拜“镇西元帅”也成为了干涧史氏重要的话语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史迁碑最后的落款内容为“时泰定乙丑年九月壬戌, 曾孙史恒立石”。这对于我们判断该碑的真实性是有助益的。段菊轩《二妙集》中已收录此文, 其文集最晚于元泰定四年 (1327) 即已成书, (3)而史迁碑的立碑时间“泰定乙丑年”为1325年, 早于《二妙集》成书时间。再者, 史迁碑由“宣授奉训大夫吏部郎中段辅”书丹题额, 段辅是段菊轩的侄孙, 在当时担任吏部侍郎一职基本上也是可以确定的。 (4) 时间、内容、题额者信息都符合常理, 因此由段菊轩撰文, 段辅提额, 曾孙史恒刊立的史迁碑, 完全可以确定是元代史氏族人的行为。

   相比之下, 史氏墓地和祠堂旧址现存数通所谓史氏元代甚至更早年代祖先的墓碑, 则并非全都如史迁碑一样具有真实性, 而是真假并存, 甚至有假托元代史氏族人之身份立碑之嫌。

   除史迁碑外, 其余七通墓碑均历经数次重刊, 如今所见皆为20世纪90年代所立。其中有三通碑文都将最初立碑时间追溯到元代泰定乙丑年 (1325) , 并且立碑者与史迁碑一样, 似乎都是同一批元代史氏族人。这三通墓碑包括史简碑、史建堂碑和史敬思碑。其中, 史敬思碑现存史氏祠堂旧址, 另外两通则在史氏祖先墓地, 现存墓碑均是1990年由史氏后裔照原碑刊立的。 (1) 这三通碑上都记录了历次重刊的原因和过程。经过分析可以发现, 这三通墓碑并非碑文所展示的那样, 仅仅是后人的“照旧重立”, 而是经历了一个重立—再发明的过程。

先来看史简碑。史简是史迁祖父, 墓碑落款为史承庆兄弟四人, 皆为史简曾孙, 篆额书丹者为“御史中丞张养浩”。张养浩, 字希孟, 元代政治家、文学家。一般认为其首次任御史中丞一职为元文宗在位期间, 即1328至1330年。 (2) 但是在成文于延祐丁己年 (1317) 的《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中, 已有“故御史中丞张公养浩”之语, (3) 早于立碑的泰定乙丑年 (1325) , 故立碑时以“御史中丞”呼之亦有可能。且张养浩于延祐五年 (1318) 赴西安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 曾路过河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史氏   北方宗族   个案研究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099.html
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7年0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