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五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3 10: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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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五章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抗议日本侵华。网图


第五章 创办《救中国》周刊

  

   前注: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父亲与胡绳先生在汉口的这段长达一年时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还催生了一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刊物——《救中国》周刊。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的。

  


史啸虎

  

   1937 年 10 月的一天,何伟带了一位个子还算高、前额也很高的年轻人到大智门公益会来与父亲认识,介绍说这是胡绳。他还告诉父亲,这位胡绳同志是北平大学学哲学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气。这次组织上要求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一种刊名叫《救中国》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胡绳作为刊物总编,父亲则作为发行人。

  

   父亲在那之前也听说过胡绳,也读过胡绳写的几篇思辨性很强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学识和才气的人,但一见之下 没想到胡绳居然那么年轻。另得知中共如此信任自己并要自己与胡绳一起共同创办一份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抗日刊物,父亲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何伟说,由于经费困难,组织上(何伟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主办方只能提供很少的一些创刊启动经费,其他后续的费用希望能通过武汉各界救国会筹款予以解决。那时因参与牵头组建了武汉职员救国会,在公益会任职多年秘书和会计的父亲在汉口商界还有不少人脉,加上当时武汉各界人士抗日情绪高扬,所以对于募捐,父亲还是颇有信心。

  

   后来果然如此。在与何伟和胡绳以及大智门公益会会长余香山先生等人商量后,父亲立即以武汉各界救国会及《救中国》杂志名义在汉口商界先行募捐,效果非常好。一开始募捐的钱 就足以支付《救中国》周刊的创刊费用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过到第二年年中,随着日军逼近,武汉局势的紧张加剧,撤走的商家和市民越来越多,募捐也越来越难了。再到后来募捐不到任何钱了。面临办刊经费枯竭,父亲有时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将自己送走妻女后留下来仅有的一些积蓄也逐步花到办报中去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为何要将这份刊物起名《救中国》,父亲不很清楚,但认为也许与武汉各界救国会的名称有关,但在那个抗日救亡最紧迫的年代,父亲觉得这份公开发行刊物取名为《救中国》也挺不错,而且很切合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南京保卫战正在展开,而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的抗战局面,也很合己意。这不仅是何伟这位老朋友对他的期望,显然也是他一直想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加上还能与一位才学兼优的年轻学者胡绳进行合作,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于是父亲便无任何犹豫地一口应允下来。

  

   胡绳原名项志逖,江苏苏州人,与家在泰州的父亲也算很近的老乡了。 与父亲首次见面时,胡绳虽然年仅19 岁,比父亲约小 9 岁,但已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小有名气。3 年前,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曾以胡绳笔名,写过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教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与其有过接触。后胡绳到上海,为艾思奇和夏征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编辑的《读书生活》刊物撰稿,文笔和观点都很引人注目。刚满 18 岁的胡绳在1936 年年初还曾出版过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名为《新哲学的人生观》的书。这本书是胡绳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当时影响较大,曾几次再版。后胡绳又受聘为沙千里创办的《新学识》杂志内部编辑。这次胡绳是随着《新学识》杂志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汉口来的。

  

   这时何伟身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要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刊物应该既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的要求。 1937 年 10 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首都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久即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大多先撤至武汉办公。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士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南下西行,云集武汉,他们办报纸、编歌曲,演报剧,慰劳国军,宣传抗战,鼓舞士气,鼓励青年人参军报国。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

  

   根据资料显示,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武汉地区在 1937—1938 年大约一年之间创办和发行的报刊竟然多达

   140 余种,其中,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也有 30 余种,如李公朴的《全民》周刊、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到

   汉口后更名《抵抗》,仍是三日刊)等。但是当时由中共直接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两种:一是 1938 年 1 月 11 日,即年前才重组不久的中共长江局在汉口创刊发行的《新华日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其次就是由胡绳和父亲负责创办的《救中国》周刊。而且,《救中国》周刊创刊出版于1937年10月,不仅出版日期早于《新华日报》,也是中共建党以来在国内(根据地之外)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合法报刊。《救中国》周刊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父亲与胡绳经过仔细商量并经何伟批准,将此刊定性为时事综合性通俗刊物,初定十六开八版铅印,后经常加印成 16 页、24 页甚至还有 48 页的,面向工农兵和普通市民等一般民众阅读,周刊,即每周一期,栏目也比较多,据说还有散文和小说,篇幅较大。

  

  

作者站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14号前,背后是那株大枫杨树。摄于2018年6月初

  

   根据资料,《救中国》周刊注册的发行所就设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 14 号。其实这里也就是汉口大智门公益会的另一个门面地址,就在父亲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的附近。2018年初夏,我去武汉时曾专门到韩家巷看了一下。韩家巷是一个南北长约100多米的小街。据陪同的一位老汉口朋友介绍,因城市改造,原有的几栋2-3层小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拆掉了,门牌14号所在地已是一栋5-6层商住楼了。但是,韩家巷中段的街边还矗立有一株百年以上的老枫杨树,挂着一串串风扇叶形状的种子,青翠茂密的树叶依然焕发出生机。

  

   从遗存下的刊物看,该刊的主要作者,除胡绳和史略两人外(胡绳是主编,父亲史略是发行人,但这两人也经常写些文章),还有史枚、吴敏、徐盈、彭子冈、绿川英子和马识途等。这些人在当时也都是国内比较出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文章鼓舞了国人,也让很多中国人走上了抗战道路。

  

   比如,吴敏,也叫杨放之,后来曾任《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编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有马识途先生。这是一位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仍然健在的著名老作家。

  

   再如绿川英子,也叫长谷川照子,因嫁给一个中国留日学生刘仁而来到中国。这个被很多中国人称之为“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女人”,当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她就住在汉口的上海路 15 号。每天她步行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用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说着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广播。当年她的对日广播影响巨大,让很多日本士兵认识到侵华杀戮的罪恶性从而丧失了斗志。她能给《救中国》撰文投稿,真不简单。

  

   《救中国》从 1937 年 10 月在汉口创办到 1938 年 6 月因经费不足而暂停出刊(1938 年 9 月又迁至宜昌复刊了一期——也有资料说两期,主编仍是胡绳,史枚等也参与了编辑,周刊法定的发行人也仍然是父亲史略。但此时父亲受何伟派遣已经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去了),一共出了数十期。

  

   从历史资料看,一些当年在武汉及其附近地区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都曾提及自己阅读过甚至组织阅读过《救中国》这一刊物。而且,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即 2005 年,《救中国》周刊还曾被大陆某些现代媒体视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八大报刊之一并排名第二。其他七种上榜报刊分别为:《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生活日报》《华商报》《老百姓报》以及《抗敌导报》等。可以想见,1937 年秋在汉口出版发行的《救中国》周刊在当时对于宣传动员民众抗战起到的鼓励作用还是不小的。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刚颁行的《修正出版法》,既然是公开出版物,那么就要有人作为该刊的发行人,也就是出版物的出资人——老板,去当局的主管官署申请报批。当时汉口负责报刊注册核准事宜的主管官署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一应审批所需的资料准备齐全后,作为《救中国》周刊发行人,父亲便将自己原名史金缄更名为史略,拿上这些资料到位于汉口江汉路上的国民党省党部登记报备了。据说,国民党省党部还要将此刊的出版申请上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批。实际上,由于抗日宣传工作的急迫需要,胡绳和我父亲等不得国民党中宣部的核准批复就先斩后奏自行编辑出版《救中国》周刊了。

  

在这方面,胡绳对组织稿件早就胸有成竹,而《救中国》的印刷也就在父亲曾工作过的汉口天泰纸庄印务所印刷装订,很是便捷。所以,第一期《救中国》在何伟交办不久后的 10 月底就成功创刊并印刷、出版并发行了出去。这种速度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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