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四章

——成为职业革命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2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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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汉口男女童子军鼓乐队参加抗战游行。网图

  

   第四章 成为职业革命者

  

   前注:在那个外族入侵、炮火连天和国家危亡的时代,父亲清楚地知道何谓职业革命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将意味着什么?因为职业革命者就意味着抛弃和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个人和家庭的所有利益、情感、爱情和财产,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这方面,年轻的父亲做到了。

  

   史啸虎

  

   因七位著名的社会贤达人士,即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1936 年12月初,何伟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设法营救,谁知自己也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投入了监狱。父亲知道这一消息是黄心学到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来说的。

  

   黄心学与父亲他们也感知到了当时国内和武汉抗日活动所遇到的压力,经商议,都同意暂缓组织武汉各界救国会和读书会的活动,看看再说。之后,汉口读书会和救国会活动的规模和次数也相应减少了,即使有,也转入了地下。

  

   大约是 1937 年夏天,黄心学可能因在学校授课时或在其他场合公开宣传抗日也曾被国民政府抓了起来,但时间不长,因无其他证据,十多天后即被释放。为此,父亲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为防止出现意外,父亲将何伟临走前委托自己收藏的那张写满了不认识字符的字条从抽屉夹缝中取出烧掉了。

  

   在何伟不在汉口的那大半年时间里,父亲与黄心学、成庆生曾多次见面相聚,谈及老友何伟身陷囹圄,均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们都很惦记,但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好办法来帮助到老朋友。蓝志一那时虽然忙于汉口慈幼院授课布道工作,但在与父亲见面时,也会问到何伟的情况并祈祷上帝保佑他。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没多久,大约是8月底9月初的一天,何伟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告诉父亲说,他被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中共周恩来先生到监狱里面点名要求释放出来的。老朋友大难不死出狱回来了,真让人高兴,而且居然还是周恩来要求释放的?父亲欣喜之余也有点惊讶。

  

   那时候周恩来先生的名声很大。前一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以及年初的国共合作杭州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终于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协议,名满天下,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偶像(不过,父亲那时候还不会知道,20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先生也将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签名任命他自己为安徽省物资厅首任厅长)。

  

   老朋友有惊无险,别后重逢,父亲很是高兴,还专门叫妻子给何伟烧了几个菜,他们在家里好好地小酌庆贺了一下。何伟的回来也使得中共领导的武汉临时工委、武汉各界救国会、汉口读书会以及武汉的其他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恢复并更好地发展起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华北危机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的现状,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从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军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对日政策转变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战。

  

   “八一三”上海开战,即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之后,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中共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伟一样的共产党员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了。周恩来到南京监狱里去核对释放人员名单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

  

   何伟回汉口后,再也没有回教会学校教书,而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了(其实,何伟很可能在前一年,即1936年夏天去上海参与组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前后就可能已经辞去圣罗以女中教师的职业投身共产革命了)。

  

   刚从南京被释放回武汉那段时间,何伟忙得几乎找不到人(那时中共再次恢复组建了南方局,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委,撤销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改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父亲去他住处几次,要么人不在,要么就看见他那里高朋满座,来客常满;父亲总是见到何伟在讲话,也总是找不到可以单独与他相处谈话的时间。于是,每次去找何伟,即便见到,父亲与他最多也只是打个招呼,握手笑笑,有时就连招呼也无法打成。

  

   不过那时候,父亲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据何伟交办的工作意见,他与黄心学共同组建了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武汉抗日壁报队,父亲负责汉口地区抗日壁报的编辑、刻印和张贴工作,黄心学作为武汉抗日壁报队队长则负责武昌及汉阳地区的所有壁报。

  

   父亲负责的汉口壁报出了不少期,还组织有些救国会同仁分工编辑和刻印。父亲也曾亲自动手编辑和刻印了不少期壁报。每期壁报刻写、校对和印刷好后,父亲就组织人手到汉口各处大街上的显眼处张贴。抗日壁报的文章多是从报纸和电台上抄来的各种最新抗日消息以及父亲和其他同仁自撰的小评论。

  

   蓝志一及其所在的汉口慈幼院的年纪稍长的孤儿们也帮助做了不少壁报的分发和张贴工作。那段时间,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显眼处几乎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鼓动民众抗日的壁报或标语。由于壁报这种宣传鼓动形式不仅成本低,报道速度也快,而且还灵活机动,新闻多,信息量也大。

  

   那时的汉口,街头巷尾到处都挤满了从北方或上海、南京以及苏南或浙江一带转移或撤退来的各色人等,除了一些有经济条件和能力转移来汉的中产阶级人士外,还有很多携家带口逃难的普通难民。父亲所在的大智门公益会就经常搭棚施粥。作为公益会秘书,父亲此时除负责汉口壁报队的宣传抗日工作外,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救助难民的慈善工作。

  

   那时汉口街头经常有演说、演戏、募捐或撒传单的人群聚集。父亲他们每在街头显眼处张贴一期新的抗日壁报,下面就常常围满了阅读或观看的人群,甚至还有人现场大声朗诵壁报的内容,赢得一片叫好声。由此可见,壁报这种宣传抗日的方式确实很有力量,在当时也很能起到鼓动人心的作用。这里面就有父亲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同样是贴在墙上做宣传的一种方式,但是壁报与后来的所谓大字报还是有所不同。所谓壁报不是直接书写在墙上或白纸上的墙报或大字报,就是一种由团体而非个人落款和自行刻印的并分贴于街头墙壁显著处的手工油墨印刷的纸质宣传品。壁报幅面一般是8开纸大小,其钢板刻写和滚筒印刷都很正规,没有较高的书法功底者是很难在有着纵横交错且纹路细密的钢板上刻写出笔力匀称的好字来的。

  

   父亲自小上的私塾,后读中学,又做账多年,能写一手十分漂亮挺拔的柳体小楷,刻起钢板来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那段时间,父亲作为汉口壁报队负责人,少不了亲自动手刻印壁报,而且也不会少,对汉口抗日热潮的兴起显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但遗憾的是,像这类手工印刷品很难作为文物保存和流传下来。第二年年底,父亲在随县大洪山创办的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也大多是他用钢板和蜡纸亲手刻印的,印出来的报纸字迹工整清晰,版面设计整齐漂亮,显然得益于他以前在汉口办抗日壁报时积累的经验。

  

   当年的抗日壁报的版面分有标题和文章,有竖排也有横排,有时还刻有版画类图画等,那味道有点像报纸,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办壁报工作量不小,没有几个人分工去做编辑、版面设计和刻印以及分发张贴的事儿是办不起来的。当时,壁报在抗战气氛浓厚的武汉地区知识界和文化界很时兴。武汉各界救国会和抗日团体宣传抗日就常用壁报这种形式。

  

   在与胡绳先生创办《救中国》周刊之前,除了办抗日壁报和救助难民,父亲那时候还干了一件事情值得一说。据父亲回忆,那时他还以职业界救国会理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会楼上的一个小礼堂里,负责组织过一个名叫“晓鸣”的业余歌剧社团,帮他们排练些合唱和抗日小剧目之类的节目。父亲不仅组织过这个歌剧社上街去作抗日宣传,在汉口的一家大剧场(不知是不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口新市场?)还正式演出过话剧和合唱。

  

   父亲说,这个歌剧社大部分成员是从上海流亡到武汉来的爱好音乐的年轻学生。虽说是业余的,但里面一些人演奏小提琴和手风琴的水平很不错,而且团体精神和组织纪律性都很高。父亲回忆说,他帮助排演的那些小剧目的名称很多,具体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动民众抗日的。虽说自己五音不全,不会唱歌或演戏,但能有机会组织这些比他还要年轻且懂音乐的年轻人用音乐和话剧去宣传抗日,他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并有成就感的。

  

   因对父亲的这段在汉口组织过业余剧团的历史很感兴趣,我于是便上网有针对性地检索查阅了一下,发现政协中山市网上有一篇介绍戏曲名家郑桦的短文居然说到了一个名叫“晓明”的汉口业余剧社。这个业余剧社名字与父亲提及的“晓鸣”业余歌剧社仅有一字之差,但读音却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晓明”业余剧社1937-1938年期间恰好也在汉口。

  

   政协中山市网上说:这位郑桦先生1918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广肇义学读书。15 岁开始做工,先后当过洋行学徒、英文报馆排字工、海关水手、小学教员、打字员等,同时自学小提琴。1935 年在汉口参加业余‘晓明’歌剧社,任小提琴手。1937年在汉口‘大地’剧社演出话剧《回春之曲》中担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聂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参加‘七七’少年剧团,任合唱指挥。1938 年参加汉口市青年抗敌协会流动宣传队,任合唱指挥兼话剧导演”,等等。

  

   根据这篇短文介绍,郑桦先生有关那个剧社的说法有很多与父亲的回忆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个“晓明”歌剧社和父亲回忆中所写的“晓鸣”歌剧社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字,一个是“明”,一个“鸣”。这两个词读音一样,含义也近似。前者是说早晨天亮了,人们该起来了;后者则是说早晨鸡叫了,人们也该起来了。

  

因此,如果郑桦先生的回忆是对的,那么父亲写的“晓鸣”可能就是“晓明”之误。当然,也许父亲记忆得并没错,只是偶然写错了。据父亲回忆,他只是在1937— 1938年之间曾组织这个剧社排练并上演过一些有关抗日的节目和活动,而这个业余剧社本身则在两年前的 1935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个有关组织晓明业余剧社排练并演出抗日节目的插曲也算得上不谙音律的父亲在武汉投身抗日事业时期发生的一段佳话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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