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3 14: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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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历史虚无主义在新中国兴风作浪,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情况。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屡遭批驳,声名狼藉,但一直没有归于沉寂,仍不时掀起波澜,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绝非偶然,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从世情的变化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谷。西方世界因“不战而胜”而洋洋自得,有人甚至抛出“历史终结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树大招风。基于国体与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实施“西化”战略,企图使中国改旗易帜,上演“和平演变”这一幕。中国坚定不移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改变了旧的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西方势力心有不甘,以致冷战思维抬头,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蓄意给中国制造麻烦,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渗透、在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

   从国情的变化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思想文化产生交流碰撞。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国内逐渐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随之伴生出其他显着变化,例如“80后”、“90后”年轻人主要在体制外就业,宣传思想工作对他(她)们的覆盖与影响相对有限。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增强,用一元化指导思想统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难度增大。随着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微信、微博等迅速普及。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一些新特点,诸如可以第一时间发声,信息传播异常迅疾;新媒体也是自媒体,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发声,且身份隐秘;网友可以实时互动,围绕同一个话题各抒己见。这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遏制噪音杂音的难度。

   从党情的变化看,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即在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方面的考验),须规避“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同时党员总数及青年党员人数持续增加,管党治党的压力有增无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执政成绩出色。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客观上存在宽松软的一面,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以致在某些地方或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和“家族式腐败”。有人欲借此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但又不敢公然否定写入宪法、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于是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含沙射影转弯抹角地攻击和否定党的领导。而有些官员面对错误言论态度暧昧,不当战士当绅士,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反击不力。

   概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度不会改变,世情、国情、党情还会继续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会存在甚至增加。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将是长期的。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特征总体上并无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谈论话题看,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其特点是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相关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把原本轮廓清晰、主线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

   (二)从人员构成看,谈论者大多是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即便属于学术界,也以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居多。在谈及历史时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通常不会讲出那些不靠谱不着调的话。

   (三)从言论实质看,表面上在谈论历史,实际上关注的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纯属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其形式以短论、杂谈居多,而不是正规的论文或专着,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几乎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四)从传播途径看,起初为报刊、讲坛、沙龙,后来让位互联网,微信、微博、博客、贴吧、论坛等成为主要平台。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使一些人在言谈时无所顾忌。其相同点是言语偏激,通常语出惊人,乍一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迅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在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为近代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落为殖民地大呼遗憾,这是哪门子逻辑?还有人谈到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西方学界兴起全球史研究。这对国内的晚清史研究产生影响,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野,但仍须加以辨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愿景很诱人,但过程很曲折,代价巨大。譬如,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融入全球化是被迫、被动的,是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令人痛彻心扉的过程。从世界范围看,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可耻的贩卖黑奴勾当,乃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哪一幕不是罪恶昭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绝非单纯的文明输出,并不光彩。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过去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美化,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做了大量纠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大谈抽象的人性,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赞美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太平杂说》,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①至于“邪教”,原本是个政治概念——宗教有雅俗之别、门户之争,但没有正邪之分。历史上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也是宗教,采用秘密结社形式,在教义、社会功能上瑕瑜互见,因被官府视为威胁统治的异己力量和异端邪说,故被贬斥为“邪教”。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奉曾国藩之意编纂的《贼情汇纂》便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声称“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倘若照此定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总不能与残民以逞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坐在一条板凳上吧?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袁世凯是他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赞许袁氏“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不以为然,认为“窃国”二字用得不科学,“怎么能把国家给偷了呢”?这实在令人无语。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精辟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所谓“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有个段子被添枝加叶反复炒作,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学潮与蒋介石发生言语乃至肢体冲突,在挨了耳光后反踢蒋介石腹部,最终只是换个地方教书。某网站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光环却被无休止放大。有人甚至一本正经地发问:194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样被片面夸大。论者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事实闭口不提,却将1927年至1937年一些民族资本家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如果民国果真这么好,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难怪有人说革命是“多余”的,渲染革命的所谓“破坏性”,要“告别革命”。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吗?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清末民初的老话题,本无新意,况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历史早已给出正确答案。围绕如何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之困境,当时的知识界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方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属于补苴罅漏,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只有用教育才能将之消灭。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陶行知揶揄胡适,说他将帝国主义之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可谓一针见血。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学者在《新思潮》杂志刊文,正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显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必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历史逻辑,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为之不懈奋斗。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把祖国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为江山破碎、国蔽民穷而痛心疾首,指出欲求民族之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必须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坚信“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时势逼出来的正确选择、首要选择,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说“告别”就可以告别的,这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再以抗日战争史为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抗战之局面。有人却大谈正面战场,轻视或无视敌后战场,无视敌后战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战场,无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属于当代史,更加敏感。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两段历史固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是前后衔接、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接续探索奋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在早期探索中,我们因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蔓延而走过弯路,经历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那样的严重曲折;同时也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外交工作也有重大建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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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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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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