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9 次 更新时间:2020-06-17 23:54

进入专题: 印太战略   全球英国   日英安全合作  

孟晓旭  

摘要: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关键词:印太战略;全球英国;日英关系;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战略与日本问题研究。

日本“印太战略”是安倍政府在 “积极和平主义” 理念下提出的旨在谋求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新战略。对外安全合作是该战略重要的构建路径, 欧洲强国特别是英国积极谋求加强该战略的侧翼。“全球英国”是英国在“脱欧”背景下提出的旨在增强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构想, 强调在印太地区发挥安全作用并重视与日本展开安全合作。在 “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 日英两国安全合作日益密切。2020年1月20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 要继续通过相关合作推进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另一方面, 正式完成“脱欧”的英国正将“全球英国”带入新阶段,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2020年1月31日的“脱欧日” 演讲中再次允诺“全球英国” 。2020年2月8日, 日英第8次外相战略对话再次确认, 两国要在安全和防卫等所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并商定尽快举行新一轮外长防长 “2+2” 对话。在大国竞争时代下, 战略交汇下持续深化的日英安全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与影响, 需予以研判。


一、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的深化

2016年8月27日, 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 (TICAD) 上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 , 谋求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目标。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对外战略, 日本“印太战略” 自提出后就强调基于“共享价值观” 展开国际安全合作, 以与美澳印间的 “安保钻石联盟” 为轴, 以与印太 “二级强国” 和“摇摆国家”间的合作为支撑, 试图构建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伴随着 “印太战略” 的演进和深化, 共享价值观的欧洲强国在日本“战略性外交” 中地位上升。2019年10月4日, 安倍在国会演说中就将英国提升至其除美国之外的 “ 印太外交 ” 的首位, 他表示: “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同时, 日本还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携手, 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努力。” 在“美国优先”和世界 “不确定” 的全球变局下, 日本不断 “提醒” 英国——印太地区的形势关系着英国的利益, 积极将英国拉入印太 “战略场” 来 “制衡” 他国以及强化秩序 “指导性联盟”。日本时任防相小野寺五典就表示: “英国在印太地区拥有权益, 也受到中国军事崛起的威胁, 有必要让其进一步了解这种实际情况。”

2016年10月2日, 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在保守党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英国”战略构想, 强调伴随着“脱欧”英国应重新定义自己, 主张英国要“超越欧洲”并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担负新角色, 目标是让英国重新获得全球身份及影响力。“全球英国”的关键词包括: 国际视野、老朋友和新盟友、支持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自由贸易等。从本质上看,“全球英国”构想立足的是国际政治权力, 目的是在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代通过“结构”和 “工具” 来保护和投射英国利益, 劝阻、慑止甚至是破除威胁, 其尤为重视对外安全输出。在“全球英国” 战略构想下, 2017年新《 英国国际防卫参与战略 》就突出强调 “国防设计的国际化 ” 理念, 提出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2019年2月, 英国国防部长加文 · 威廉姆森 ( Gavin Williamson  ) 表示, 强化防卫是英国作为一个外向型国家发挥作用的关键, 在大国竞争时代不能仅仅是保护自己的后院, “ 脱欧 ” 的英国必须抓住机遇, 建立新联盟、重燃旧联盟, 成为一个在需要时能够采取行动的国家。13 在建立在共享价值观之上的联盟总比建立在交易便利性上的联盟更持久这一安全判断下, 英国主张利用自身世界级的外交网络和遍布全球的联盟等独特优势, 使自己成为 “一条连接世界民主国家的‘隐形链条 '。”“全球英国” 构想主张作为一个外向的全球伙伴, 英国应加强在全球的外交存在及安全贡献。

日本 “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 构想都主张在国际层面发挥安全领导作用, 都注重盟友和伙伴的支持性作用, 都珍视 “民主价值观” 。由此, 日英两国战略迅速产生交汇互动, 安全合作深入发展。由于印太地区是两国战略关注的交汇区, 因此日英安全合作又呈现出浓重的印太指向。安倍就宣称, 日英关系在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及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已提升至新阶段, 为“结盟以来最密切” 。

一是高层安全互动紧密, 安全磋商级别高, 安全合作机制多。2017年8月, 英国梅首相访日并举行首脑安全会谈, 出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这是日本第二次邀请外国首脑列席该会议, 意在明确英国“准同盟国”的安全地位。期间, 梅还造访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并登上“出云号”准航母。在首脑积极的安全互动下, 日英两国还形成正式的《 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 》文件, 强调通过全面加强日英安全合作把日英关系提升至新水平。2019年1月10日, 梅首相再次访日, 两国首脑会谈宣称要 “ 锻造同盟 ” 关系。鲍里斯在刚任英国首相不久的2019年8月2日, 安倍就与其电话会谈, 双方同意特别是在安全合作领域发展 “ 密切关系 ”  。在安全对话和安全合作机制上, 日英间构建了最高级别的外长防长 “2+2” 磋商机制, 并已连续召开3 次会议, 英国成为继美澳俄法之后第五个与日本建立同级别机制的国家。日英第三次外长国长 “2+2” 会议还就制定 “ 一项关于安全与防务合作的联合行动计划 ” 达成一致, 这是日本首次与欧洲国家制订类似计划, 且内容不对外公开。此外, 两国间还有年度外相战略对话、国防部长会议, 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秘书处间的季度对话机制, 以及专门议题型安全对话机制, 如核安全对话机制、反恐对话机制以及网络安全双边磋商机制等。

二是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 并寻求共同开发防卫设备。2017年1月, 日英签署自卫队与英军互通物资的《 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 》 (ACSA) , 规定物资与服务包括演习和训练、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协调的和平与安全行动等。 英国是继美澳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此类协定的国家, 也是首个欧洲国家。日英正积极推动缔结“访问部队地位协定”(VFA)谈判, 如果成行将成为继日澳后的第二例。在防卫人员交流上, 2019年2月, 英国陆军参谋总长访问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并与陆上幕僚长会谈。2019年5月, 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参加英国“特伦顿行动” 演习。在防卫设备共同开发上, 2018年3月, 日本防卫省和英国国防部间就下一代电波传感器系统签订共同研究协议。2019年8月, 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还向日本政府提议将英国第六代战斗机“暴风”作为日本 “F-2” 战机后续机型实施共同开发。日英两国当局正在就其可能性交换意见。日英还在无人机领域探索开展合作。

三是两国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 强调塑造印太安全秩序。《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强调: “日英要加强全球合作,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确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是国际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包括印太地区 ”。2017 年, 日英外长防长“2+2”会议同意为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 , 加强两国在海洋安全保障、海上安全以及支援发展中国家能力构建方面开展合作。该会议形成的《“2+2” 会议联合声明 》进一步确认, 与伙伴合作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是互利的。2019年6月28日, 在大阪“ 二十国集团 ” 峰会期间, 日英首脑再次强调, 欢迎两国在 “印太”合作上的着实进展。在印太安全合作上, 日英两国的重点落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 突出对法治的遵守, 尤为关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安全。2017年, 日英《“2+2”会议联合声明》强调, 通过“全球英国” 和日本“积极和平主义” 来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2019 年1月10日, 日英首脑会谈, 就进一步加强印太海洋安全达成共识。会谈后发表《日英联合声明》强调通过联合军演、参加“航行自由行动”、支援地区的安全能力建设以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和辅助全球公域规则制定等来维持 “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关于东海和南海局势, 该声明表示反对任何旨在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 “单方面行动” , 包括将有争议的海域军事化。此外, 两国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演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 “全球英国” 构想提出后, 英国军舰连年开赴印太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 , 并在其后基本都参加了与日联合军演。2017年9月, 英国在南海开展 “航行自由” 行动后就与日本在南海共同举行联合军演。2018年4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英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海域首次举行联合军演。2018年12月, 日本“出云号”准航母与英美海军首次在太平洋进行三国联合军演, 演习内容包括海上控制、岛礁争夺、登陆作战等。2019年3月8日, 英国军舰“蒙特罗斯号” 抵达东京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协同操作。2019年3月14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英美海军在太平洋举行第二次三边演习, 内容以反潜战为重点。

四是共同应对朝核问题。日英宣称要齐心协力反对朝鲜危险的核政策和挑衅, “与伙伴和盟国一道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严格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努力”。2019年《日英联合声明》强调, 要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地拆除所有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及相关项目和设施。日英的联合行动主要是对朝鲜可疑的海事活动进行监视, 如涉及朝鲜船只的非法船对船的 “海上过驳”行为。英国在印太部署的军舰大多执行了对朝鲜船只的监视。2019年3月2日,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的帮助下, 英国海军“蒙特罗斯号”在东海发现朝鲜船只进行联合国制裁禁止的“海上过驳”行为。2018年5月, “萨瑟兰号”也发现并报告了悬挂巴拿马国旗与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间的“海上过驳”行为。


二、日英深化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

当前日英强化安全合作有多种动因, 包括历史、军工发展、经济收益和共同外向型体质和心理等因素。历史上, 1902至1921年间, 日英曾三次结盟。与英美保持一致还是战后日本主张的立国路线。奠定战后日本外交框架的吉田茂强调,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走过的道路要求与 “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各国一道前进” 。安倍也表示日英是“先验”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军工发展方面, 日本能够与除美国之外的欧洲军事强国合作既可以降低武器研发的成本, 还可获得更多的尖端军事技术, 摆脱单纯“对美依赖”。英国则关注两国安全合作的经济收益。英国国防部长菲利普·哈蒙德 (Philip Hammond) 表示, 与日本“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将为两国提供就业和投资方面的利益, 并降低双方国防设备的成本”。而在“脱欧”形势下, 通过安全合作促进经济合作也是英国的策略。日英都是面向全球的 “外向型国家” , 有全球性的 “开放国家利益”。两国共享价值观并与所处地区格格不入, 英国有“脱欧入球 ”的海洋国家视野, 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着距离 ; 而日本则有“脱亚入欧”的历史和心理。

特别是, 日本看重英国在印太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安全作用和影响力。英国曾经是称霸海洋的世界强国, 目前在巴林和阿曼还有军事基地, 在印度洋领有迪戈加西亚岛, 与东南亚有传统的安全合作关系, 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是《五国联防协议 》 (FPDA) 的成员, 彼此之间几乎每年都进行军事演习。英国正通过《 五国联防协议 》进一步发展和整合彼此防卫能力, 并据此可以利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供的军事设施。自文莱独立以来, 英军一直留在文莱, 并定期与东盟国家进行安全接触。在2013至2018年的五年里, 东盟成员国有近百名官员从英国国防院校毕业。目前,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等国军官都在英国学习。近年来, 英国不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 增加与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联络的人手, 增加在吉隆坡反恐中心人员, 并在新加坡成立了亚太地区的国防参谋部办公室 (BDS) 。安倍就说: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一带, 分布着英国的同盟国, 英国正在重新思考应当在这一地区发挥怎样的作用 ?” 日本通过外长防长 “2+2” 会议表示, 欢迎英国通过武装部队访问, 包括部署航母等措施加强对地区的安全参与, 欢迎英国通过《五国联防协议 》致力于地区安全。同样, 英国也重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认为其可以作为 “ 全球英国 ” 在亚太地区的有力伙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安全盟友, 还是 “印太战略” 的较早提倡者和主张构建 “ 基于规则 ” 的印太秩序的 “主导性国家” , 在地区长期经营, 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英国《2015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中有12次提到日本, 并称其为“同盟国”。英国《2018年国家能力报告》也用了近1页叙述日英安全关系。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 战略交汇下, 日英安全合作的强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印太安全上。这背后除以上诸动因外, 主要还是源于战略因素, 包括应对美国战略的调整与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追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 以及通过合作从战略上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

首先, 在应对美国战略消极的同时实现日英各自战略追求的互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特朗普时代出现消极和“不确定”作为, 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推日英在安全方面更加积极地合作。“美国优先主义”及“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等动向均让日本担忧美国的 “再平衡政策” 会倒退为减少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当前, 安倍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强调“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要求“携手区域内外的伙伴推进实际的安全合作”。受制于“战后和平体制” 的日本把能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安全合作作为路径, 或是通过“安全引入”把域外国家带入地区之中来 “借力打力”, 或是通过“安全输出” 对地区安全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进行安全能力建设与支援, 以包围和威慑安全对手。同时, 也是为了回应特朗普的“日本责任分担论” , 展示自己积极态度, 并进而反推国内“修宪”等安全议程, 实现战后安全战略转型。因此, 日本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积极推进与他国包括与英国的安全合作。日本赞赏“英国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 依然致力于皇家海军的现代化及其能力的提高”, 日本“抬捧”英国在印太安全上积极作为, 以便日本能够在与英国的安全合作中“借船出海” , 以扩大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在美国相对衰弱的时代, 作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盟国, 英国也想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持美国, 甚至帮助和引导美国重拾“全球视野 , 以更好维护彼此共同的全球利益。英国外交部门认为, 随着美国对中国关注的不断增强, 美国全球政策中的印太地区无疑将比大西洋或欧洲更重要, 并提出暂不论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政策如何, 英国都需要加倍努力研究如何在“印太”上影响未来的美国。日英派遣军舰进入南海进行所谓的 “航行自由行动” 就有配合美国“印太战略” 的目的。既是为应对美国相对缺失于全球安全, 更是在“脱欧”时代减缓自身地位的下降, 在全球层面实现英国的利益。富于战略思维的英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在印太地区找寻到新的可靠安全伙伴。于是, 英国主张“大力加强与亚洲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日本的防务、政治和外交合作” , “而日本在安全问题上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 事实上, 一旦英国正式脱离欧盟, 与日本等安全伙伴的接触是英国的最优考虑。重启 “旧盟友” 日本是英国在“全球英国” 构想下对实用主义外交的再次运用。

其次, 在世界战略重心东移下, 印太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权力格局中地位上升, 战略地位随之提升。伴随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印太已然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引擎, 并成为战略重地。据估算, 未来20年最大的增长将发生在东亚和中东之间的贸易上, 到2030年印太地区的购买力将增长8倍, 印太将产生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 是全球中产阶级的翻番的主要发生地。特别是, 到2030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到2050年,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七国集团GDP的总和。英国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 Jeremy Hunt) 就曾强调, “权力总是跟着金钱走, 不能低估它将产生的深远影响”。印太发生的权力结构变化正在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现实促使日英重新评估自己的 “世界角色” , 均对印太投入战略关注。日本率先提出“印太战略”并将之演进成 “印太构想” 。 “全球英国” 构想也逐渐加大对印太的安全承诺。2018年4月, 英国在巴林建立永久性海军基地, 将其作为印太活动的中心。 2018年10 月, 英国又宣布以印太为中心进行最大规模的外交扩展。2019年2月, 英国国防部长加文·威廉姆森 (Gavin Williamson ) 宣布英国军舰将永久驻扎在海湾地区, 以及“伊丽莎白二世” 航母的第一次行动任务将包括中东和太平洋地区。事实上, 自2016年以来, 英国首相一直使用“印太”话语,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杰里米·亨特、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Liam Fox) 等都紧随其后。 “印太”的使用就是英国决策者适应地区地缘政治现实变化的反应。而对日英而言, 印太海洋通道在安全战略上又有特殊意义。全球贸易的90% 以上发生在海上, 并其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全球贸易的主导模式。关涉日本繁荣的最基本的活动都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展开。而仅南海就占英国全球贸易的12% 。

再次, 通过安全合作从战略上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在认识到印太的重要性的同时, 日本还提出随着财富与力量分布的急剧变化, 应当探寻符合日本需要的印太秩序与原则这一重要课题。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的重要性, 重视 “实力促和平 ” , 但没有提到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由此, 日本判断美国更愿意依靠军事力量去实现利益和安全, 而不是既有国际秩序内的规则和制度等核心要素。与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不一样, 作为地区大国的日本更倾向把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制度、规则等 “ 制度性权力 ” 移植于新地缘政治地区——印太地区, 并加以强化, 以形成对己有利的环境。曾任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委员的细谷雄一就提出, “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是更广泛、更有价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基础, 鉴于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主导性大国基本上不愿意遵守自由价值观但同意维护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规则, 为获得广泛的支持, 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成为建立更稳定、更可预测的国际秩序的重点。2019年12月15日, 在第十四次亚欧联合外长会议上,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发言强调, 要“根据多边主义维持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表达日本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战略思考。强调维护 “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也是“全球英国” 的战略路径, 英国基于此主张与日本进行安全合作。2017年9月, 梅在日英商务论坛上就强调, “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 英国等可靠且志同道合的伙伴将与日本一起, 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英国《战略防务和安全审查2015》指出, 英国的区域安全的主要目标包括确保航行自由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 这也是英国外交安保精英的共识。梅首相多次表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防止这一秩序被不负责任的国家破坏是“全球英国”的关键任务之一。英国首相国家安全顾问马克·塞德威尔 (Mark Sedwill) 爵士也强调英国应加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一体系在21世纪变得更加重要”。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菲利普·琼斯 (Philip Jones) 上将指出, 对于当前英国而言, 至关重要的是重视海洋领域以及维护国际法和自由进入全球海洋公地的承诺。


三、日英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向

日英安全合作的深入也面临着挑战。一是英国在印太地区能否发挥出日本期待的安全作用存有疑问。不少主张认为, 英国海军应关注俄罗斯的威胁, 批评英国对印太作出承诺不明智, 担忧如果英国在印太持久性地部署航母及舰队等打击小组, 那么英国就没有足够的海上军事力量在欧洲应对强大的俄罗斯海军。类似观点还指出, 英国海军对福克兰群岛和波斯湾的承诺已然超荷, 完成所有任务是困难的。另一方面, 在印太地区, 英国更倾向于保持适度但却常规性的存在来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不像日本那么具有强硬的对抗性。此外, 英国国防部财政上持续存在的黑洞以及历届政府不愿缩小承诺与资源之间的差距都给“全球英国” 在包括对印太的安全输出带来不乐观的前景。2019年6月25 日, 一位学者在英国国防委员会就“英国防务与远东”作证时指出, 英国国防部可以在远东地区发挥温和但重要的作用, 包括定期维护海洋权利和自由以及与盟国和伙伴合作以提高区域能力, 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影响力已越来越受到质疑。二是由于日本仍处于和平宪法之下, 尽管其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但还没完成修宪。因此, 在军事上具有 “硬实力缺陷”的日本能否在地区安全上发挥相应的作用大打折扣, 日本对他国和地区安全的实质性贡献有限, 并不能为“全球英国” 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援。三是两国主要针对的安全对象和主要安全关注点存在差别, 影响着彼此安全合作的深入。在安全上, 日本主要关注对象是中国, 而英国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脱欧”后的英国仍然认为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认为俄罗斯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活动是其谋求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持久的军事能力的一部分。与之相反, 日本将发展对俄关系视作巩固其在远东地位的机会, 而将中国视为紧迫的安全挑战, 日本在地区的安全行为更多是应对 “中国崛起”。此外, 在日英的安全对话中, 英国不忘关注市场, 强调 “在英国离开欧盟之际, 在两国之间建立最紧密、最自由的贸易关系” , 有以安全合作为桥梁深化经济合作的意图。而对日本而言, “脱欧” 的英国对日本经济益处不大, 反而是对日本企业敲响了警钟, 日本更倾向于安全的一面。

尽管如此, 日英深化安全合作的趋向较强。日本的“印太战略” 正在深化之中, 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主张在“印太构想”上灵活运用防卫力, 推进对外安保合作。令和元年《防卫白皮书》提出根据 “印太战略”“战略地推进多元和多层次安保合作”。而英国完成“脱欧”,“全球英国” 也进入新的阶段。而从双方既有的官方表述来看, 两国继续深化安全合作的意愿比较强烈。2019年8月26日, 在比亚里茨“七国集团”会议期间, 日英首脑会谈进一步确认了两国继续发展安全关系的方针。英国鲍里斯政府也仍支持“全球英国” 在印太的安全输出, 2020年英国还会派出新型航母在印太地区展开活动。安倍也表示要“重建安保政策”和“完成地球仪外交”, 强调在令和时代加强与共享愿景的国家合作, 开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

大致来看, 未来一段时期日英安全合作有以下趋向。

一是大国竞争时代下, 日英有可能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深化拓展安全合作。《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 》报告认为, 与中俄等大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 未来冲突将横跨区域和陆海空、太空、网络空间等所有领域。日本追随美国的判断, 2018年底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建包括海陆空传统领域和太空、网络、电磁波新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 “多次元统合防卫力”, 主张积极应对作为国家间竞争一环的“灰色地带事态” 。英国也强调当前是大国相互竞争的世界, 主张通过联合作战来应对“灰色地带事态”的战斗。英国国防部的《现代化国防计划》报告也表示, 敌人和对手正在加速开发新能力, 制定新战略, 英国必须构思由陆海空、网络和太空五大领域所组成的联合部队而不是传统海陆空领域。日英都认识到新领域在竞争时代的重要性, 而且日英将大国的战略竞争认作是基于价值观的规则和秩序的竞争, 提出 “ 灰色地带事态 ” 是大国竞争中对国际秩序“改写”的新方式。英国前国防大臣的加文·威廉姆森曾说:“对手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攻击、颠覆和信息作战来挑战我们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英国把到2030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将不再是民主国家这一预期看作是对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的严峻威胁, 因为“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并驾齐驱威胁了曾经把彼此捆绑一起的民主价值观。” 日本判断“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观扩大的空间”, 认为与这“新秩序中心”崛起相伴的是新兴国家对既有秩序的“改写”。日英安全认知同途同归, 那就是加强新领域内的安全合作来应对大国竞争和维持 “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为应对中俄的挑战, 美日英及日英安全合作将继续是一项增长业务” 。目前在传统安全领域内合作略显乏力的情况下, 新领域很有可能成为日英两国下一步安全合作的新方向。日英之前的安全合作已为这个趋势奠定了前期基础。2017年《 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 》强调, 两国将促进网络空间的国际稳定框架, 建立信任措施和加强能力建设与合作;提升太空活动的透明度, 强化外层空间活动的负责任行为准则。2017年日英《“2+2”会议联合声明》强调日英合作应对外层空间的安全挑战。2017年12月, 日英签订了合作减少人造卫星碎片等宇宙垃圾的备忘录。2019年《日英联合声明》则进一步重申两国在网络空间上的合作及目标。2019年2月, 日本召开以首相辅佐官薗浦健太郎等成员构成的“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与欧洲合作的有关省厅会议” , 讨论日英在5G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月25日, 英国亚洲及太平洋事务国务大臣马克·菲尔德在英国著名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内所作的演说中指责一些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 表示已向由十几个国家构成的相关联盟表达了英国的关注, 提出要建立自由、开放、和平和安全的网络空间。

二是日英有可能在“印太战略”上提升安全合作层次。日本“印太战略” 框架有涵盖英国的可能。尽管英国不是“钻石安保联盟”的成员国, 但其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安全作用激发了日本的战略期待。英国强化《五国联防协议》等动向展示出其强化 “回归苏伊士运河以东” 战略的迹象。目前, 日本有观点提出, 考虑将英法并入到日本“印太战略”的框架中, 构建所谓“4+2”(即“美日印澳”+“英法”) 的印太安全主导架构之构想。其实, 早在萌发“印太战略”的早期专栏文章中, 安倍就有在“印太” 安全上与英国加强紧密合作的想法。安倍表示, 要邀请 “ 英国和法国卷土重来参与加强亚洲安全”, “如果他们重新出现的话, 境况会好得多 ” 。提升英国在 “ 印太战略 ” 中安全地位的想法在日本外交安保界也有一定的支持性声音。在陆上自卫队和防卫厅任职过的山下辉男就提出: “ 在 ( 四国 ) ‘安保钻石'同盟中加上英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应构建“日美澳印英”的“五国海洋同盟”。时任日本外相的河野太郎在接受《 日经亚洲评论》采访中也表示, 日本将为英法两国与美日印澳四边形成合作提供角色的机会。另一方面, 当前日本 “ 印太战略 ” 正在扩大印太安全的内涵, 从海洋安全到数字联通安全, 重视印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建设, 重视数字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因此, 日本有可能拉拢更多的国家包括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数字互联互通上加强安全合作。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 部署5G加强数据联通将加速物联网的发展和整个经济体的数字化, 具有深远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美国国务卿迈克 · 蓬佩奥在“2018年印太商务论坛”上已提出“数字联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 这也会刺激日本出台跟进举措。日本试图通过主导数据联通规则制定权来塑造印太数据流动安全, 安倍建议把日欧间达成的 “数据流动协议” 作为全球协议的黄金标准, 英国方面也表达在完成“脱欧”后单独达成相关协议的意向。安倍强调, 欧洲只要“与日本携起手来”, 就可以根据“规则” 营造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 , 这里的欧洲包括完成“脱欧”后的英国。

三是日美英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会进一步加强。首先日本有可能借助英国的亚太集体安全机制来谋求自身存在感和发挥影响力, 原驻日英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西蒙·切尔顿 (Simon Chelton) 曾指出, 日本有可能获得《五国联防协议》观察员地位。安倍多年前也表露希望加入《五国联防协议》的愿望, 提议每年与成员国举行会谈以及参加小型军事演习。其次, 伴随着英国海军在印太的频繁进出, 日英因都是美国的盟国而可能会有进一步密切的安全合作。日本因引进美国 “F-35A” 战斗机而在亚太地区设置了唯一的最终组装检查设施 (FACO) , 同时日本还是美联盟 “F-35B” 战机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整备据点 (MRO&U) 之一, 因此日本可以担当英军“F-35B” 的相关整备工作。2018年, 英国海军军舰“阿尔比恩”号还在东京以南的美国第七舰队基地进行过一个月的维护。长期以来, 驻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60% 的燃料就是由英国海军在新加坡森诺科经营的燃料库提供。日美英在印太安全合作上具有互助性, 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2019年6月, 美国发布《 未雨绸缪、伙伴关系深化、网络化区域建设 》印太战略报告, 强调加大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合作、加快盟军与美军的能力集成及深化互操作性等来应对竞争对手。2019年7月, 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上久保诚人更是立足中长期的视角, 建议日本趁势构筑“特朗普·晋三·鲍里斯” 关系, 提出将日美同盟发展成 “日美英安全同盟”, 意味着将世界排名第一位 (美国) 、第四位 (日本) 、第五位 (英国) 的海军力量联合形成“巨型海军”, 对中国进军海洋形成了强大的牵制;他还建议安倍在英国鲍里斯刚就任而美国2020 年总统选举前景尚不明朗前尽快采取行动构筑“日美英同盟”。当然, 欲言日美英三国会发展成同盟则为时过早。从历史上看, 是美国破坏了日英同盟。当前相对衰弱的美国对日英的绝对优势仍然存在, 日英安全合作是在符合美国印太安全战略议程安排下才得以发展, 何况“欧洲在亚太地区的任何努力只有在与华盛顿协调之后才会有效”。


四、结论

“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 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深化了两国间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日英在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的同时, 还在防卫能力支援与建设的名义下对印太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安全输出, 包括在第三方开展安全合作。总的看, 日英间相关安全合作对中国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首先, 不利于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一是日英通过共同研发并出售防卫设备, 正在使东亚形成新的“军工复合体” 。联合研发与生产高科技武器系统与军事设备, 不仅能将武器与设备出售给地区相关国家, 也能将军售得来的资金投入再研发与生产, 双向刺激地区走向军备竞赛。二是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和防卫合作有助于美国的盟国和伙伴间强化军事一体化, 包括武器的标准化、物资的融通性及作战的互操作性, 从而使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更加紧密和具有战斗力, 对地区的战略威慑提升, 诱发出新的安全紧张。三是在改善战后日本防卫产业 “闭门造车” 落后世界的现状、提升日本防卫实力的同时, 又使 “特殊国家” 日本产生出令地区国家担心的那种 “安全转型” 。日英两国共同研发的是“JNAAM”(Joint New Air-to-Air Missile)新型空对空导弹可以使战机战斗员在更早的阶段、更远的地方向目标发射导弹, 且命中率很高。日本拟将该导弹搭载在“F-35”战斗机上, 以提升日本的防区外进攻能力。而该能力旨展开 “对敌基地攻击”, 这既会增强日本破坏“专守防卫”的能力, 也会对地区国家产生安全威胁。

其次, 安全变量的增加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尽管日本除了坚持日美同盟外还努力与地区强国澳印等共享价值观的海洋国家建立复合安保体系来应对中国, 但日本也意识到如自己与中国在南海问题或钓鱼岛问题上发生冲突, 这些国家参与干预的制约因素太多。日本认为英国不一样, 其珍视海洋身份并是印太地区的居民国, 对南海 “航行自由行动”积极。因此, 拉拢一个不会害怕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执法者和政治安全盟友的英国站在自己这边对日本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 日英安全合作还可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提供重要支持。“印太战略”下日本在安全合作上积极与 “全球英国” 在印太海洋上不断互动强化存在感, 无疑将增强美国和地区相关国家在与中国对抗上的底气, 也会加剧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的复杂性。

再次, 存在于中国周边的“软遏制”环境因日英安全合作进一步严峻。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的旗帜下开展与日安全合作, 对英国来说是其传统的对欧洲大陆实施的 “ 战略平衡 ” 手法在印太地区的再次运用。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 日本也积极谋求新的战略平衡和权力平衡。为加强对海洋安全的重视, 日英通过强调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来将中国置于国际秩序的道德对立面进行新制衡, 而无视国际秩序变革的规律和进步前景, 有强化所谓中国是“秩序破坏者”这样的新“中国威胁论”的一面, 并进而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外部环境。

为此, 中国应审慎应对。一是认清大国竞争时代的本质, 全面发展自身实力, 以不变应万变应对各种外部安全挑战, 提升保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地区安全的硬实力; 二是缓慢推进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提升“软实力”, 在包括新领域在内的各领域增强和扩大话语权, 主导规则制定权;三是积极与日英两国包括美国展开多层次、多领域、多功能的安全对话, 加强“二轨外交 ”及防卫交流与合作, 促进彼此间安全互信, 尽量分解外部国家通过针对性的安全合作而给中国带来的 “复合型” 安全压力; 四是与印太地区的域内国家建立更加良好的安全关系, 缓释“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毕竟印太的核心力量是处于印太地区的国家自己, 而不是外部的他者。(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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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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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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